学生：不是200元吗？
教师：230元。你们要凑够人数才200元。
学生：有几个男生家里比较贫困，能否便宜点？
教师：这已经是最低价了。
学生：你便宜一点，就会多几个人要。
教师：这已经是最低价了。如果你不愿意搞，我就去给你录成绩了。你9点半的时候，给我来个电话吧。我9点半就准备走。

——上述对话发生在一所叫仰恩大学的高校，我最初还以为此对话为翻译体，诸如“搞”这些词完全是译者不愿“硬译”的结果，仰恩大学乃国外大学，因为仰恩听着跟波恩很接近。后来一查，才知道是土产福建的一所本科民办高校，Made in china。这对话细品又有点当年地下工作者向敌人买情报的调性，如《借枪》熊阔海：“（该情报）能不能便宜点。”日本人：“不行，不能便宜了，50块大洋，我马上就要走。”

仰恩大学有位英语教师，直接以“卖情报”的方式向学生宣布：“交钱不挂科”，如果不交钱，估计有三分之二学生拜关公甚至春春都没用，考卷上画把大×不及格。可能“卖情报”说法还过于文雅，这位据说已经66岁的老师更像《说唐》里四处跃马扬鞭的山大王，手握开山斧睥睨过客：“呔！此山为我开，此树是我栽，若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当然每个朝代的用语不大一样，口音各异，但这并不妨碍我想像这位满嘴外国字母的老师通话时的霸气和神采。

黄四郎感叹张牧之：霸气外露，我也不得不感叹该年过六旬英语老师的霸气，但《让子弹飞》时代没有窃听器或录音笔一类东西，否则张牧之的具体霸气早就被黄四郎收集起来，相机一网打尽了，四郎不大可能落到最后碉楼坠地下场。现在不一样，霸气的英文老师跟学生的对话被聪明的学生弄成了音频，他的山大王面目完整暴露在学生和网民面前。这段讨价还价成了“反误了卿卿性命”的证据，仰恩大学不得不挥泪斩大王，将他扫地出门。

《中国青年报》说这位山大王老师一学期带六个班，假设每班四十人，共240学生，每人200—600元，一学期就能强要到至少五、六万的“买路钱”，虽然远比不上一小段高速公路过路费，但从高校这样的环境里能抠那么大一笔钱，也着实见出该山大王的生财有道。这事儿说明了一大新趋势：某些老师，已从主动暗示学生或家长送钱送礼，变成了以“不给及格”为要挟索钱，变隐性为显性，从软到硬，手段越来越直接狠辣。

教育部门会一如既往说：这样的大学老师只是一颗老鼠屎，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这逻辑听起来实际上类似于：那些坏的东西在祖国永远是一小撮，达不到引起重视的程度，不用理会，他们不会影响高校整体教学管理水平。这是六十多年一贯的常态逻辑和用语。但我觉得，这个英语老师的肆无忌惮跟媒体披露的某些村村长、某些街道办主任敛财之道完全异曲同工。他们为什么能在那个位置上敛财？共同原因是缺乏必要监督。他们为什么能敛到财？共同原因是他们的权力尽管小，但离油水足够近，且缺乏约束。没有监督的官员会犯错，管理失位的老师同样可能贪心大起。期盼“道德感化”会让每个人成为君子，这只是一愿望而已，现实的残酷会让这种预想粉身碎骨。

以前高校腐败多出在办公司、基建、人事、招生等等领域，眼下代表“温良恭谦让”的大学专业任课教师成了权力寻租的基层操办者，尽管该山大王来源于一座民办高校，尽管他只是一名退休返聘教师，但依然应该引起足够重视。更应该重视地是：在一切向钱看环境里，怎样让一个老师产生“伸手必被捉”的敬畏感？让学校遍布录音笔毕竟不是解决之道。

谭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