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作家遭遇了“洪峰”。小的说，是一个叫洪峰的作家遭遇了“无钱乃至乞讨”的“没顶洪峰”；往大了说，作家现在居然跟乞丐划上等号，这个群体遇上生存或毁灭般课题，大“洪峰”折射时代变化与特殊群体的尴尬。

我部分认同沈阳市文化局对“洪峰事件”的解释，虽然毕业于中文系，一度跟一些作家比较近，但我从根本上对“作家”这个词没什么亲近感。在体制瓶颈下，作家就跟“双面人”一样，不少人一边拿着国家开的薪水，一边忙着自己的私事，又闲又有地位。他们或许每天都不用上班，一年都码不了几个字，忙各种各样生意。他们经常在外面放话：我才不在乎那点钱。但当国家想不发钱时，他们会马上翻脸，找出种种证据，说明自己对文坛有空前绝后的贡献。

古代孟尝君有食客三千，现代的很多作家似乎也颇享受被“豢养”的生活。在计划经济模式催生的作家培养制度下，作家的能动性隐藏起来，生存能力大幅退化。建立“专业作家”制度本意是让作家能更安心创作，创作更多佳作，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不知作协为何物”的金庸、古龙、粱羽生能奉献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字佳作；不加入作协的韩寒每年都有新作问世。专业作家呢？有些几年都无任何作品，仅靠昔日辉煌四处忽悠。

体制能“杀”人，不论这人过去怎样。体制能“惑”人，特别是对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典型文人”，这样的“豢养”迷惑性相当于鸦片。沈阳文化局有关人员的话其实还留着七分面子。反正，作为一个小说或其他文学作品看得并不少的人，我的确在这几年内没看到洪峰先生除足球外任何引人注意作品。文化局没有提到“业绩”二字，但谁都知道他们在乎的是这个。洪先生，你天天讲人家对你如何如何，为什么不谈谈拿了国家的钱，你自己又做了些什么呢？

当然，洪峰值得同情，因为家庭原因他负债累累，但这是两码事。沈阳有关部门如果承诺过你给房子什么最后没兑现，那他们该负责；同时，你给沈阳有关部门承诺过什么没兑现，你自己也要门儿清。通过“作家乞讨”的行为艺术把所有板砖都引向文化局，这招妙就妙在把自己先摆在“绝对受害者”位置上，惹人同情，但同时也反映了部分文人的通病——不负责也不愿负责。“别人千错万错，我哪有什么错”，这种逻辑本质还是建立在自认为作家“身份优越”前提之下的。沈阳文化局停了工资，洪峰就想到了让舆论干预来迫使单位“发工资”，但文化局难道不能惩罚“既不出工也很少出力”的职工？

按照洪峰的做法，所有带“作家”称号的人都可以因为家庭原因而到外地照顾家人，会不用开，班也不用上，工资一分都不能少。“照顾生病的未婚妻”，多么浪漫的原因，但这只是文人的浪漫，对一个花着纳税人钱的政府部门来说，规章制度肯定比人情更应该受照顾。制度虽让洪峰“痛”，但必须“痛”。

我也不同意某些舆论把“洪峰事件”等同于“艾冬梅、王德显事件”，沈阳文化局毕竟没把工资拿去给洪峰买补药。更何况，退役运动员大多没什么文化，很难自食其力，这跟“才高八斗”的前先锋派小说家洪峰先生完全不同。我倒建议洪峰不要想着又调往“不用坐班，没什么指标”的文联，而是干脆辞职到市场上去闯，早日象韩寒或者易中天那样挣大钱。

就算一开始“呛几口水”，但洪峰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找回个体的生存能力，找回不依附于任何单位的尊严。

谭飞/文（载11月2日《燕赵都市报》及《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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