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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先提出了历史“周期率”?

(2023-03-03 16: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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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率

分类: 随笔

谁先提出了历史“周期率”?

 

安立志

 

“周期率”——在一些回忆文章和史料中也被称为“历史周期律”,其出处似乎是明确的。抗战胜利前夕,在著名的“窑洞对”中,黄炎培正式提出了这一问题。

谁先提出了历史“周期率”?

1945年7月,黄炎培作为国民参政员参访延安,行将结束他给毛泽东谈参访感想时,提出了“周期率”: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民国丛书第五编·延安归来,上海书店,民国34年7月,页64。以下引文,同者不注)


他的谈话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接着,着重阐释了“周期率”的普遍性。黄炎培首先引用了两句古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两句出之《左传·庄公十一年》,原文是:“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春秋左传注(增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页188)“禹、汤”与“桀、纣”,都是夏商时期的领导人,前者是两位明君,后者是两位暴君,对比意味明显。原文的意思是,“禹、汤”勇于自责,国家很快兴盛起来;“桀、纣”热衷甩锅,国家迅速衰亡下去。黄炎培引用此语,重点在于“兴亡”的因果与次序。正是在这里,他明确提出了“周期率”的概念,接下来,他又详细阐述了许多王朝始盛终衰或先兴后亡的嬗变过程:

谁先提出了历史“周期率”?

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


这段阐述着眼于描述现象与过程,从历史变迁中发现问题、寻找规律,而这正是他提出“周期率”的历史依据。我国的历史变迁,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朝代更替。从秦始皇确立皇权专制以来,秦汉晋隋唐,宋金元明清,长则几百年,短则十几年,大都体现了始盛终衰这一历史循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把“周期率”称为“周期律”,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历史概率,后者强调的则是历史规律。《咬文嚼字》在公布《2009年十大语文差错》时,许多学者都认为“周期率”是误植,应为“周期律”。

谁先提出了历史“周期率”?

黄炎培的谈话并非单指朝代与政权,开始他就提及“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只是着重点在“一国家”而已。1999年我曾在《求是》杂志发表过《齐桓公现象》一文,着重探讨的是领导者个人的执政行为所导致的始盛终衰,比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等人。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同上书,页64-65)


黄炎培在谈话结束时说了上面的话。他一方面列举了政权衰亡的几种情况,另方面又向毛泽东探询,中共如何跳出这一历史循环,围绕的重点仍是“周期率”。


黄炎培谈“周期率”,立足于中国历史,探讨的是政治的兴衰成败与政权的轮换更替,从而揭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或历史规律,即任何政体都有一个始盛终衰、兴亡存续的历史循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问题,“周期率”作为阐释中国历史演进过程的一种描述、一种表达,可以从思想体系与专用概念两个方面来分析。而明确提出“周期率”这一专用概念的,显然是黄炎培先生。

谁先提出了历史“周期率”?

闲来乱翻书,竟然从欧洲思想家的著述中也发现了“周期率”的思想踪迹。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1748年,相当于清代的乾隆早期,他发表了在世界上影响极大的政治哲学著作《论法的精神》(严复译为《法意》)。此书的出版,比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早了半个世纪。孟德斯鸠在书中借以分析中国政治法律制度的资料,主要来自明清之际在华欧洲传教士的著述。这部著作的问世,对当时和之后的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的政治体制就是按照这一理论建立的。书中多处谈到中国的政体与风俗。孟德斯鸠认为,世界上存在三种政体,即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而当时的中国属于专制政体。根据该书在我国最早的译本,即严复所译的《法意》,作者在第七章“支那奢侈之敝”中,就曾深刻阐述了历史“周期率”的思想:

吾辈考其历史,大抵一朝开创,莫不有初,仁圣恭俭,畏天勤民,而奕世之基以立,至其后嗣乃坠丧耳。真主以汗马起家,其所受代者,例皆淫昏之末造,敬胜者吉,怠胜者亡,则其崇道德而戒淫侈者,势也。然而数世之后,继其位者,生帷墙之中,不识下民之疾苦,稼穑之艰难,则恣睢荒,忽于治理者,又其势也。其智则日微,其年则世促,支叶披离,权奸兴而阉宦日以信用,所推戴而拥立者,非襁褓即其童昏,朝廷所行,事事与天下冲突,勤者耕作,而惰者有秋,甚且取其业而败之,夫如是,则篡弑兴而覆亡无日。虽然,故社屋矣,一姓兴矣,而三四传之后,其新者又一循其故者之覆辙。享国短长不同,而平陂往复,一治一乱之机,莫不如是。是则支那之历史而已矣。(《孟德斯鸠法意(上)》,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页146-147)

谁先提出了历史“周期率”?

《法意》作为严复的著名译本,于1909年出齐,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极大影响。黄炎培在回忆录(《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中说过,少年时代他曾读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考虑到《法意》在当时的广泛影响,黄炎培也极有可能看过孟德斯鸠的《法意》,只是个人视野有限,没有看到有关记载。这从黄炎培在“窑洞对”的语句也依稀看出上述引文的用语和文气。


大抵一朝开创,莫不有初,仁圣恭俭,畏天勤民,而奕世之基以立,至其后嗣乃坠丧耳。”这里阐明的不正是始盛终衰的规律么?他如此概括统治者执政初期的清醒作为——“真主以汗马起家,其所受代者,例皆淫昏之末造,敬胜者吉,怠胜者亡,则其崇道德而戒淫侈者,势也。”接着他又指出统治者执政后期的昏庸行径——“数世之后,继其位者,生帷墙之中,不识下民之疾苦,稼穑之艰难,则恣睢荒,忽于治理者,又其势也。”他下面的阐述,集中阐述了王朝衰亡的种种弊端,“其智则日微,其年则世促,支叶披离,权奸兴而阉宦日以信用,所推戴而拥立者,非襁褓即其童昏,朝廷所行,事事与天下冲突,勤者耕作,而惰者有秋,甚且取其业而败之,夫如是,则篡弑兴而覆亡无日。”他所开列的种种弊端与衰象,比黄炎培所说的“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更加详尽、更加多样。他在最后指出,“一姓兴矣,而三四传之后,其新者又一循其故者之覆辙。”所谓“新者又一循其故者之覆辙”,说的不正是历史循环吗?“享国短长不同,而平陂往复,一治一乱之机,莫不如是。”“莫不如是”,全称肯定判断。他所强调的不正是这一历史现象的普遍性或规律性吗?“是则支那之历史而已矣。”显然,他的分析,特指的是中国历史之病根(就是说,有关“周期率”的分析,并不适用英美这样的政体)。而这与黄炎培所概括的“周期率”或“周期律”,仅仅是逻辑一致、不谋而合么?


如果不局限于“周期率”这个概念或专用词语,仅就阐释中国王朝历史更替的“周期率”这一思想体系而言,显然孟德斯鸠才是这一思想更早的揭示者。毕竟《法意》问世的时间,比黄炎培参访延安早了将近200年。


孟德斯鸠这一享誉世界的不朽名著,在我国译本甚多,公认的优秀译本有严本与张本。严复的译本距今已经110多年,而张雁深的译本也已超过一个甲子。严复的译笔采用的是当时通用的文言文,字义古奥,不易理解。尽管他追求翻译的“信、达、雅”,但译文显然不同于原文,译者自身的素养与风格总会留下印迹。

谁先提出了历史“周期率”?

(以下内容,可以略过)

为减轻文友搜检之累,便于理解孟德斯鸠这段著名论述,不避重复,特将张雁深用现代语言翻译的这段内容抄录如下:

大体上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朝代开始时都是相当好的。品德、谨慎、警惕,在中国是必要的;这些东西在朝代之初还能保持,到朝代之末便都没有了。实际上,开国的皇帝是在战争的艰苦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推翻了耽于逸乐的皇室,当然是尊崇品德,害怕淫佚;因为他们曾体会到品德的有益,也看到了淫佚的有害。但是在开国初的三、四个君主之后,后继的君主便成为腐化、奢侈、懒惰、逸乐的俘虏;他们把自己关在深宫里,他们的精神衰弱了,寿命短促了,皇室衰微下去;权贵兴起,宦官获得宠信,登上宝座的都是一些小孩子;皇宫成为国家的仇敌;住在宫里的懒汉使劳动的人们遭到破产,篡位的人杀死或驱逐了皇帝,又另外建立一个皇室,这皇室到了第三、四代的君主,又再把自己关闭在同样的深宫里了。(《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1年,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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