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与停滞

——外国思想家论中国之二

安立志

码字撰文，引用不可避免。在我们的意识形态谱系中，引用鲁迅的言论比较保险，那就引用一次。他在一次演讲中说过，“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171）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干脆把中国比作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铁屋子”“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不久都要闷死了”的人们。而他把“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却看得十分渺远——“在于将来”。（同上书，页441）

其实，更可靠的是引用革命导师的言论，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写入党章和宪法的。19世纪50年代，围绕第二次鸦片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担任撰稿人。在这些文章中，他们多次提及中国的封闭与僵化。1846年，他们在批判施蒂纳时把中国这个“天朝帝国”描述为“僵死不动的东西”，“习惯于靠无知来保证不受物的侵犯、世界的侵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页312、177）。到了1850年代，马克思又有所发挥——中国社会是“陈腐世界的代表”，是一个“腐朽的半文明制度”（《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64、54）。尤应指出的是，他这一时期的评论，思想深刻、语言犀利，直接给中国贴上了两个标签，一个是“木乃伊”，一个是“活化石”（同上书，页4、114），并把中国人称为“野蛮人”或“半野蛮人”（同上书，页66、64）。按照近年发生的一些国际事件的标准，马克思似有“辱华”之嫌。然而，对近代中国略有研究的学者都清楚，他们的评论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深刻揭示了19世纪中国社会的沉疴与积弊，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至少有三段精彩论述。1853年5月，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美国革命》中指出：“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页2）同一文章中他还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同上书，页4）1858年8月，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同上书，页64）身在英伦的马克思，对当时满清帝国封闭保守、闭关锁国的观察与预测，是深刻的、准确的。去年某历史研究院课题组否认中国历史上的“闭关锁国”是什么“自主限关”，这不是挑战人们的历史常识，而是对马克思英明论断的公然悖离。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他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之一，这一理论体系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对于中国这个停滞社会，他当然是从经济方面论述的：“中国是长期最富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种的最好、人最勤劳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可是，它似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500多年前访问过它的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它的耕种、产业和人口众多，与现今旅行家们所描述的几乎完全一致。”（《国富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页93）这是总体的评价，既有肯定，也有否定，作为西方学者，他的看法并非对中国抹黑。他接着从法律与制度两方面分析了中国陷入停滞的原因，“中国似乎已长期停滞，早已达到与它的法律和制度的性质相吻合的充分富裕的限度。但在其他的法律和制度下，它的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或许要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个忽视或鄙视对外贸易的国家，只允许外国船只进入它的一两个港口，不能经营在不同的法律和制度下可能经营的那么多的贸易。”（同上书，页121）这就是说，导致中国社会陷入停滞的原因，不仅是贸易政策的封闭，法律与制度的原因更带有根本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谢林都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马克思关于中国封闭、停滞的看法，很难说没有他们的影响。黑格尔（1770-1831）指出，“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历史哲学》，上海书店，2011年，页117）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他认为中国和印度一样，“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虽然古老却没有历史，“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同上）黑格尔的话就对吗？匈牙利裔法国汉学家艾蒂安·巴拉兹写道：“要批驳黑格尔关于中国处于停滞不变状态的观点很容易……然而，黑格尔是对的。”（《停滞的帝国》，三联书店，1993年，附页）那么，促使中国“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有哪些因素呢？是一个世纪后的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欧美的市场经济理论？

谢林（1775—1854），德国哲学家，与黑格尔大体生活于同一时代。关于中国，他指出，“中国人的意识也不再是史前状态本身的意识，而是一块没有生气的化石，有如史前状态的一具木乃伊。因为中国已不是史前状态本身，而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因而其含义也就发生变化的史前状态，所以人们就不可以说中国最古老。它可能是最古老的，然而是僵化的古老，而僵化了的古老不再是真正的古老。”（《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65）在描述中国社会时，谢林所说的“化石”、“木乃伊”，也出现在马克思评论中国的文章中，是巧合还是袭用，是否与谢林有关系，均不得而知。与黑格尔一样，谢林的哲学语言晦涩而古奥，我们只须知道他对中国的评论就行了。

约翰·穆勒（1806－1873），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却以政治学著作《论自由》闻名于世，该书被誉为“自由主义理论的集大成之作”。穆勒在书中指出：“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那是一个人才兴盛并且在某些方面极富聪明智慧的民族，以其难得的幸运，这个民族在草昧时代就有了一套特别优良的风俗制度，这几乎是一项即便最文明的欧洲人在一定限制之下也必须承认的圣哲之士开创垂范的功业。……想必能有如此成就的民族已经发现了人类进步的秘密，必能使自己的行动稳居世界先列。然而恰恰相反，他们却从此变得静止不前，而且一停就是几千年；欲使其再有更进一步的改善，必得有赖于外人。”（《论自由》，孟凡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84）有羡慕与赞美，有期望与希冀，也有失望与惋惜，然而，这却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悲剧。

佩雷菲特（1925-1999），法国当代政治家、历史学家，生前曾18次访问中国。他曾出版多部有关中国的畅销书，其中一本即以《停滞的帝国》命名。在这本探讨18世纪末叶英国使者马戛尔尼访华事件的著作中，他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曾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直到16和17世纪仍能以大量的发明和讲究文明领先于西欧而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为什么随后它却让别国赶上，然后被人超过，到19世纪它的部分领土竟像由停留在石器时代的部落居住的地方一样沦为殖民地呢？以致到了20世纪，它竟成了世界上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停滞的帝国》，三联书店，1993年，页13）要注意，他描述的是马戛尔尼访华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这是一个超过180年的历史时期。他对18世纪末马戛尔尼的访华失败感到惋惜，“如果这两个世界能增加它们间的接触，能互相吸取对方最为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早于别国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与造纸、指南针与舵、炸药与火器的国家，同那个驯服了蒸汽并即将驾驭电力的国家把它们的发现结合起来，那么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必将使双方都取得飞速的进步，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呀！”（同上书，译者的话）佩雷菲特当过部长、当过议员，是一个对中国友好的政治人物。作为学者，他也对中国充满了同情与惋惜，他对马戛尔尼访华事件及当时中国社会的描述是客观的、深入的，这也是这部书在改革开放之初在我国畅销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