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帝座的阴阳选举
(2022-10-07 17: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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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称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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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帝座的阴阳选举
安立志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中国历史“在大部分上还是非历史的,因为它只是重复着那终古相同的庄严的毁灭。”(《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页109)译文很拗口,意思很明确,中国没有历史(“非历史”),要说有,也不过是王朝的循环、毁灭的重复。
对中国的看法,黑格尔、马克思一脉相承。马克思把中国称作“活化石”和“木乃伊”,当然有道理。假如把1789年作为时间点,这一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华盛顿当选美国总统,而此时78岁的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还陶醉在“十全武功”的自慰里。乾隆皇帝弘历与美国总统华盛顿同年逝世(1799年)。国人总以为,乾隆皇帝是古人,华盛顿是今人。人们从不思考,乾隆皇帝是终身皇帝,而华盛顿却是民选总统,而且拒绝再次连任。
尽管中国是循环的王朝、重复的毁灭,但改朝换代的方式却是多样的,除了家族世袭与外寇颠覆之外,皇位的轮换有胡亥式、刘邦式、曹丕式、李世民式、赵匡胤式等等,唯独没有选举式,选举式是袁世凯创造的。正如袁氏马仔电文所示:“粤稽前代国家更新之际,无论出于礼让或行征诛,均各有历史上之事实展进沿袭而来。而此次国体问题,乃由人民倡之于依法之请愿,复由人民成之于立法之定程,不特吾国历史所未有,抑为世界历史所鲜闻。”(《袁氏盗国记》,文海出版社,民国五年,页134)诚哉斯言!不过其中的伪造民意、操纵选举、愚弄民众,亦为世界之恶例。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临时约法虽然短命,毕竟有过共和实验。及至袁世凯洪宪复辟,也不敢公然废除共和,他不得不伪托民意,不得不假装选举。袁世凯急不可待,决定国体与推戴皇帝并举。为了1916年1月登基,他没有耐心等待原有程序,于是批准成立国民代表大会,履行推戴皇帝的变通机制。
袁世凯一开始就在欺世惑众,他的选举是一套阴阳机制,明的一套,暗的一套,一厢挂羊头,一厢卖狗肉,一厢是公开的、合法的,一厢是隐蔽的、非法的,其马仔电告各省,“关于解释法文者用明,关于运用方法者用密”(同上书,页124),黑箱操作,暗室作业,在国家层面淋漓尽致地为婊子立牌坊。
在明处,袁世凯指令“国民会议事务局”为决定国体、推戴皇帝的总机关,办理一切相关事务,并用该局名义发布文告和指示,并命令各地把这些东西,刊载报端,大肆宣扬,极力标榜此举出之民意,完全合法。这样的运作是挂羊头,与选举没有关系。在暗处,由朱启钤等人组成“十人团”,他们才是决定国体、操纵选举的操刀手,这些人以“皇上股肱心腹”自居,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由他们密电地方官员,传达“主座”(袁世凯)命令,按内定步骤操纵选举程序。
这套阴阳机制如同太极图,黑白同在,明暗并行。他们向各省发出密电,“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为全国选举事务总机关”,明面上,“不失法律之尊严”;暗地里,“力求事实之便利”。(同上书,页117)他们再三强调,“事务局屡次通电纯系官样文章,万无拘泥,转生妨碍。……但求表面与规则吻合,而内部运用只要操纵得宜,便可放手办去也。”(同上书,页128)该局要求对其所有指令文告,广而告之,但不要当真,官样文章只是“假戏”,不可“真做”。暗地里则要求,“私人函电所陈办法,自当格外稳妥”(同上),有关选举事宜,地方官员尽可“因时因地,便宜办理”,不可向“事务局”请示,因为“一以电询,转不能不依法答复,将不免发生窒碍”(同上书,页126),以免自相矛盾,自打嘴巴。只要能达目的,尽可不择手段,表面公开选举,实则纵容舞弊。
选举代表。据唐在礼(时为袁世凯亲信,曾任总统府军需处长、参谋次长)回忆,在决定国体与推戴皇帝之前,首先要在各省区选举“国民代表”。候选人名单是内定的,大多为袁氏亲信所提议之在京官员,然而却按籍贯分到本省去选举。当然,也为各省官绅留出少数名额作补充,这就是候选人名单的基本样貌。于是,责成各省照单选出,非经批准不得遗漏或更改。(《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页184)1915年9月10日,国民会议事务局密电要求,投票之前,应“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先事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庶将来决定投票不致参差。”(《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文海出版社,民国五年,页2)足证唐在礼所言不虚。如何保证候选人的可靠性呢?“尽可于未举行初选之前,先将有被选资格之人详加考察,择其性行纯和,宗旨一贯,能就范围者,预拟为初选当选人。再将选举人设法指挥,妥为支配,果有滞碍难通,亦不妨隐加以无形之强制,庶几投票结果均能范我驰驱。”(同上书,页6)对候选人“设法指挥,妥为支配”,在选举时,“能就范围”,“范我驰驱”,反之,就可采取强制措施。
选前控制。唐在礼是“十人团”之一,他回忆说,在参加决定国体投票之前,每个国民代表“赠给”大洋500元,作为参加选举的川资和公费。(《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页186)“选举国民代表场所设在监督所在地(即各省官衙)。……每县初选当选人来省报到,必须设招待员或派员疏通意见,再由监督长官以谈话宴饮为名召之至署,将君宪要旨及中国大势,并将拟定充选之人名示之,须用种种方法,总以必达目的为止。”(《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页7)以下要求更细致,“应于未投票之先,……遴选妥员,分途联络,……将应被选之人开单支配,各成一组,而礼貌之间无损于威,酒醴之劳无伤于财,必使下之身心乐为上用,而后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袁氏盗国记》,页139)殷殷叮嘱,无微不至。总之,要候选人驯服听话,绝对顺从。这样的接待与宴饮,显然带有收买与威胁性质。时人揭露说,“此次国民代表虽已压迫选举,而于既举定后惟恐被人利用有碍帝制,特由袁氏私派亲幸分布各省,随地收买代表,凡花酒冶游之资,无不任意挥霍,故1993人竟得1993票,一律赞成君主,亦金钱运用之力也。”(同上书,页111)选举之前的馈送与宴饮,当然是收买,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当然要顺从人家的旨意。
选举标的。作为伪造民意的两大事项,决定国体与推戴皇帝,中国应行何种国体,推戴谁当皇帝,表面上是由代表投票来取舍与选择的,事实并非如此。所有事宜都已内定,代表只需走个形式,官方电文明示,“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云者,不过取正式之赞同,更无研究之隙地。将来投票决定,必须使各地代表共同一致,主张改为君宪国体,而非以共和、君主两种主义听国民选择自由。”(《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页2)很明确,不是让代表就共和与君主作出选择,而是必须赞成君主政体,代表的选择只能由官方来决定。决定国体只能遵照官方指令,推戴皇帝更是目标专一。袁世凯的马仔们电令各地,“国民推戴书文内有必须照叙字样曰:‘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再三强调“此45字万勿丝毫更改为要。”(同上书,页10)这哪里还有“选”与“推”的味道,只是定向背书、指定膜拜而已。
选票设计。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国体,在共和、君主二者之间,被剥夺了共和选项,这在选票设计上得到体现。官方就选票设计提出具体方案,既“以君主立宪为标题,应即于投票纸决定国体字样之下长方栏内印刷‘君主立宪’四字,并于‘君主立宪’字样栏下,加印直行圆形两圈,各国民代表依法所写之‘赞成’与否字样,即于此圆形圈内各写一字,以免形式参差。此项投票纸既系用以依法决定国体,关系甚巨,拟请通用玉版宣纸加功印刷,其中印刷之文字圈线,一律改用朱色,以昭典重。”(《袁氏盗国记》,页131)本来要求,“投票者如赞成‘君主立宪’即写‘赞成’二字,如反对‘君主立宪’则写‘反对’二字。”(同上书,页130)然而,官方很快反悔了,他们“特别声明,如果赞成‘君主立宪’者,即依法于投票纸上亲写‘赞成’者姓名,并亲写‘赞成’字,俾符征求正确民意之本旨。”(同上书,页131)“反对”者呢?电文未提。根本不会出现反对票。
操纵选举。10月25日选出了“国民代表”,10月28日即进行“决定国体”的投票。投票既是记名式,谁投什么票不难查明。为保万无一失,除了选举前的谈话、宴饮与发钱之外,在投票阶段,仍然实行了极其严厉的监视。各省为圆满投票,通往票箱之路,军警林立,让代表们从刀丛枪林中通过,气氛阴森恐怖。继之官员演说,痛诋共和,称颂君宪,要代表慎重从事。投票场所,监视严密,虎视眈耽,稍有交头接耳,即遭大声呵斥。即以四川为例,场内每个代表桌上,放有毛笔1支,墨盒1个,点心1盘。笔杆上、墨盒上甚至点心上均刻有“赞成帝制”4字。主持人宣布投票后,众多监视人员手指墨盒,连声催促“写”。一见有人犹豫,便厉声喝斥“快写”、“快写”。与场内相配合,场外的士兵也把枪柄拉得哗哗响。(《袁世凯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页441)前有金钱收买,后有刀枪胁迫,众目睽睽之下,谁敢投票反对?
计票结果出来了,袁世凯的马仔们兴奋地宣布,“全国国体投票,全数主张君主立宪,并全数推戴袁大总统为皇帝。是国体大定,帝位有归,内外臣民,同深庆幸,尤希广行晓谕,以定人心。”(《袁氏盗国记》,页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