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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国民性”缘起

(2022-06-18 16:52:23)
标签:

鲁迅

国民性

梁启超

分类: 随笔

改革国民性缘起

 

安立志

 

1906年,鲁迅弃医从文,毕生以改革国民性为己任。1925年3月,他给许广平“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鲁迅全集》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32)这应是他最明确的思想表达。鲁迅致力改国民性,不仅体现在小说中,也反映在杂文里。

“改革国民性”缘起

“国民性”这个概念是谁提出的呢?有人说,“国民性”的首倡者是鲁迅,见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其实不确。1903年3月,梁启勋(梁启超之弟)在第25号《新民丛报》(发行于日本),刊登《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一文,第一次提出“国民性”的概念,并定义为:“取族中各人之心理特性而总合之,即所谓国民性也,即一民族之平均模型也。”此即为“国民性”之滥觞。1910年,梁启超在《国风报》发表《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饮冰室文集(26)》,页1)一文,“国民性”一词竟然使用了34次,这当然是在鲁迅之后了。


客观地说,改造国民性,鲁迅并非始作俑者1895年,严复指出“是故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他认为,甲午之败,即在于“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故也”。为此,他发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呼吁。在他看来,国民性不过是“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严复集(一)》,中华书局,1986年,页25、27、14)

“改革国民性”缘起

许多年后,周作人回忆道,“在南京的时候,豫才(鲁迅)就注意严几道的译书,自《天演论》以至《法意》,都陆续购读。”(《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页125)1918年,极少奉承人的鲁迅也承认,他“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鲁迅全集》第1卷,页311)可见其印象之深刻。


就改革国民性而言,显然梁启超对鲁迅影响更大。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办报纸、写文章,风行一时。鲁迅时在日本留学。周作人回忆道:“梁任公所编刊的《新小说》,《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的确都读过,(鲁迅)也很受影响。”(《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的青年时代》,页125)

“改革国民性”缘起

1900年,梁启超发表《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文集(5)》,页12),系统阐述了国民性格中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六个方面的不良根性。当年,梁启超又有《呵旁观者文》问世,他对国人的旁观者习气划分为浑沌、为我、呜呼、笑骂、暴弃、待时六个派别,并称“此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无血性。”(《饮冰室文集(5)》,页69)这比鲁迅的“看客”论,早了24年,而且更加深刻和系统。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新民说》(《饮冰室专集(4)》,页1),则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一个小标题即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关于国民性改革的集大成文章。除此之外,梁启超还撰写了大量涉及国民性的政论。如此集中地探讨“国民性”,无疑会对青年鲁迅产生极大影响。

“改革国民性”缘起

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不仅承继了近代先驱的卓见,也从外国人那里受到启发。鲁迅临终前两周还在文章中表示:“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鲁迅全集》第6卷,页649)这是19世纪末期美国传教士斯密斯(又译史密斯)出版的小册子。其实,鲁迅10年前就曾专门提到这本书,以致临终之前还希望有人把这本书译成中文。不但如此,鲁迅还饶有兴致地阅读日本人安岗秀夫贬损中华民族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的民族性》(《鲁迅全集》第3卷,页344),并把书中10个标题抄录下来。鲁迅并不忌讳外国人对中国的“差评”甚至“辱华”。他这样说,“我对于外国人的指摘本国的缺失,是不很发生反感的。”(同上书,页348)他逝世前甚至还说:“不看‘辱华影片’,于自己是并无益处的,不过自己不看见,闭了眼睛浮肿着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却也并无益处。”(《鲁迅全集》第6卷,页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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