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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与勒庞

(2022-05-01 15:50:31)
标签:

鲁迅

周作人

分类: 随笔

周氏兄弟与勒庞

 

安立志

 

周氏兄弟与勒庞

 

(一)

 

鲁迅一生致力于改造国民的劣根性,这一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小说中,也反映在他的杂文里。

 

客观地说,揭露国民劣根性,改造国人的国民性,鲁迅并非始作俑者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文章称“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严复集(一)》,中华书局,1986年,页14)严复认为,国民性是由民智、民力、民德三者之和构成的。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新民说》(《饮冰室专集(四)》第三册,中华书局,1989年,页1),这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1900年,梁启超发表了《呵旁观者文》(《饮冰室文集(五)》第二册,页69)。这比鲁迅的名言——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娜拉走后怎样》)——早了24年。1915年,梁启超发表了《良心麻木的国民》(《饮冰室文集(三十三)》第十二册,页55),鲁迅在《呐喊》中塑造的近似类型,也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

 

(二)

 

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不仅承继了近代启蒙先驱的卓见,他从外国人那里也受到启发。鲁迅临终前两周发表的《立此存照(三)》表示: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649)这是19世纪末期美国传教士斯密斯(又译史密斯)出版的议论中国国民性的小册子。其实,在这10年前鲁迅就曾专门提到这本书(《马上支日记》),这说明鲁迅对这本书显然印象深刻,以致临终之前还希望有人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

周氏兄弟与勒庞

不但如此,鲁迅还饶有兴致地记下了阅读日本人安岗秀夫贬损中华民族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的民族性》(《鲁迅全集》第3卷,页344、357)的“读后感”。鲁迅并不忌讳外国人对中国的“差评”甚至“辱华”,他临终前这样说:“不看‘辱华影片’,于自己是并无益处的,不过自己不看见,闭了眼睛浮肿着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却也并无益处。”(《鲁迅全集》第6卷,页649)

 

(三)

 

鲁迅曾公开宣称不相信“外来思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鲁迅全集》第1卷,页371)然而,并不相信外国思想能影响中国的鲁迅,创作的起步阶段,却引进了大批外国的人物和学术,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尼采,此外还有施蒂纳、叔本华、易卜生、卡莱尔等人,勒庞是其中之一。

 

不过,引进勒庞最早的不是鲁迅,而是梁启超,1903年,他在北美大陆的游记中写道:“盖一国之程度,实如是也。即李般(勒庞,Le Bon的音译)所谓国民心理,无所往而不发现也。夫以若此之国民,而欲与之行合议制度,能耶否耶?”(《饮冰室专集(二十二)》第五册,页123)而在鲁迅作品中出现勒庞则在15年之后——1918年,这就是“热风”中的《随感录三十八》:“‘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鲁迅全集》第1卷,页327)

 

文中的“mob”,在文末的注4里为“英语:乌合之众”。这个注释很有意思,勒庞的代表作被我国学者冯克利译为《乌合之众》,还是很贴切的。应当指出的是,严复的“民智、民力、民德”、梁启超的“新民说”和鲁迅的“国民性”,是不分群体与个人的。而勒庞的群体心理却不同,他是泛指的群体,而非特指的国民,其涵盖面自然与鲁迅所指的国民劣根性有所不同。不过,“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则与“乌合之众”所界定的群体心理相差无几。“合群”是其存在形式,“爱国”是其活动口号,“自大”是其群体心理。而文中分析的“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这种“聚众滋事时”的“心理”,也正是《乌合之众》所分析的“人多势众”、“法不责众”。

 

(四)

 

下面一段直接列出了勒庞的名字——“G.Le Bon”,不过文中引用的并非《乌合之众》,而是勒庞的另一著作,“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G.Le Bon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鲁迅全集》第1卷,页329)“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这句话包含着种族与传统两个因素,这大概是国民性与群体心理相互联系的纽带。

 周氏兄弟与勒庞


勒庞研究群体心理学,他对种族和传统因素,显然是重视的,“种族的因素必须被列在第一位,因为它本身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因素。”(《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94)“脱离了传统,不管民族气质还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同上书,页96)勒庞指出了传统因素在群体心理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基于状况或现象的分析,而不是作为发展趋势的强调。勒庞对这一论点的坚持,无非是说,民族特色之顽强与传统渗透之深入。这种倾向不仅存在于法国,纵览我国上百年来的社会变革,动辄强调“中国特色”、“国情特殊”,岂非如出一辙。

 

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揭示与批判,也带有鲜明的民族性。他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无不体现了这一特定民族甚至超越时代背景的消极、丑陋的民族心理与性格。鲁迅的早期思想也是反传统的。他在小说中讽刺“先前阔”,他在杂文中批评“古已有之”,甚至决绝地宣布,“《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鲁迅全集》第3卷,页47)如此看来,鲁迅坚持的改造国民性与勒庞揭示的群体心理存在某种相似性。勒庞描述、分析的群体心理,似乎多是灰色的、消极的、负面的,鲁迅描述、分析国民劣根性,其笔下的形象与心态也多是灰色的、消极的、负面的,但这并不等于他们认同这些因素。

 

(五)

 

鲁迅再次提到勒庞,是在1925年,他在《华盖集》中写道:“Le Bon先生说,死人之力比生人大,诚然也有一理的,然而人类究竟进化着。又据章士钊总长说,则美国的什么地方已在禁讲进化论了,这实在是吓死我也,然而禁只管禁,进却总要进的。”(《鲁迅全集》第3卷,页149)

 

鲁迅提到的“死人之力比生人大”,也出自前述的《民族发展之心理》一书。该书中文版在1935年才问世,书名为《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张公表译,商务印书馆)。其原文是:“死者乃是生者惟一无辩论余地之主宰,吾人负担着他们的过失之重担,吾人接受着他们的德行之报酬。”(《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页15)鲁迅写作此文时,该书中文版尚未出版,鲁迅看到的应为早年的日译本。鲁迅兄弟当年同在日本留学,通晓日文。周作人在同年7月的《代快邮》一文中,谈到勒庞的《民族发展之心理》时说,“前者只见日译”,可为佐证。(《周作人自编文集·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109)我在前文谈到鲁迅引进了勒庞,就是从这一意义来讲的。

 

鲁迅似乎不同意勒庞“死人之力比生人大”的论点,此时的鲁迅接受的社会进化论的哲学,这说明二人的着眼点并不一致。鲁迅“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他相信“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鲁迅全集》第4卷,页5)。因此对于勒庞强调“死人胜于生人”的论点不以为然。其实,鲁迅后来纠正了自己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承认他的“进化论”确是“偏颇”和“错了”(同上书,页5、6)。

 

(六)

 

作为曾经的鲁迅“粉丝”,初读鲁迅杂文,感到最为精彩的还是其前期作品——即《坟》和《热风》中的作品,阅读“随感录”系列,更有力透纸背、醍醐灌顶之感。其中尤以“随感录三十八”印象更深刻,文章罗列了国人“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之甲乙丙丁戊,这种种表现即使百年过去仍有亲历身受或如影随形之感。

 周氏兄弟与勒庞


然而,在以后的阅读中错愕地发现,这篇收入“热风”和几个版本的《鲁迅全集》的名作,竟然不是鲁迅的作品,真正的作者却是他的弟弟周作人。经过一些学者多年考证,收入《伪自由书》的《王道诗话》等12篇作品,是瞿秋白的文章,这已在2005出版的《鲁迅全集》第5卷第51页的注释中所注明。在鲁迅兄弟反目成仇之前的五四运动前后,他们兄弟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署名常常不分彼此。人们后来检视二人的日记,对比文章的差异,最终确认收入《热风》中的《随感录》37、38、42、43等4篇文章,版权属于周作人。由止庵等人编辑、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3卷已作了明确认定,以上4篇文章收入此书是作为附录处理的。由钟叔河编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的《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已将这4篇《随感录》正式收入该书。

 

(七)

 

五四时期的鲁迅兄弟,思想观念大体一致,文字风格比较接近,按照《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说法,他们兄弟都是《新青年》的撰稿人,周作人似乎更胜一筹。陈独秀是这样说的,“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启明先生。”(《陈独秀著作选》卷3,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430)

 周氏兄弟与勒庞


如同鲁迅更钟情尼采,周作人似乎更钟情勒庞。对勒庞的引用与评论,周作人显然比鲁迅要多些。在《鲁迅全集》检索有关勒庞的文字,己见上述二例。但对周作人的著作进行检索,却不下五六处。在周作人笔下,“群众”极少被赋予褒义,他们大抵是“群氓”一样的贬义词,群众无非就是“庸众”。在这点上,他们兄弟的看法是共同的。比如,鲁迅在《文化偏至论》称呼“群众”,无非是“庸众”、“凡庸”、“众愚”、“众庶”等,而对他们的评论,则是“伧俗”、“凡庸”、“愚屯”、“罔识”等。

 

如同鲁迅致力于揭示国民的劣根性,周作人也承认,他对于中国国民性根本地有点怀疑:吕滂(G.Le Bon)的《民族发展之心理》及《群众心理》(据英日译本,前者只见日译)于我都颇有影响,我不很相信群众或者也与这个有关。”(《周作人自编文集·谈虎集》,页108-109)文中的“吕滂”是勒庞的又一音译,《群众心理》则是《乌合之众》的早期译名。

 

(八)

 

鲁迅兄弟年龄相差4岁,但他们的早期经历几乎相同。1900年前后,他们都曾就读江南水师学堂(清朝覆灭后改为海军军官学校),鲁迅后来转入陆师学堂附设之矿路学堂。两个在南京上学的青少年,远离京师,对义和拳只是来自道听途说,对这类群体运动并没有切身感受。没有查到鲁迅在义和团时的文字,1912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假《庚子日记》二册读之,文不雅驯,又多讹夺,皆记拳匪事,其举止思想直无以异于斐、澳野人(指非洲、澳洲原住民——笔者注)……某君云皆身历,几及于难,因为陈述,为之瞿然。”(《鲁迅全集》第15卷,页7)印象并不良好。周作人这样说,“我们乡下少年,浑浑噩噩不知世事,一知半解的人,……这影响不怎么大。”(《自传·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年,页50)如果说周树人在《文化偏至论》中对群众负面看法来自尼采的话,周作人对群体运动的负面看法主要来自勒庞的影响。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鲁迅的立场逐渐左倾,从进化论转到了阶级论,特别是30年代成了左翼文艺盟主之后,竟然大量撰写歌颂苏俄的作品,而且这一立场至死不渝。而在同时期的周作人却走了另一条路,他一改五四时期与其兄同样的慷慨激昂、汪洋恣肆的笔锋,转而追求隐逸平和,冲淡消遣的况味,谈论古书,啜饮苦茶。然而,他对群众运动的看法仍然抱持着勒庞的论点。

 

(九)

 

1927年11月,他在《北沟沿通信》中写道:“我近来读了两部书,觉得都很有意思,……其中的一部是法国吕滂(G·Le Bon)著《群众心理》(即《乌合之众》——笔者注),……无论人家怎样地骂他是反革命,但他所说的话都是真实,他把群众这偶像的面幕和衣服都揭去了,拿真相来给人看,这实在是很可感谢虽然是不常被感谢的工作。……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然而因此凡以群众为根据的一切主义与运动我也就不能不否认,——这不必是反对,只是不能承认他是可能。”(《周作人自编文集·谈虎集》,页274)

 周氏兄弟与勒庞


周作人在日本侵华期间,沦为文化汉奸。新政权建立后,经毛、周二人批准,发挥其长处,又做了十多年希腊文和日文的翻译工作,卓有成就。他曾这样写道:“古人云,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其一戒惧如周公,其一放肆如隋炀,但二者的话其归趋则一,是一样的可怕。”(《自传·知堂回想录》,页347)这说明,他对群众运动始终存在恐惧心理。

 

(十)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在谈到1942年写的一首短诗时说:“再过五六年北京就解放了,原来大革命的到来极是自然顺利,俗语所谓‘瓜熟蒂落’。……那么这些忧惧都是徒然的了。……现在却是因此得到解放。”(同上书,页348)不知这些话是否言不由衷。这位深受勒庞影响、从五四运动以后就对群众运动心存戒惧的文化老人,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感受到群众运动的凛冽,1966年狂飙骤起,已是耄耋老人的周作人,不仅终生珍爱的书籍被抄没,而且遭到小将们皮带、棍棒的毒打,诸般凌辱,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曾向派出所申请安眠药以安乐死而未获准),终于领略到乌合之众的巨大危害性。与此同时,其兄鲁迅却如日中天,《全集》在书店与领袖著作同台销售,单行本一版再版,成为革命大批判的锐利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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