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的“卸责诏”

安立志

1900年8月20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发了清朝存在史上最后一份“罪己诏”。这份罪己诏距她气壮山河、慷慨激昂的宣战诏书仅仅过了两个月。

这份罪己诏针对的并非外国列强，而是颁发给她的臣工和国人的。与宣战诏书相比，其最大的区别是，罪己诏已经没有了“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翦彼凶焰，张我国威”的干云豪气和战斗意志，她用这样几个字来概括当下的处境：“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说白了就是京城沦陷，太后逃亡。中国的文字很有学问，一旦形容皇家的事情，最倒霉的境遇，也有冠冕堂皇的专用语。

这份诏书当然不是从紫禁城发出的，此时的皇太后与光绪帝正在狼狈西窜的路途中。据接驾有功、特准随扈的怀来知县吴永记载，七月二十六日，“行在”还处于今河北省西北部宣化府的鸡鸣驿（《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页70），诏书所说的巡幸“太原”还是一个准备落脚、尚未到达的目的地。大清帝国的圣母皇太后与光绪皇帝，惶惶如丧家之犬，正在深一脚浅一脚地颠簸在山间野径上。此时的太后与皇帝肯定心情都不会太好。如果不是滥施权柄，胡作非为，造成巨大灾难，以致无法收拾，向来以九五之尊自居，以圣明天子自命的统治者，怎么可能自我批评，甚至纡尊降贵、不顾难堪地来“罪己”？

即使是罪己诏，也不忘标榜本朝的历史悠久与伟大正确，“我朝以忠厚开基，二百数十年，厚泽深仁，沦浃宇内。……是以荡平逆乱，海宇乂安，皆赖我列祖列宗文谟武烈超越前古，……”（《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页488）这样一个伟大王朝自然少不了伟大皇帝，“朕以冲龄入承大统，仰禀圣母皇太后懿训，于祖宗家法恭俭仁恤诸大端，未敢稍有偭越。亦薄海臣民所共见共闻。”（同上）这主要不是歌颂皇帝，只因诏书借用了皇帝的名义，主旨还在于歌颂皇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