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英国人的忧虑（四）

安立志

国内学者止庵介绍了一则文坛花絮，《美丽新世界》在“一九四六年再版时，作者（赫胥黎）增添一篇序言，其中有云：‘当然，新的极 权主义没有理由会跟老的极 权主义面目相同。以棍棒、行刑队、人为饥荒、大量监禁和集体驱逐出境为手段的统治，不仅不人道（其实今天已经没有人在乎人道了），而且已经证实了效率不高——在科技进步的时代，效率不高简直是罪大恶极。一个真正有效率的极 权国家应该是这样的：大权在握的政治老板们和他们的管理部队，控制着一群奴隶人口，这些奴隶不需强制，因为他们心甘情愿。’三年后《一 九 八 四》面世，赫胥黎在给奥 威 尔——后者曾经是他在伊顿公学的学生——的信中重申此意，指出《一 九 八 四》所写乃是发生在《美丽新世界》之前的事情。也就是说，‘一 九 八 四’毕竟只是人类历史的某一阶段而已，‘美丽新世界’才具有终极意义。”（《美丽新世界 重返美丽新世界》前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由此可见，原作者赫胥黎、评论者波兹曼以及我国作者止庵，似乎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他们并不否认大洋国的极 权主义统治模式呈现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历史阶段。但他们又指出，只有宇宙国的社会控制制度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威胁。这个判断用通俗的话来表达，宇宙国比大洋国更可怕！

波兹曼以过去时的口吻写道：“我们无需别人提醒就能认识到,我们的世界已经深受各种监狱文化的残害,奥 威 尔在他的寓言中已经对这些监狱文化的结构进行了准确的描写。如果你读一读他的《一 九 八 四年》和《动物农庄》,……你就会非常清楚地看清目前在数十个国家几百万人民身上发挥作用的控制思想的机器是个什么样子。”（《娱乐至死》，页201）从这段论述中，总感到波兹曼在叙述遥远的故事，好在他使用的时间概念是“目前”——即现在进行时。然而，在“大数据”的使用上，他所谓的“数十个国家几百万人民”的数字，显然低估了受害人口的广度与深度。

大洋国的统治体系并未成为过去时，而且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不能同意宇宙国比大洋国更可怕的结论，毕竟现代的人们对于大洋国的控制模式感同身受，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正视波兹曼就宇宙国的制度危害作出的提醒与警告，“……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娱乐至死》，页202）的确，如果我们身边的人们，不是全部，哪怕多数成为碎片阅读的“低头族”，成为醉生梦死的“追星族”，成为逢迎媚上的“拍马族”，成为满嘴铜臭的“孔方族”，成为蝇营狗苟的“豚犬族”，波兹曼描绘的世界，就不仅只是未来世界的端倪，不久之后就将成为中国大地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