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一个文化昌明的时代，即使如此，苏轼也曾身涉乌台诗案。较之韩愈的贬官边鄙，苏轼不仅贬得更远（今海南岛），而且还曾身陷囹圄。考察苏轼的思想基础，他不仅绝对不会伪造《拘幽操》这种借古颂今的肉麻之作，反而利用商纣、西伯故事予以反讽。他在御史台狱中给其弟写过两首诗，其一首句为“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P999）“圣主如天万物春”之于“天王圣明”，“小臣愚暗自亡身”之于“臣罪当诛”，这也算是“高级黑”吧，更是对韩愈的深刻讽刺。

十四

苏轼是文学家，他对韩愈的批评是文学性的。相比之下，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对韩愈的批评，就深刻的多。王夫之的批评兼及宋代儒家学者朱熹：“韩退之唯不知道，故其拟文王操有云‘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显出他没本领、假铺排勾当，又何曾梦见文王心事来！朱子（朱熹）从而称之，亦未免为其佞舌所欺。……君之不善，不敢以为圣明；己之无罪，不敢自以为罪，亦莫非诚也。‘臣罪当诛，天王圣明’，则欺天欺人，欺君欺己，以涂饰罔昧冥行于人伦之际，而可以为诚乎？”（《读四书大全》，中华书局，1975年，P622）王夫之对韩愈的评价，“佞舌”二字可谓穷形尽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