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睢阳”别论

安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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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毕《“董狐笔”异议》，意犹未尽。在文天祥的《正气歌》中，“董狐笔”与“太史简”是作为一个类型来描写的，他们是文天祥赞赏的承平时期的知识分子代表。我对此表示异议，是因其（董狐或文天祥）价值与理念的局限性。在这里，我尝试分析一下文天祥歌赞的另一类型——战乱时期的军队将领。

《正气歌》中有句：“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张睢阳即张巡，颜常山即颜杲卿。他们二人都是文天祥笔下体现了浩然正气的战时将领。张、颜二人处于同一时代，都是在安史之乱中，在平息叛乱、恢复政局的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本文只分析张巡其人。

张巡原系文官，开元间举进士，曾两任县令。他是在平息安史叛军时才率部作战的。战时被授予主客郎中兼河南节度副使。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张巡在睢阳（在今河南商丘）保卫战中，抱着“志吞逆贼”、一往无前的必胜意志，“每与贼战，大呼誓师，眦裂血流，齿牙皆碎。”城破被俘后，叛军统帅尹子奇“以大刀剔（张）巡口，视其齿，存者不过三数。”（《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七下）这就是“为张睢阳齿”的来历。

在这里，不能不提及唐玄宗李隆基。曾经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执政后期，重用奸佞，挥金如土，养尊处优，政治腐败。天宝十四年（755年），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一带）起兵，发动叛乱，唐朝终于走了下坡路。

在现代战争史上，困守孤城，弹尽粮绝而被饿毙；城破之日，敌军凶残而遭屠杀，都曾经酿成震惊世界的大惨案。然而，睢阳保卫战却出现了匪夷所思的悲惨场景。睢阳被叛军长期围困：“城中粮尽，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人心危恐，虑将有变。”（《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七下）张巡为稳定军心，激励士气，竟然献出其爱妾，并当场宰杀，取其肉为三军充饥。张巡慷慨陈词：“诸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经年乏食，忠义不衰。（张）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坐视危迫。”（同上）将士们流泪而不忍，张巡则强迫大家分食。一条生命，顷刻之间进了他人肠胃。此事在官方史书中都有记载，只是《新唐书》增加了一个细节，睢阳太守许远感于张巡的义举，竟然也杀掉书童，作为士兵的粮食。

写到这里，不禁毛骨悚然，脊背发冷！更可怕的还在后面：“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掘鼠；雀鼠又尽，……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继以男子老弱。”（《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六）只因士兵食不裹腹，无物可吃，于是吃光了城中所有妇女，然后又吃掉了老弱的男人。这不禁让人想起非洲草原上狮群捕杀角马的弱肉强食，想起了《西游记》里青狮、白象、大鹏三只妖怪吃光了狮驼国的全体军民。

张巡所部到底吃了多少人？“（张）巡初守睢阳时，卒仅万人，城中居人亦且数万……”，“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余才四百人。”（《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六）既未突围出城，也未叛变投敌，几万人哪里去了？请看《旧唐书》提供的数据，张巡所部“所食人口二三万”（卷一百八十七下），《新唐书》的数据更精确，“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卷二百一十五）这是怎样悲惨的场景？一场城市保卫战，可能因防御突围死于刀箭之下，可能因空灶绝粒死于饥饿之中。然而，全城百姓死于非命，既与饥饿无关，也与杀伐无涉，几乎全部填充了城市保卫者的辘辘饥肠。这些守城部队，既是抵抗攻城叛军的英勇将士，又是捕食全城百姓的肉食动物。南京大屠杀，城内民众死于外敌之手；睢阳大屠杀，城内民众竟然死于守城部队之口！如此惨烈的战争、如此惨烈的英雄，若非绝后，至少空前！

安史之乱之于唐帝国，只关乎政局稳定，不涉及国家主权。叛军志在夺取城市，而非消灭百姓；守军吃尽城中百姓，只为保住一座空城。这样的抵抗，这样的防御，于战事何益？于社稷何益？一个国家不可能只有领土而无国民，虽然那时没有“一切为了人民”的理论，但在张巡这样的忠臣与英雄看来，尽忠“君父”，可以百姓为牺牲。一个无视人的生命、无视人的价值，把百姓当食品，把皇权当目的，何来正义与英雄？

以今人之眼光议论古人，往往为人所诟病。其实，在当时就有人提出异议，《新唐书》称，“时议者或谓：（张）巡始守睢阳，众六万，既粮尽，不持满按队出再生之路，与夫食人，宁若全人？”（卷一百九十二）“时议者”，唐代当时之议论者也。尽管张巡的友人李翰强为之辩，尽管唐王朝将其供在凌烟阁，千载之下，仍然难封悠悠众口。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指出，不论城是存是亡，也不管人是死是活，唯一不能做的，就是不能人吃人（“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因为“人之不忍食人”，这是一个“不待求之理而始知其不可”的公理和常识，是人类区别于兽类的根本标志。正因如此，王夫之指出，李翰为张巡的吃人行径进行辩解并掀起舆论风波，才是我更害怕的（“李翰逞游辞以导狂澜，吾滋惧矣”）。（《读<</SPAN>通鉴>论》卷二十三）清初文学家王士祯与王夫之看法一致。他通过“谈异”的形式，创作了一则“张巡妾”向张巡索命的鬼怪典故。张妾诉道：“君为忠臣，吾有何罪？杀之以飨士卒。……君世为名臣不能报复，今甫得雪吾恨。”（《池北偶谈》卷二十四）

王士祯的说法有局限。张巡决不是仅仅杀了一个二奶供人充饥，他的部下吃人，是有组织、大规模地吃掉睢阳城里三万妇女老弱。这样一种骇人听闻的行径，不仅没有什么正气与人性，而且充溢着极端残忍的匪气与兽性，而这也是《正气歌》的时代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