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哲学沉思录）史伶桥哲学沉思录之十：从阅读“虚拟语境”开始
(2024-08-01 14:03:54)| 分类： 文论 |
在阅读“虚拟语境”中，作为“虚拟语境”的标题，作为“虚拟语境”的诗，作为“虚拟语境”的这本书三者互相交织，时而因为标题而置身于“虚拟语境”中，时而因为诗而置身命运中，时而因为这本书置身意义中，在此逐一显现的过程中，阅读行为逐渐深入至自身行为，这种行为构成了这样的逻辑：阅读从根本上并不是去寻找上述三者所呈现的形态，而是阅读的状态，因而这里必须强调，就在这一刹那，阅读行为进行着。
这种进行着可能表明，作为“虚拟语境”之作者，诗人依尔福所期许的状态，也即是使得阅读进入“虚拟语境”中，只有当此时，“虚拟语境”显现了出来。那么，显现了什么？诗人必然将上述关于标题、关于诗、关于这本书的阅读经验在整体的“虚拟语境”中所掩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对此做出掩盖，才能不至于在“虚拟语境”中“落空”，这种“落空”一再的在阅读中显现，一再的显现，以至于当阅读通达于“虚拟语境”的语言形态的时候，阅读者退无可退，也就是说，当阅读获得了标题的时候，标题丧失在“虚拟语境”中；当阅读获得了指称-命名的时候，指称-命名丧失在“虚拟语境”中；当阅读获得了“阅读者”身份的时候，“阅读者”身份丧失在“虚拟语境”中，当阅读获得了“意义”的时候，“意义”丧失在“虚拟语境”中。最终，“虚拟语境”“破坏”了在阅读中的思维-意识的行为的一切命名（命名是为了确定意义），从而在“破坏”中，“虚拟语境”显现了出来，诗人显现了出来，诗显现了出来，诗人意志得以实现。
诗人实现了什么？首先，若分析追寻诗人实现了什么，诗显现出了什么，显然分析必然陷入“虚拟语境”，这种分析的面对，这种认知的行为，如同背后的诗人一样，必然止步于“虚拟语境”，也就是说，诗人通过“虚拟语境”将阅读行为，将这种阅读的期许----获得命名，获得意义，置于“罗生门”中，显著的，诗人或许并非必然的意识到其在“虚拟语境”中所指向的阅读行为的结果，而是表明，诗人的自身创作行为导致了这样“罗生门”的必然结果，这是诗人自身的需求，所谓自身的需求，在于诗人之创作行为必然导向其自身的“牢固性”。
也就是说，诗人通过创作诗，其表现出的思维意志，必然的是将自身如钉子般钉在宇宙这面挡着人之命运的墙上，在此，一个形象油然而生，诗人正挥舞着手中的榔头不停的敲击着宇宙之穹顶，那永生的敲击声在人的命运中回响着，犹如米开朗基罗之夜以继日仰着的头颅，犹如蒙娜丽莎之眼睛凝视着“神”，犹如西西弗斯永不休止地推石上山，这种“现代性”所赋予的形象一闪而过（这里必须要清醒的是，之所以具有这种关于“现代性”的体验，是因为自身即是“现代性”的产物），正是这种“现代性”所呈现的“一闪而过”的特征，诗人牢固地矗立在穹顶。但显然并非如此，若仅仅止步于此，阅读的可能性也便止步于“现代性”而丧失在“现代性”中了，止步于“自我”而丧失在“自我”中了。因此，必须要回到诗人，回到诗的本体上，因为在此，诗人即身处自身的时代-现代性中，也通达于诸时代人之命运中，此时此刻，“虚拟语境”显现出了诗：
生命
不确定的第一次
我记得。大地震动
时间与脚步声
是一种脆弱的波
马匹在云朵下面嘶叫
马达打开又关闭
一个塌陷的概念
为自己发明一种解释
是不够的，一只天堂之鸟
舞台上，一只天堂鸟
在叫，已不是原来那只
诗人说，“我们的父母，是我脚下的土地
头上盘旋的天空，像反复捶打同一个地方的锤子
用相同的梦”
那么，在“虚拟语境”中这一首“生命”的诗中，诗如何显现出来？注意这里所强调的“虚拟语境中”，这即是要表明，诗人在层层递进的诗的行动中，是如何抵达“虚拟语境”中。即以此回到阅读行为：
首先，来到标题“生命”面前，阅读获得了两个概念，标题的“生命”和认知意义上的“生命”的互相确立，诗的意义的“生命”和当下的、眼前的“生命”的确立。
其次：
不确定的第一次
我记得。大地震动
时间与脚步声
是一种脆弱的波
“我记得”是触觉的“生命”，也就是说，“我记得”是现实经验的再现，注意这里，所谓现实经验的再现，即自身所在的时空，这里的时空是普遍的共同的认知秩序，也就是说，在这个时空中，每时每刻的经历着“生命”，时间与脚步声/是一种脆弱的波，也就是说，强调这种唯一性，唯一性体现在，“我记得”在时空中的唯一性，就好比认知了树、认知了山、认知了桌子，这种唯一性即是构成“生命”的第一层定义和意义，这是经验着现象世界之物质显现，之意识显现密切相关的，“生命”依赖于在时空秩序中的唯一性，这种唯一性表现在作为“生命”的认知开始之地，作为肉体的“生命”而居住之地。
再次：
马匹在云朵下面嘶叫
马达打开又关闭
显著的，认知再进一步，“马匹在云朵下面嘶叫/马达打开又关闭”，马匹已不是“日常”的一匹马，马达亦不是那一个所见的机器，那么，在此，马匹、马达是什么呢？是“生命”之诗人所赋予的所称谓的寓言、象征之地（寓言、象征自有其根源），所谓寓言、象征是作为“生命”的人从肉体的“生命”的居住之地的出走，所谓出走正如“离家出走”，离的是那个“肉体”生命之家，而“生命”之人从“家”中独立出来，也就说，“生命”之人具有了“我”，注意这里的“我”不同于“我记得”之我，“我记得”之我，是“我”的“名”，比如，依尔福、比如史伶桥，除此之外，别无他物。而这里“离家出走”之“生命”的我，“我”意识到的“我”，是寓言、象征之地，是所谓的“存在”地，在“存在”之地，只有“我”，别无他物。“在云朵下面嘶叫、打开又关闭”是马匹、马达“存在”的显现。在此必须要做一个说明的是，关于“存在”这一概念的问题，与“寓言、象征”等概念相同，“存在”是时代的秩序，“存在”在当下的时代显现，作为概念，也仅仅因为这一时代的认知而显现，因而这里并不牵涉到文本的超越性，而是仅仅表明，在此时此地的指向。
再次：
一个塌陷的概念
为自己发明一种解释
是不够的，一只天堂之鸟
舞台上，一只天堂鸟
在叫，已不是原来那只
再进一步，“一个塌陷的概念”，概念何以塌陷？这是因为“存在”之“我”的塌陷，是“存在”之“生命”的塌陷，也就是“生命”之人来到了“虚无”面前，“虚无”带来的结果并不是“空无一物”，而依然是存在的对面，而既然在对面，显然“虚无”并没有脱离“存在”，虚无如同“存在”一样，具有了存在之地：“一只天堂鸟/在叫，已不是原来那只”，这即是说，“天堂鸟”之存在，虽不是原来那只，但还是“存在”之天堂鸟。
最后，
诗人说，“我们的父母，是我脚下的土地
头上盘旋的天空，像反复捶打同一个地方的锤子
用相同的梦”
在语言、语义层面，“诗人说”之“说”及构成说的符号的“”，成了诗人之语言、语义层面的“虚拟语境”，而说的行为反而并不重要，其核心和关键在于，“诗人说”之“说”及构成说的符号的“”成为了诗的显现之地，成为了诗人所指向的“虚拟语境”。一种“现代”认知的历程悄悄滋生，不可避免的，从意识之经验到寓言、象征，从寓言、象征到存在，从存在到虚无，从虚无到符号之现象，最终，在“虚拟语境”的诗学揭示下，现代之“人”在“诗人说”之“说”中显现了，而“现代”这一历程，断代了现代前的历史和现代后的历史，即以此巨大的昭示意义，“现代”之时代命运凸显了出来：
我们的父母，是我脚下的土地
头上盘旋的天空，像反复捶打同一个地方的锤子
用相同的梦
这就是“现代”，“生命”跃然而出，人跃然而出，如果说，还需要一个关于“人”的定义的话，这种意义的追问，从“土地”到“天空”，到“同一个地方”，“虚拟语境”之诗为此闪耀。
是以，来到“虚拟语境”面前，来到“诗”面前。
当此时，“诗”来到了面前。诗显现了出来，得以说，“虚拟语境”即是诗，作为标题的“生命”即是诗。这一认知并没有结束，之所以没有结束，是来到了“虚拟语境”这一“诗”所在的现在，必然的，这一持续不断的显现，使得阅读进入到了诗的历程中。以此回溯，关于诗的认知油然而生，“诗”从哪里来？什么是诗？诸多疑问在此回响，在此时此刻的回响下，即刻的紧紧的抓住“诗”这一显现的迹象，并深入疑惑中，并陷于其中，而在此“陷入其中”并不是要回答上述问题的答案，而是作为阅读者，在阅读中陷入回忆，在“虚拟语境”的笼罩下，陷于“诗”的回忆中。
其一，以“生命”中诗句“不确定的第一次”与《日记》的连接：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
德令哈┄┄今夜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
我把石头还给石头
让胜利的胜利
今夜青稞只属于她自己
一切都在生长
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 空空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海子《日记》
“日记”之所以在此涌现，是海子作为诗的探索者，其所展现的觉醒的精神意识相关，特别对于中国现代诗歌文本而言，海子的道路是一个转折点，是其首要的抓住意识，使得人从各处历史中走出，这里主要表现在，首先其强烈的探索精神。这是中国现代诗歌文本中诗歌精神的最强力，海子是第一个以肉体为精神殉道的人，因而发出了中国现代诗歌文本精神的最强音，把此作为一个事件，其中排除精神的自我因素，站在中国现代诗歌文本发展的历程里言，这表现出了一种征兆，人带着其精神走进生命，从而对于中国自古以来的语言文本而言，这都是一个极大的冲击，这给了中国语言文本以新鲜的血液。其次，海子对于“我”的还原。当精神失去其意义的时候，人从世界中消失，那么“人”在哪里？海子说，“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我”是什么，“我”两手空空，在“我”的世界，我只有“我”了，我只是“我”，“我”呈现在我的面前。现代诗从哪里开始？在海子这里，现代诗凝聚了“人”的主体，这一主体表明，诗从对象的、物的形态走到了“我”的形态，走到了“人”的形态，从此，诗摆脱了“肉身”的桎梏，走向了“人”的时代。
但显然，当“日记”涌现的时候，当“人”涌现的时候，这种涌现是在“虚拟语境”的笼罩下显现的。“虚拟语境”是如何笼罩“日记”？作为阅读的体验，笼罩发生在当下，笼罩正在发生，以此在阅读中，发出“生命”中“不确定的第一次”句对应“日记”的涌现，这种对应并非是比较的对应，而是笼罩的对应，是在“诗”的阅读中的，“虚拟语境”笼罩下对“日记”的显现。再次的强调，诗句“不确定的第一次”与“日记”之间是诗的显现的连接，尝试的连接，并非指向于诗本身。
其二：以“生命”中“我记得。大地震动”对应于《回答》，由此表明，在“诗”面前，处在这一显现的延续中，在“诗”面前持续的指向于，“在”的这一状态，因而“回答”对此作出呼应，也即一方面是“虚拟语境”中“生命”之诗的笼罩的状态，一方面是作为阅读行为中对诗的回忆的显现，二者在互相交织中，持续前行。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提，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看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北岛《回答》
“回答”的代表性在于，在对于我的主体性的疑惑的基础上，显示出的“我”在世界中的迹象，我与生存境遇的决裂，我从我的境遇中走出，然而问题在于，对于我的境遇的表述往往坠入了历史境遇中而走向了漫无目的的自我境遇，这是自我认知行为所呈现的时代语境的主要特征。当当下的境遇在面前破裂时，“我”在破裂中再次凝聚，“我”是我的境遇，我不是别的，然而我的境遇真的可靠吗？我的境遇迷失在“我”中，这种迷失在持续蔓延，在生存的各个领域消散，这是当此之时的必然，这是“回答”对于自身的必然，在此建立的过程中，“我”必然走向这样的过程。然而，对于答案而言，“回答”不是答案，“回答”是前进的过程，这里展现的的迹象即是“回答”的情感趋向是什么，而并非诗是什么，在此，“回答”这一文本也表现出了新的语言因素的崛起，也即是主体化语言，这使中国现代诗初步具有了主体性的精神，尽管只是显示出迹象，随着意识的缺失，这种主体性的语言精神成了当下的语言“移位”的罪魁祸首，然而，我更愿意把原因归之于使之成为“物”、使之对象化的必然过程，因为，对中国现代诗的确立就好比一个“物”的形成，它的各种因素都必定会来到显现出来，认知行为只有对其认知，才能算是把握“物”的本身，才能算是建立“物”的内容和形式。而在此世界景象之下，诗歌表达的力度，无论对于现代诗文本也好，也或者是对于语言精神而言，这都是表现出了更多可能性，因而在这样的因素下，中国现代诗歌文本精神所处于自身的时代地位中，从创作的角度而言，中国现代诗歌文本建立了自身特性：一是语言的自觉；二是情感的自觉；这是从艺术的创作而言，语言的自觉是对于诗歌形式的积累上，也即一个事物建立所具有的形式外形，情感的自觉更应说是“我”从世界中出走，我在世界之外。在这条道路上，现代诗歌文本持续的隐隐成就。
那么，“回答”之为“回答”，在于“回答”的姿态，并非在于“回答”的内容，这一姿态显现为“诗”。
其三,诗句“时间与脚步声/是一种脆弱的波”与“相信未来”的互相摇曳：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1968年 北京
——食指《相信未来》
所谓互相摇曳，即是说，诗持续的运行在阅读的意识行为中，此时获得了震颤之音。
“相信未来”中“我”的主体性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揭示，在此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中国现代诗歌文本发展中，无论从语言层面上而言，亦或是从意识层面上而言，其都具有了前进的实体。“相信未来”的代表性表现在，在生存境遇的前进中，我的境遇在这个世界中已经找不到位置了，从而我所必然面临的挑战，以我的境遇为主体的我（中国现代诗歌在意识层面上则是不断对境遇的深化和发展）得不到了世界主体的照应，从而诗人食指作为时代和“我”所呈现的是，从时代而言的个人境遇的破裂和中国现代诗歌文本以境遇为精神层面发展所展现的困境，这是从精神层面上而言。我对于我的境遇的不再信赖，也即是我对于呈现在面前的世界的不再信赖，那么我要到哪里去呢？以中国现代诗歌文本为反映的精神是否可以告诉答案。诗人食指说：相信未来。这是中国现代诗歌文本在此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以中国现代诗歌发端至此，其精神内涵所面临的一次危机，这是一种语言文本建立它的范式所必然经历的过程，然而，这个过程却纠合了时代，世界，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这使得中国现代语言在前进的过程中，看起来并不那么单纯，特别是在其所处的时代，世界性的境遇已经严重影响了人类意识的进程，也即是在精神境遇上的语言意识的塑造，可以看到“相信未来”的困境，是再次向历史时代中寻找答案，还是以走向世界的遭遇中去，这里的选择依然在延伸，目标依然在确立，然而，在这样的过程中，无论人以何种姿态来到世界面前，人都必须要解决自身的问题，此在之人的确立是否足以明确？诗歌行为总是在揭示当下中指向未来，因而，在可能的世界中，诗人得以建立存在的基石，这是荣耀的行为，在这一进程下，人是人的塑造者。
其四，诗句“马匹在云朵下面嘶叫”与“雨巷”的诗性映照。在此必须警惕的是，“马匹在云朵下面嘶叫”与“雨巷”所发出的诗性映照，并非是诗的认知的映照，而是诗的光亮的映照。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她默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飘过
像梦一般地，
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飘过这个女郎；
她默默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怅。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戴望舒《雨巷》
“雨巷”是白话诗歌文本发展中的一大转变，它的特点表现在，在精神层面上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识的回归，这不但是在语言上，而且在情感上，因“雨巷”所体现的特征呈现出的中国白话诗歌文本发展至此的问题，当一个事物在拓展它的要素的时候，当下已经不足以容纳它了，它就只好向过去寻找实体，而“雨巷”即源于此，在生存境遇的表现上，“雨巷”作为中国现代诗歌文本即是开始又是终结，说开始是因为在境遇的表达上承中国现代白话而言并表现出的对境遇的危机，这是因为其在语言上表现出的破裂痕迹，但在精神上并未，这使得其中产生的极大的张力达到了极点，因为语言先精神而先行，从而给此诗带来了一种终结者的姿态，此后的发展对此是说明，也即此后诗人自身境遇的破裂而给中国现代诗歌文本带来的影响。中国现代诗歌文本在内容上的这种发展正符合了事物发展的一般特征，一个事物在发展之初，是因为反对某一事物特征而使得其有足够的元素来构成它，然而当它拓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对于它的元素达到饱和，从而，到哪里去寻找它的元素呢？到过去，到起初它所反对的特征中去寻找，《雨巷》在中国现代诗歌文本中的地位正使对此的说明，这给后来者带来了极大的信心，相信中国白话语言所具有的表达能力，另一个方面是，诗人戴望舒所表现出的自觉的语言意识，这里已不是仅仅作为诗人的自觉意识，而是表现出一种自觉的语言把握意识，一种艺术成为艺术的最大特点是创造者对于它的把握（控制）能力，所谓游刃有余，中国白话诗歌文本到诗人戴望舒这里已经具有了这样的因素，因其对于自身情感和语言的把握能力而表现出的具有艺术的美，这是站在中国现代诗歌文本层面上而言。而在意志情感层面上，在对于自身生存境遇的关怀逐渐变得自觉的情况下，诗人自在的境遇不足以让诗人成为诗人，诗人面临此问题。对于境遇的说明，在此依传统而转化为意志的愿望，从而在意志层面成为其表述，诗人依然的、必然的处在这一境遇中，通过诗而达成其愿望。
其五，诗句“马达打开又关闭”与《再别康桥》的响动之音，阅读的姿态持续的深化着诗的自居之地，在此而置于诗的景象之内，因而必然的，“马达打开又关闭”也好，“再别康桥”也好，在此“诗意”之地，阅读不成为“阅读”，“阅读”是“诗意”的再现。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桥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
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蒿，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徐志摩《再别康桥》
《再别康桥》不但具有了外在形式的构成，而且也表现在内在精神内容上的极大拓展，中国现代诗歌文本发展到这里可以说是已经具有了它所应有的地位，其成为了中国现代语言具有显著定义性的文本。中国现代诗歌文本形成了它的第一次构成主体，说一个事物是什么，也即中国现代诗歌是什么，在此，具有了肉和血。在精神上，“再别康桥”即是诗人的胜利，又是语言的胜利，诗人的胜利是指诗人徐志摩在诗歌中所呈现的诗的景象，语言的胜利则是诗人自觉意识在诗歌语言上的表现，也就是说，一方面，诗人在诗中获得了“诗人的身份”，诗因为诗人而获得了“诗的身份”，另一方面，诗人和诗在互相定义-命名中，间不容隙，实现了统一。“马达打开又关闭”与《再别康桥》的响动，是为“再现”了诗人与诗的可认知的、毫不疑惑的实在。
其六，诗句“一个塌陷的概念”对应于《叫我如何不想她 》，“一个塌陷的概念”之概念，其正是在确定的“诗人”、确定的“诗”中，一个概念生成，然而此在的阅读使“一个塌陷的概念”来到了《叫我如何不想她》面前，使“生命”之诗人、诗来到了《叫我如何不想她》面前，这种相遇即刻的造成了“生命”之诗人、诗所形成的概念指向了《叫我如何不想她》，此在的“诗人、诗”是否可以命名《叫我如何不想她》这首诗？若称之为诗的话，显然，坍塌并非源于阅读的行动，而是此在的“诗人、诗”在《叫我如何不想她》面前的异质化，因而“解构”发生了，处在诗这一境地，命名也罢，确立也罢，“解构”在于诗人、诗不仅仅在其当时的因命名而建立的概念境遇，而是穿越于诸时代的诗人、诗的互相识别，识别在进行着，诗人、诗摆脱了彼此，诗人、诗因而超越于自身在当下所建立的关于自身的概念，诗人、诗被从其内在的实体中抛出，但并非因“坍塌”而丧失，而是在“叫我如何不想她” 反复的歌唱中，不断的成之为“诗人、诗”的概念，而这即是正在发生着的解构，不同于诗人在创作中的诗中对于解构的先天的需求，这里的解构是通过阅读而发生了，这是阅读的“解构”，在“虚拟语境”空间持续的笼罩下的“解构”，这造成的结果是，诗人、诗在“叫我如何不想她”反复的歌唱中再次的识别自身，而《叫我如何不想她》脱离诗人刘半农，在现代语言文本中显现为“诗”。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
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
西天还有些儿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刘半农《叫我如何不想她》
《叫我如何不想她》在这里，代表着诗歌传统中抒情指向，这是日常表达的常见景象。它构成了人的情感主体，是对人的境遇的最直接的表达，因而在此所述及的是和现代诗歌文本主体精神不甚相关的因素，但说不相关，应该说是有很大的关系，主要在于分析在此面前所表现出的逻辑的分裂上，抒情在语言文本塑造中是超越一切的存在的，抒情的是绝对的，不能对抒情作出分析，因为对定义为人的情感只有敬仰，抒情就像呼吸一样，成为人，自古以来，对人的认识都使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这更加具有人“性”。《叫我如何不想她》呈现了抒情因素在新诗发展中依然具有的因素，但诗人刘半农的《叫我如何不想她》并非是上述的标注，而是在现代诗歌语言文本历史进程中的诗学指向和意识指向。从语言上对其界定，表现的是文本的形式美，这种形式美即体现语言上，诗人之导向体现在对诗的形式的创作上，这是诗人的姿态，是艺术形态的姿态。它一方面展现着抒情的态度，一方面又承接着现代中国诗歌发展前景，也即是作为创作的现代中国诗歌具有什么样的拓展，这同样在构成了自我的生存境遇。
回到阅读中，当“解构”发生的时候，阅读指向了何处？通常认为，“解构”发生在自身同质的元素中，比如“轻与重”、“存在与虚无”之间的互相解构，其不能具有单独的文本逻辑，但在此强调“一个塌陷的概念”与《叫我如何不想她》的异质“解构”特点，这里的必然前提是“虚拟语境”之诗意笼罩，在笼罩之下，“一个塌陷的概念”和《叫我如何不想她 》通过“放置”而显现出了“解构”的可能。
其七，诗句“为自己发明一种解释/是不够的”与《有感》的对应，但可能的，一种相遇的境遇，在此在的阅读中发生了。从解构到相遇中发生了什么？诗句“为自己发明一种解释/是不够的”与《有感》开始了诗意的渗透，前此强调的是，诗句“为自己发明一种解释/是不够的”与《有感》作为自身诗的居所之间互相的边界，这个边界必然的占据着各自的指称的诗的场景，但此在之渗透，这个边界被打破了，即使是警惕，即使是强调，然而随着相遇而打破，诗句与诗的相遇，获得了新的意义。
如残叶溅
血在我们
脚上，
生命便是
死神唇边
的笑。
半死的月下，
载饮载歌，
裂喉的音
随北风飘散。
吁！
抚慰你所爱的去。
开你户牖
使其羞怯，
征尘蒙其
可爱之眼了。
此是生命
之羞怯
与愤怒么？
如残叶溅
血在我们
脚上
生命便是
死神唇边
的笑
——李金发《有感》
《有感》对于肉体生命的触动，看到了诗的实体，体现在肉体生命境遇上，生与死，这是诗中表现的关系，但从诗的角度来说，则是在现代中国诗歌发展历程中所展现的广度上，《有感》处在现代中国诗歌历史进程中的这一节点，诗人李金发表现的是，以创作的姿态触动了“生与死”之时间命运，这也表现出必然的因素，一件事物的建立必然因为其时间形态而成为其本身。李金发作为诗人站在创作的高度上，呈现其命运和境遇，这足以成为现代中国诗歌一个积极的因素了。
随着相遇，一种新的景象诞生了，诗句“为自己发明一种解释/是不够的”对《有感》这首诗而言意味着什么？在此一种遏制不住的意味持续的从二者的关系中散发出来，但阅读对此进行了遮蔽。
其八,诗句“一只天堂之鸟”与《十四行2》，显然，持续的渗透，有什么样的可能？当此时，诗句“一只天堂之鸟”悄然的对《十四行2》这首诗进行了命名，也就是说，渗透已不可阻挡，“一只天堂之鸟”与《十四行2》处在新的共在的诗的景象中：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
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
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
像秋日的树木，一棵棵
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
都交给秋风，好舒开树身
伸入严冬；我们安排我们
在自然里，像蜕化的蝉蛾
把残壳都会在泥里土里；
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
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
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
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
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
——冯至《十四行2》
在“一脉的青山默默”之上，是“一只天堂之鸟”在鸣叫着。命名发生了，一种全新的意义在互相渗透中，获得了新的居所。
冯至在现代中国诗歌进程中凸显其地位，不但表现着他对诗歌语言的贡献上，更表现着作为诗人的自觉性上，他是站在时代的方位上实践着诗。他的自觉性表现在把诗人的创作放在时代历程中，放在人的时代命运中，表现出真实的、理性的力量，这是在中国诗歌进程的当下中，不曾有的显现，从诗人冯至这里中国现代诗歌出现了一个极大的转折，也就是使现代中国语言表现出牢固的力量。与诗的历史进程相呼应，对于自身境遇的认知延伸至人在历史下的选择，时间形态持续呈现，时间是什么，时间是生命的刻度，当抬头凝视时间时,我在时间中，时间携我而去，生存境遇融进了自我确立的意识，诗成为了一种暗含普遍意义的精神征兆。
其九,诗句“舞台上，一只天堂鸟/在叫”与《春水》、《繁星》,阅读行进的逻辑，并非因为在此诗句“舞台上，一只天堂鸟/在叫”与《春水》、《繁星》的“放置”而成为必然，而是非合理情况下的一种阅读的可能，诗与诗之间，诗人与诗人之间，因阅读而相遇所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验证了诗这一语言文本在不同时代中所显现的诗的景象，一方面是在阅读之下对于景象的再认知。因此，当诗句“舞台上，一只天堂鸟/在叫”与《春水》、《繁星》相遇而显现的时候，一种必然的事件发生了：
墙角的花！
你孤芳自赏时
天地便小了。
——冰心 《春水三三》
繁星闪烁着——
深蓝的太空
何曾听得见它们对话？
沉默中
微光里
它们深深的互相颂赞了。
——冰心《繁星一》
在诗人冰心的《春水》和《繁星》面前，世界打开了其空间，来到世界面前，承接着世界的照耀，趋向于结果，世界（物理世界）在此建立其的，秩序是什么？生命不同的个体对于此的认知，只源其所是的生命，而分析虽然显示其中的差别和差异，但这乃在于意识的自足，即对每一个生命所面临的精神，他的精神对他自身都是实在的，所以认为这是对情感的最好解答，人的实在真实性是建立在他自身的基础上。对于整体而言，反映在差异上，可有不同的判断，对于个体而言，反映在性质上，它的境遇构成了实在的空间，因而，意识关于异体生命的判断同在于自身境遇的判断，而非对象的判断，判断是对自身的建立，然而判断又必然成为对象，成为世界的要素，成为世界的对象，成为建立的对象，诗人对此予以确定。
也就是说，诗句“舞台上，一只天堂鸟/在叫”将“《春水》、《繁星》”的诗的景象打开了，并且扩展了，这就是阅读的可能。当然《春水》、《繁星》亦有自在之地，这是《春水》、《繁星》的自身的时代特征，前此关于“生命”诸多诗句，与每一首诗的相遇，起初是因为“虚拟语境”这一整体的诗性景象所笼罩而成为诱因，而在此，在逐步的笼罩之下，“生命”中，每一诗句，逐步的印证、验证着每一首诗，使得阅读深入到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深入到现代中国诗歌的历史进程中，在这一回溯的进程下，阅读行为打破了“生命”这首诗和相遇的每一首所在的时代景象，因而这种发生的“诗”的穿越成为诗人-诗的新的命运。
其十,诗句“已不是原来那只”与《月夜》，诗自身的逻辑，也就是说诗自在的命运一旦形成，其便具有了稳固的历史形态，这种稳固的而历史形态，是每一首诗所具有的时代景象，然而，如何去“晃动”诗的稳固的历史形态呢，显然这里无意中的将诗句与诗的放置，产生了这样的效果，诗句与诗之间产生了鸣响，有的是凝聚，有的命名，有的是照亮，但必然的，在放置中，诗句与诗发生了“关系”，这种“晃动”，这种通过“虚拟语境”的笼罩，诗句“已不是原来那只”与《月夜》同构了彼此：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沈尹默《月夜》
“已不是原来那只”与“月夜”中“却没有靠着。”之间的同构，显现为“已不是原来那只”侵入到了“却没有靠着。”中，而“却没有靠着。”同样侵入到了“已不是原来那只”中，侵入的发生，与笼罩，解释，解构，渗透，命名等相同，都是在阅读中相互关系的印证，侵入造成了这样的事实，“已不是原来那只”显现的“存在”之域，因“却没有靠着。”而获得了印证，反之亦然。也就是说，诗的命运之地，不再隐蔽，阅读的那道封堵的墙，敞开了。阅读获得了诗，获得了意义。
《月夜》的意识性特征，表现在意识对于自我的确定，“我”在世界关注着我的位置，这里即表现出现代中国诗歌构成中的另外的因素，即在表述上的意识的自觉性，强化出“我”作为容器的特征，作为对象化的“物”的特征，对此的确认更加的明确了，诗呈现“我”在物中的位置，以物为主角对称出我的境遇，这依然在行动上趋向于“我”的强烈的占有性，即“我”要获得物这一对象的确认，我要被物所容纳，这才是我，这才成为我，此即反映出中国现代诗歌发展中所必然走过的道路，我在向诗的语言内在质料迈进的过程中，我在语言的实在得到得确认，这个确认的过程表明了“我”所具有的物质性的意识，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我”向世界空间迈进。
其十一，诗句“诗人说”与《天上的街市 》，诗句“诗人说”行进在诗行中，诗人从诗中一跃而出，这造成了一个印象，诗人说，在诗中，呈现为语言的形态，也就是说，不仅仅是语言的指向，而具有了诗所隐蔽的空间，但在此，当“诗人说”与《天上的街市 》相遇的时候，在此能不能认为，“诗人说”之“说”指向了《天上的街市》，这种可能性，恰恰在于，《天上的街市》打开了“生命”中“诗人说”的指向，但打开并一定是指向定义的验证，但打开一定会发生，在打开中，“诗人说”之“生命”与《天上的街市》之“提着灯笼在走”之“生命”异化与彼此，所谓异化，是表明，“诗人说”之“生命”的命运，剥夺了“提着灯笼在走”之“生命”的命运，“诗人说”之诗人与《天上的街市》之诗人在面对中，首先的必要的感知到了“荒谬的存在”，在这一闪而过的体验中，诗人在自身诗的命运中被剥夺了。诗人失去了自身诗所在的存在之地，诗人置于何地？作为可能的认知，“诗人说”之诗人走进“天上的街市”这一陌生的对象中。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渺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你看，那浅浅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宽广。
我想那隔河的牛女，
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那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
在陌生中，诗人建构着新的意义。这种新的意义并不是在诗歌文本中发生的，而是在阅读中发生的。在阅读的过程中，因此而言，诗人并非置身事外，诗人并非是旁观者，而是一再的被诗所唤醒其在创作诗的那一刻所深入的命运之地。
其十二，诗句“我们的父母，是我脚下的土地/头上盘旋的天空，像反复捶打同一个地方的锤子/用相同的梦”与《蝴蝶》，在此，诗句“我们的父母，是我脚下的土地/头上盘旋的天空，像反复捶打同一个地方的锤子/用相同的梦”与《蝴蝶 》，进一步加剧着陌生化的认知。但我想说的是，在“虚拟语境”的笼罩下，诗人已来临，在诗句与诗的行进中，诗人已来临。诗人因此回到了在创作中所孜孜以求的“家园”，在“家园”中，在此时此地，家园并非是诗人所仰望、所追问之地，因为在此，诗人回到了“家园”，但此“家园”的意义在于，诗人的“暂居”，但“暂居”依然的，必然的，使得“家园”获得了存在。与此同时，诗人之“我们的父母，是我脚下的土地/头上盘旋的天空，像反复捶打同一个地方的锤子/用相同的梦”所指向之“家园”，在此在的阅读中，共鸣着《蝴蝶》之诞生，所谓共鸣，从普遍意义上，共鸣发生在解释、解构、渗透、命名、照亮、同构等认知之后：
两个黄蝴蝶，
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
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
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
天上太孤单。
——胡适《蝴蝶》
诗人显现出了历史进程中的身影。
当《蝴蝶》成为一种文学形态的时候，对此命名为新诗。这就是一种文学形态的意义，当然，这种新的文学形态首先是诗的新形态，那一定是与中国古体诗、彼时西方诗歌文本所相比较的而命名之为新诗，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新的文学形态的婴儿，呱呱坠地，对于认识新诗所显示出了意义。
阅读因而在这里获得了新诗这个所面对的对象，也就是说，什么是新诗？那么可以说，《蝴蝶》就是新诗。《蝴蝶》就是新诗这一事物诞生的本体。《蝴蝶》这一个新诗的婴儿正蹒跚步行，正丫丫所语的走来。
两个黄蝴蝶，
双双飞上天。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指称了这样的一种行为，意识所认知的对象，而并非意识自身的行动。这不同于目前的创作，在当下的现代中国诗歌行为中，我成为诗的主体，我是诗的行动者。而在这里，“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中，诗人并不是诗的行动者，这反而来源于诗这一主体的根源性。也就是说，与古典诗的顺承关系，在此而言，诗是创作的对象，而还没有成为诗人本身的所在，无论诗如何表达，其不脱离“我”的存在，以此为标志，在当下的，在诗歌的行动中，“我”却徜徉于其中。
在意识表达中，“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是意识指向的对象化存在具有了艺术化的意志，诗人是客观实在的发现者，诗人发现了“蝴蝶”的实在的“存在性”，意识在指认这一过程中，也仅仅是发现了，也仅仅是“我”之外的“存在者”的显现出来，诗人是这个“存在者”的显现，通过诗这一形态，这种显现具有了存在性，新诗这个婴儿在这里诞生了。
蝴蝶得以命名，蝴蝶得以显现：
两个黄蝴蝶，
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
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
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
天上太孤单。
作为范例，“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是存在的主体，而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是存在的显现。即使在这里的认知，表达为诗歌对象的诞生，但是已然不同于当下对于诗歌所认知的主体，也就是说，诗歌中的意识的地位的问题。《蝴蝶》在立意上其中所代表的意义，也就是意识思维的现代性，意识思维的现代性，这是新诗之所以“新”的核心定义，新诗形式上具有了代表意义，胡适先生以《尝试集》而命名诗集，既然是尝试，那尝试的是什么？显然尝试的即是在现代思维形态下的新诗，这是《尝试集》之所以命名为《尝试集》的根本原因，《蝴蝶》代表了这种尝试，因而当《蝴蝶》诞生的时候，新诗诞生了。因而可以说，《尝试集》开创了新诗这一现代艺术表达的存在可能性。从语言的形态中，诗歌这种具有预见性，发源于人的表达最先感受到世界的变化，这个世界的变化就是从中国到世界，从世界到中国，走向了新的人类世界。而这仅仅是开始的萌芽，开始的开始。对于认识什么是中国，什么是西方的，什么是世界的，从新诗中，即以见识到了这种差异，显而易见这才仅仅是开始，在开创了中国承接于现代思维的新诗的表达中，新诗具有自己的生命，从这一个婴儿开始，她在慢慢成长。
至此，在“诗”面前，在一次关于“虚拟语境”的阅读中，诗首先到达了，而后诗人到达了，“生命”之“家园”之所是，正如《蝴蝶》的诞生，一个是所有之地，一个是诞生之地，在中国现代诗的历史进程中，一次所有之地到诞生之地的旅程发生了，诗人之回首正如其仰望，回首于诞生之地，仰望于“家园”之星空。这里呈现出两个层面的景象，一个是阅读景象之下的意义，一个是诗学历程下的诗的意义。
阅读景象之下的意义，正是此在之阅读过程的显现，而诗学历程下的诗的意义，在此，伴随诗人的回首，伴随诗人的仰望：
从《蝴蝶》到《天上的街市》，《蝴蝶》是意识的来临，微弱的意识在此显示，那是微笑，以轻逸的意志触摸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开始，也即是中国现代诗歌文本的开始。《天上的街市》是意志在自我境遇中的确认，这里表现的是一种喜悦之情，是我的意识在认识的世界中得到世界的一种照应，因而这是开始后的喜悦，是我在世界中，我有了容身之所，对于我在物中的位置的自觉的表达，当意识在世界中确认了其自身的时候，我的意识来到世界的面前，因而我具有了自觉我的自觉的意识，我对于我在世界中的境遇的确认，我必须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表述着强烈的物性意识。
从《月夜》到《春水》、《繁星》，《月夜》是意识遭遇的世界，而不是“我”。《春水》、《繁星》是我需要得到世界的庇护，在意识自觉下，意识而有所求了，这是意识之求，乃是人之求，向世界所求，即对世界的问询必须得到世界的庇护，在世界中，是世界的。
从《十四行》到《有感》，《十四行》是这里意识在寻找它牢固的境遇，从而我的意识在时间形态面前，让时间形态成为自身的构成要素，我以我之意识成为时间形态，意识所要达到的不仅仅是照应了，庇护了，而是与世界一样，成为与世界同在的普遍性。《有感》是在上述意识的延续下而继续关注于意识在世界中的达成，这种达成是意识的建构，也是一件事物的建立，这里表现出的是对于空间形态的渴望，此时面临自身在世界的境遇并逐步与世界达成着消解，从而使得“我”在世界中逐渐建立，然而以我向世界中走去，是否会是一厢情愿呢？
从《叫我如何不想她》到《再别康桥》，《叫我如何不想她》是抒情实现，意识因为抒情而具有表达的需求，抒情更重要的特点是，意识是源自“我”的意识，意识表现着人的合理性，从而因为抒情，意识过渡到了意志。《再别康桥》是意志要求实现它所实现的，这里表现出了情感的物化，从而把意志的体验化为情感的所容物，意志是否满足于它自身，或者说，一件事物的建立是否表明着它的构成是自足的，即是说意志着自我的达成，从而在世界中，在世界的景象中，向世界寻找着意志的内在质料是否是错误的呢，然而，若是此，在世界中是得不到满足的，从而，在世界中的行为是无效的，那么，到哪里去呢，意志到哪里去呢？这种质疑并不会结束于意志的实现。
从《雨巷》到《相信未来》，在《雨巷》中，意志在世界中的前景是什么呢？我是否是世界的参予者？《雨巷》加重着质疑，当自我的境遇不足以满足自我的意志的时候，生存的危机显现，我在这个世界上的遭遇将面临着破碎，而这则表明着从当下的世界中出走。《相信未来》，“我”置身于我的意志中，在自身境遇中所建立的所容物在此倒塌了，意志还有什么，随着“我”的主体性的湮没，意志之“我”处在历史的“虚无”中，“我”被意志完全占据，我就是意志，意志就是我，意志变成了“我”的主体，但这依然是“我”的存在境遇，在此境遇中，就连“我”也毫无立足之地。
从《回答》到《日记》，《回答》是意志在世界中的决裂，我的生存境遇失去了它的意义，作为情感的指向，我向境遇，向这个世界诀别。所以以《回答》而言，其实更可以说是我的意识对我的强烈的呼唤。我的意志在世界中所要的已不是意识，而只是表达，表达的破碎，当精神失去它的境遇的时候，当精神在世界中被放逐的时候，意志依然继续着它的神话，因为我之意志呼唤着他的存在。
《日记》之召唤，我到来了，所谓到来，即表明，我成为了“我”，即不是物质形态、即不是时间形态、即不是空间形态、即不是思维形态、即不是意志形态，我是“我”不可剥夺的世界存在，这即是现代性之“我”，现代性之“命名”着存在之地。我在时代中诞生了，“我”就是时代的命运之子。
梳理中国现代诗歌中意识走过的道路，表明一件事物的诞生伴随着意识而来到我自身面前，在这一历史的进程中，完成着自我的生成，现代中国诗歌从《尝试集》之蝴蝶的诞生到目前形态实现的过程，对此做了清晰的说明，意识在现代中国诗歌文本中所走的道路，在境遇下经历着自身，而这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因为不断的建立自身，不断的深入到自身的本源中去，而在开始，在生存的境遇下，意识来到面前，而以此逐渐接近世界，接近事物来临的地方，而关于上述过程归结为，人之意识关注的对象是什么呢，在现代中国诗歌文本建立的过程中，诗歌给出了一种可能，空空的杯子一步步地装载着他的所有物。而至此，必然的“虚拟语境”之“生命”一次又一次的崛起：
生命
不确定的第一次
我记得。大地震动
时间与脚步声
是一种脆弱的波
马匹在云朵下面嘶叫
马达打开又关闭
一个塌陷的概念
为自己发明一种解释
是不够的，一只天堂之鸟
舞台上，一只天堂鸟
在叫，已不是原来那只
诗人说，“我们的父母，是我脚下的土地
头上盘旋的天空，像反复捶打同一个地方的锤子
用相同的梦”
在这阅读的历程中，阅读的起始之地“虚拟语境”之“生命”，一再的从阅读中拉回到现实，这个现实就是，现代中国诗歌在历史的进程中，走向当下，诗从哪里来？什么是诗？诗走向哪里去？从阅读的立场来说，并不是去回答这里所提出的问题，而是当“虚拟语境”之“生命”将意识凝聚于“诗”的时候，《日记》显示了出来，《回答》显示了出来，《相信未来》显示了出来，《雨巷》显示了出来，《再别康桥》显示了出来，《叫我如何不想她》显示了出来，《有感》显示了出来，《十四行》显示了出来，《春水》、《繁星》显示了出来，《月夜》显示了出来，《天上的街市》显示了出来，直到《蝴蝶》这一诞生之地显示了出来，当此时，在这新诗-现代中国诗歌诞生之地，“生命”之人的意识回荡着，人凝聚于当下的时代，人在“虚拟语境”之“生命”中成为“人”，作为人从人的历史命运中走来，作为人在世界命运中勃发着伟岸的身影。
现代中国诗歌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站在认识的角度，一个事物从诞生到具有自身的名称，从具有名称到获得名称之“物”，从获得名称之“物”到占据“存在”之地，以及从形式到内容，这一事物是如何获得了认知的实体，并从时代中闪烁出摇曳之姿？现代中国诗歌就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从《尝试集》之“蝴蝶”到《虚拟语境》之“生命”，在诗学的文本中，从中伴随着的是现代中国人命运的历程，这一历程中，一个“中国人”的形象正逐渐清晰，一个“中国人”从命运的时代冉冉升起，期待着《虚拟语境》这一个“中国人”来到面前，这对于此时代来说，具有显著的意义，特别的，这是命运之书。
1920年，《尝试集》在出版了。
2020年，《虚拟语境》即将成书。
100年前，当《尝试集》出版，宣告新诗这一新生文本生诞生的时候，其作者胡适之先生应没有预料到，100年后，在时间来到了2020的中国的时候，有一本名为《虚拟语境》诗集，悄然临近时代。
100年，不能称之为一个轮回，100年，亦不能称之为一个瞬间。伴随着新诗逐渐成长的是，100年间中国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尝试集》到《虚拟语境》，新诗这一呱呱坠地的“中国婴儿”，呼吸着中国的命运逐渐成长，100年后的现在，“中国婴儿”成长为“中国人”来到面前。
生活在其中的诗人和诗身临其境，《虚拟语境》之“中国人”就是本身，在这一刻，在这中国前行的步伐中，中国来到了世界面前。诗人和诗来到了世界面前。诗人之孜孜以求所为何？“中国人”之孜孜以求所为何？
新诗百年的历程对此作出了揭示，从中国时代到世界时代，从中国命运到世界命运，诗人始终以炽热的呼吸擎起人之命运的歌声。诗人所通达的人所建立的命运事业----诗来到身边，聆听着，历历在目，从《尝试集》到《虚拟语境》，在命运的诸时代，那一一显耀的生命印迹，那令得心生向往的一个个崇敬的时刻，诗人-中国人的身影逐渐清晰，诗人-中国人之脚步逐渐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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