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原创）史伶桥哲学沉思录之九：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2024-05-31 10:13:59)| 分类： 文论 |
对词和语言的研究
不能说话
舌头
芦苇的嘴
让打开大门的学校暴露出石柱
方脸的
教师西蒙
被一阵笑声吹走
站在我们的立场
我们只能承认，望远镜
掌控鸟的骨头
它们是无法翻开的金属书籍，这就是为什么
理发店，挂在空中
胸口哽着一口痰
但上帝是一阵听不见的电话铃声
一手握着
我们难以追溯的
一本书的冬季
如果不是在走到生命尽头之前
知道，我们不知道的
黑色蒸汽轮船在一片铅灰色的冰雹下航行
敲诈者，随天空升起的太阳
而改变颜色
一份药物清单
你得设想，抽烟的房间
的昆虫像阿拉伯人
介于诗和语言之间，诗人将自身创作的行为脱离出来，面对于语言，而不是诗的世界，人的世界，也就是说，语言、词从诗的事件中脱离出来，走向语言本身，但语言就在这里。
诗人在诗的创作中而出神，诗出神，也就是说，诗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是关于语言的艺术，但根本上，语言又离诗人和诗隔开了一个空间，语言行为、诗人行为、诗的形态，在这些关系中，语言行为完全的屏蔽了诗人行为，诗的形态，从而根本上，语言行为再次的远离诗，诗人揭示语言的目的在于，当语言成为诗人所意识之物的时候，语言在“诗”中即遮盖了诗人，也遮盖了诗，所谓遮盖，即是说，语言凸显为诗人和诗的意识之物，而并非世界影响，语言在诗的诞生之地无所事事，而又牢固地占有着诗人之对象所在。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当诗人意识到语言形态的时候，诗人所对象之物，不再是诗，不再是命运，不再是诗人，不再是人的历程，而是语言行为，不可改变的语言行为，在诗中所反映的是语言的形态，也就是说，在每一个行进的诗中，语言是必然的，但语言却是附属的形态，当语言从诗中凸出-凸显的时候，诗中关于名称、关于名称形态、关于名称事件都不重要了，诗的意向指向语言，举例而言：
造纸术传给了我
我生下皇帝
月球点燃钾盐
我捆绑妹妹-得了阑尾炎
活着的鸟
在我的头上做爱
时间，他这位战时的司令
抱着工资卡打盹
也许西施自有其美
但我已经远离地球
嘴中散发出你的气味
你何必与罗贯中争宠
那么，从语义的角度来说，这是否“毫无意义”？也就是说，上述这种形态，并不需要去关注语义，而是因为是“诗”而具有了在语言行为上的逻辑，这种逻辑体现在，诗人创作诗，从“对词和语言的研究”上来说，是为了摆脱语言和语义对于诗人和诗的束缚，所谓束缚即是表明，呈现为日常性的词和语义，在诗人创作诗的过程中，表现为诗人正极力的、全力的打破这种词和语言所具有的语义的当下时空，其本身所建立的意义，在诗人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其表现就是，在“对词和语言的研究”中，词搁置了语义：
舌头...暴露出石柱
西蒙...被一阵笑声吹走
理发店...挂在空中
敲诈者...而改变颜色
所谓“搁置”，也就是说，“舌头、西蒙、理发店、敲诈者”丧失了其本身所具有的“自在性”，即使是上帝，这里以“但”引出的上帝：
...是一阵听不见的电话铃声
一手握着
我们难以追溯的
一本书的冬季
但而引出的上帝，同样如此，“听不见的、难以追溯的”，对于上帝的显示同样在词面前被“搁置”了，那么诗人，作为诗人的依尔福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所举例子中，有几个对应的节点，以加深这里的理解：
造纸术传给了我
我生下皇帝
我捆绑妹妹-得了阑尾炎
在我的头上做爱
但我已经远离地球
“对词和语言的研究”对应于“造纸术”，
“舌头、西蒙、理发店、敲诈者”对应于“我”
“听不见的、难以追溯的”对应于“远离地球”
“在走到生命尽头之前”对应于“他这位战时的司令/抱着工资卡打盹”
“抽烟的房间”对应于“嘴中”
“...昆虫像阿拉伯人”对应于“...你的气味/你何必与罗贯中争宠”
也就是说，对应的目的在于揭示，在发生着的，词所具有的属性-自在性，在语言-语义面前被统统“杀死”了，所谓被“杀死”，就是说，语言-语义不仅破坏了词自身的自在性，而且赋予了词以“新生”，这种“新生”就犹如“抽烟的房间/的昆虫”,或“你的气味”，这里即表明，诗人、诗即使在如此艰难坎坷的历程中，依然卓绝的显现出来，依然显现出夺目的“昆虫”，诱人的“气味”，诗人通过创作诗最终从词和语言-语义中崛起。而从读者-评论者来说，经历了在诗中的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这成为阅读的快感。
同时，从语言的认知上，诗人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破坏词和语言所在的日常性，而将词和语言置于“诗”的语言和逻辑中，这种诗人创作诗的过程，即是在表面上，即日常所称之为“语言的魔术”，但显然，这种诗人创作诗的“语言的魔术”往往使得“日常的词和语言”呈现在诗中，而对于读者而言，增加了可识别，可理解的深度，这也是当代诗的语言变得越来越陌生的一个原因。我想强调的是，这种越来越陌生，这种诗人创作诗而追求“语言的魔术”并非诗人刻意为之，并非诗人必然的现象，而是诗人和诗发展到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中的结果。
那么，诗应当是这样的吗？显然所谓应当是这样，仅仅是从语言的角度，从读者阅读的角度，给读者造成了这样的一个难以理解的印象，其实并非如此，从评论者的角度来说，这种难以理解并非在于此，而是在人的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诗人所处的历史进程中的，诗的必然语言形态，这是诗人和诗自身所处时代的要求，诗人和诗必然不能脱离其自身所处时代的“词和语言”的环境。这种诗人和诗所处历史时代的“词和语言”的环境，就好比，在上古有“诗经”的形态，在秦汉有“赋诗”，在隋唐兴起“诗”，在宋有“词”，在明清有“小说”，而在当代、现代有“白话诗”，诸如此类，从历史形态来看，词和语言在各自的时代有各自的形态，而在当代，“对词和语言的研究”此种形态，作为读者的阅读，从而在阅读中感知了当代人的命运，感知了当代诗人和诗的崛起，即使因为这种历史形态所造成的语言形态的差异，但作为人而来到不同时代的“词和语言”的文本，并不增加认知的难度，并不显得那么“陌生”，这是因为，这种不同时代的词和语言形态文本，有其自身内在的人的形态的必然要求，而因此，在现在，在当下的时刻，来到诗人依尔福面前，来到“对词和语言的研究”这首诗面前，作为同时代之人，心有戚戚焉。
语言行为超越于人的意识和认知，这主要表明，语言作为对象之物必然破坏着语言自身行进的逻辑。也就是说，一旦上升到语言行为，诗从语义中脱离，人从语义中脱离，即排除了语言，因而在此“对词和语言的研究”要明确于“从语义中脱离”的诗，基于这一点，在常见的诗的逻辑中，诗人创作诗，笼罩在诗人和诗歌庞大的命运之中，诗人和诗首先获得世界广域范围内的生存的义务，这种义务在于，诗人自身在诗的创作中战胜命运的能力。
但有时候，语言也必然成为诗人和诗的陷阱，所谓陷阱是诗人在诗创作中，被语言所裹挟，从而在星空中迷失。这反映出一个方面，语言并无实体，只是对于人来说，人就是语言的实体，但若置人这个实体于不顾，语言同样毫无意义。因此把关于语言的分析在诗的行为面前，称之为陷阱，但并非是存在一个陷阱，而是时刻认识到这个陷阱，在此时，有诗人“在一片铅灰色的冰雹下航行”，经历词和语言的虚无之地的诱惑，自建人的大厦，在这一时代显现出来，与诸时代-过去和未来的人的高地遥相呼应。
那么，诗人依尔福以“对词和语言的研究”作为标题，即表明这样一个历程：首先诗行本身先于“对词和语言的研究”这个标题，其次，作为“对词和语言的研究”的这首诗的这个标题，先于“对词和语言的研究”自身的语义，再次，作为创作这首诗的诗人依尔福先于“对词和语言的研究”自身的语义。
在意识行为呈现出的认知过程中，任何的可识别的行为都将在语言中得以实现，诗人创作诗，这必然也不例外，但追踪到诗人的创作行为和语言行为，即是在表明，作为读者-评论者面对的语言行为与作为诗人创作诗的语言行为的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诗人创作诗往往对语言进行着重新命名。这里隐含着一个问题，诗人创作诗，在语言的形态上，归根结底在于呈现出人之未知之地，而作为语言，这种未知之地，也必然是语言所没有到达之地，此时，在诗人的行动下，当诗人创作诗而呈现人的未知之景象的时候，语言随之也来到此地，因而这即是表明，语言在任何时候，其边界必然是人，超出了这个边界，语言随之而来的语义则进入虚无。换句话说，人所到达之地，语言也悄然而至，即使去留意这种悄然而至，然而往往因为在留意中，而失去了对于到达之地的“遗忘”，最终却进入了语言-词-语义的形式中，这种遗忘从而成为了读者-评论者此时在诗面前的陷阱，因而在此时（诗人的此时），才得以确定：语言存在于诗人所创作的诗中，语义-词随之，除此之外，别无他物。若不在此时，那么必然的，语言从它地诞生，从它地诞生的语言，具有了不同于当时诗人所创作的诗的语言，语义-词随之。
再次澄清，也就是说，诗人创作诗之于语言-词-语义，在诗人及其诗的时间-空间中，语言-词-语义生成了，不必去关注语言-词-语义的形式，在这种生成的逻辑中，其中所隐含的即是，这是唯一的从曾有之事到未知之地，其中所隐含的即是，语言-词-语义的生成就在这一刻，就在诗人的创作行为的这一刻，在这一刻之前后之后，语言-词-语义即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建立新的时间-空间据点，又必然生成新的语言-词-语义。
这里一再的强调，是想表明，诗人的创作行为在命名人的立场上，也重新命名义着语言-词-语义，这本来就是不得不面对的形式，但根本上，若因此而再越出一步，那么语言-词-语义即丧失了诗人当下的定义，一种新的语言-词-语义随之生成，这即是通常意义上，在语言-词-语义上难以立足的原因，但诗或许是个例外，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诗人在创作诗的过程的那一刻，诗人同时也创造了语言-词-语义，而这种创造在诗中留下了迹象，使得作为读者-评论者得以再现其中的语言-词-语义，若在某一刻读者-评论者再现了诗人所创作诗的语言-词-语义，那么当再现发生的时候，这一新的语言-词-语义从异常走入了日常，诗成为通常意义上的语言，而词-语义则犹如对于桌子、对于椅子的命名类似，无论时间如何流逝或改变，词-语义建立了等同于桌子、椅子一样的诗的实体，以至于在时间面前也不可改变。
因此，这里绕了这么一个大圈，就是要确立语言-词-语义的位置，以便于在“对词和语言的研究”这首诗面前，同样确立其中的不变之地和可变之地。那么似乎是清晰了，试着来看：
对词和语言的研究
不能说话
舌头
芦苇的嘴
让打开大门的学校暴露出石柱
方脸的
教师西蒙
被一阵笑声吹走
站在我们的立场
我们只能承认，望远镜
掌控鸟的骨头
它们是无法翻开的金属书籍，这就是为什么
理发店，挂在空中
胸口哽着一口痰
但上帝是一阵听不见的电话铃声
一手握着
我们难以追溯的
一本书的冬季
如果不是在走到生命尽头之前
知道，我们不知道的
黑色蒸汽轮船在一片铅灰色的冰雹下航行
敲诈者，随天空升起的太阳
而改变颜色
一份药物清单
你得设想，抽烟的房间
的昆虫像阿拉伯人
那么，清晰了什么？
所谓“不变之地”在哪里？
所谓“可变之地”在哪里？
在此却不能越过“词和语言”这堵墙！
就事论事，就诗论诗，在“对词和语言的研究”里兜兜转转，到这里，却陷入了“词和语言的研究”中，以至于远离了诗人和诗，远离了这首诗。这是作为读者-评论者走到这里所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关于词和语言之于诗人、诗的定性中，诗人、诗在词、语言面前关闭了其自在的时间、空间，这里也须强调，诗人、诗的自在的时间、空间，也就是一首诗，所打开历史的、诸时代的时间、空间，试着来看：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听到我？而且即便假设，有一位
突然抓我上心：我也会因其更强大的
......
——《杜伊诺哀歌-第一哀歌》-里尔克 刘皓明译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待至英雄们在铁铸的摇篮中长成,
勇敢的心像从前一样,
去造访万能的神祗.
在这之前,我却常感到,
与其孤身独涉,不如安然沉睡.
何苦如此等待,哑然无语,茫然失措.
可这贫困的时代,诗人有什么用场?
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司,
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
——《面包和美酒》节选-荷尔德林
古旧池塘边
青蛙弹跳入水中
扑通一声响
——松尾芭蕉
以及：
落到沙漠里
虽然它的遗嘱是给Mickey的
但死神没有降临。大雪天
窗外的寡妇关闭了阴唇
可怕的世界，在争议中自相矛盾
伊甸园的美景是一座封闭的岛，书架的陷阱
烟雾向下飘。一件旧皮上衣
和没有牌子的皮鞋喝干了她的
骨盆和壕沟。儿子上街了
家里还点着灯。五八年大跃进，天花，白喉，猩红热
在北部宿舍区，父亲是科学家，会多种语言
透过望远镜看星球。在实验室配红酒
吐了一口唾沫，掏出手绢，把情人的屁眼
和脸，揩干净
——依尔福组诗《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节选
这是在《历史进程中的诗人和诗---从诗人依尔福作品<</font>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中聆听命运》中所引用的文本，这些文本除去作者、语言形式的差异，而共同打开了其自身所在的诸时代人的景象的时间、空间，或者共同体现了人的去向的问题，在《命运》一文中，我以“命运”来对此作出界定，那么从诗人、诗的角度，诗人、诗所共同指向的时间、空间是否能对此作出界定，然而以时间、空间而界定已经必然引起了认知的误会，因为时间、空间毕竟恒久地占据着过去和未来。这种误会造成了，读者会认为，诗人、诗所指向的最终位置是时间、空间，但在一再的，多次的碰触中，这个时间、空间的场所的界定显然泯灭了诗人和诗所指向的人的未知命运，因此，借助于这些文本和形式，再次的试着来看：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是作为人，而立足于人所发出的人的命运意识自问。而“我”生而为人，古人、来者皆不见，所谓“不见”是，因为“我”在“我”中意识到了，“我”是这宇宙中成为“人”的人，其“独怆然而涕下！”是为人的命运所“涕下”，也就是说，作为诗人的陈子昂在这里发出了人的命运之问，这一问的前提是，我是人！我作为人而期待着“古人”之人、期待着“来者”之人。也就是说，从诗人陈子昂这里，人从天地中、从宇宙中、从语言、词中、从眼前目睹的世界中，人闪耀而出！这里闪耀而出的“人”，是作为具有“人”的意识的诗人陈子昂所定义的人，这个定义表明，陈子昂意识到了“人”，故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在诗中的这一刻，陈子昂就是那个共同的命运的人，陈子昂并非是成为人的过程，而是作为人，这一前提，在人的历史的命运中，在人的发展历程中，人之为人的那一个共同的所在在诗中成为了现实，陈子昂通过诗而表明，“人”具有了可触摸的、可认知的实体，而现在作为读者-评论者来到了诗人陈子昂面前、来到了诗面前，也就是来到了这首诗所展现的“人”面前，那么在这一刻，就是那个“来者”，与首先作为人的诗人陈子昂相遇了，在相遇的那一刻，体悟到了“人”，成为了“命运之人”，诗人陈子昂在诗中所呈现的、所定义的人，来到了面前，那么作为读者-评论者在这一刻，聆听了“人”，这是通过“诗”而实现了，这种聆听的过程，难道不正意味着陈子昂所见，就是那后所见之“来者”，诗所携带着“人”穿越了世间、空间来到了作为读者-评论者面前，在阅读中，感悟着人，感悟着人的命运，并因此自在于人，这即是阅读诗人、诗而与人相遇的过程。与诗的相遇，也必然发生在历史进程中，读者-评论者、在这一刹那凝神于人，从而同样的，作为人而欢声雀跃！这是诗人通过诗传达给作为读者-评论者的。
同样如此：
谁，若是我呼喊，又会从天使的序列中
听到我？而且即便假设，有一位
突然抓我上心：我也会因其更强大的
......
——《杜伊诺哀歌-第一哀歌》-里尔克 刘皓明译
里尔克在《杜伊诺哀歌》的开篇即开宗明义的表明，“我”与“天使”的相遇问题，天使即是“人的序列”，而里尔克之“我”作为当下的“人”，与谁相遇？谁听到“我”？里尔克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在这里，在这一当下，与作为读者-评论者相遇，诗人来到了作为读者-评论者面前，同样如此，作为读与诗人里尔克之“我”相遇了，就是那个作为诗人里尔克所呼喊之“人”，就是那听到里尔克之“我”之人，听到了里尔克的“呼喊”，因为在此成为“人”、作为“人”，处在天使的序列中，处在“人”的序列中，这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同样的表达，诗人站在人的序列，而期待“古人”和“来者”，而“有一位”显然是里尔克所相遇的“天使”，即或是你，或是我，在此相遇，这种相遇的回音，响彻哀歌，响彻人的命运，响彻人的诸时代，响彻“天地之悠悠”。所谓“消逝”，即人的响声、回音必不持久，但会再次响起，因为此时的到来。
同样如此，诗人杜甫在无边的落木中，在不尽的长江中，作为人而显现出来，在诗人所处的时代中显现出来，在当下这一刻，作为人而显现在面前，而在诗人的作为人的当下，在诗的当下，陈子昂之“独怆然而涕下！”里尔克之“我也会因其更强大的/存在而消逝。”杜甫之“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是作为“人”而发出其自身所在之时代的声音，那么在这一刻，作为人而同样的，聆听着陈子昂、里尔克、杜甫作为“人”的涕下、哀歌、艰难苦恨、潦倒新停，为之戚戚然。
同样如此，荷尔德林“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荷尔德林走遍大地而遍寻人的踪迹，他在人世唱着人的富饶之歌，收获“面包和美酒”。
同样如此，松尾芭蕉在“扑通一声响”之“响”中窥见人的响音，并持久回荡，回荡在蔓延的波纹中，回荡在在读者-评论者的意识的汪洋中，置身这“响音”中而与松尾芭蕉相遇，与人相遇。
同样如此，依尔福在“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中所揭示的时代之地，乃是中国之地，在中国之地，“寡妇、伊甸园、旧皮上衣和皮鞋、儿子、父亲、情人”是如何从当下的、正在发生的熟识的命运中与诸时代之人相遇，是如何从每一个正生活在中国这一命运之地的、正在行进的日常生活中生活着的、崛起为中国之人的命运中，首先的成为“中国”这一历史的命运的一份子，并首先的作为中国人而在“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聆听中而感知切肤之疼。
此时此地，此时此刻，感同身受，“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之诗人依尔福，与陈子昂、与里尔克、与杜甫、与荷尔德林、与松尾芭蕉所呈现不仅仅是命运的聆听和相遇，“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正如此时代，而展现之“景象”，是自身命运之所在。这是当下的，正在发生的，这是时代作为人的呼唤，其中每一个迹象，每一个痕迹：
大雪天...
窗外的寡妇...
伊甸园的美景...
书架...
一件旧皮上衣和没有牌子的皮鞋...
儿子...
家里...
五八年...
北部宿舍区...
实验室...
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清晰
人，
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清晰的人，是陈子昂之“涕下”，里尔克之“呼喊”，杜甫之“不尽长江”，荷尔德林之“走遍大地”，松尾芭蕉之“响”，依尔福之“大雪天降临”，这些在诸时代一一而显现出来的人的身影，从当下走来，从你走来，从我走来，从他们走来，从我们走来，在此相遇、相聚，正呼吸，正劳动，正挥汗如雨，正迈着人的坚定的脚步向前走去。
人声鼎沸
当歌声在耳畔响起的时候
正迈着人的坚定的脚步向前走去
时日丰饶
当雨露浸润着锄头的时候
正迈着人的坚定的脚步向前走去
星空咫尺
当尘埃弥漫着眼眸的时候
正迈着人的坚定的脚步向前走去
光亮持久
当诗人聆听着呼吸的时候
正迈着人的坚定的脚步向前走去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人在诸时代劳作，从沁人的泥土，从暖和的屋檐，从富饶的河畔，从期盼的笑颜，从陆地和海洋，人所广布，正迈着人的坚定的脚步向前走去。
出自先秦·无名氏《弹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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