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很多年前,就有人讨论这两句诗中的“床”究竟是什么。以前有人解释说,这个床是井台上的栏杆,而不是睡觉的床。后来又有人解释说,这个床是折叠凳。后一种说法由于马未都先生在《百家讲坛》说家具收藏而广泛传播。马未都先生用北方话说,这个“床”是指“马扎”。不管怎么说,反正这个床不是睡觉用的床。马未都先生广泛传播的这一观点是对的,反驳马未都先生的意见不够充分。
简单来说,李白“静夜思”中的这两句诗,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巨大而缓慢的变化。中国人以前是席地而坐的,现在是坐在凳子上,也叫垂腿而坐,当今世界很多地方都是垂腿坐。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变化是从何时开始的。马未都先生结合古代家具式样的变化指出,唐代,凳子、椅子之类开始在中国出现,到宋代基本已经普及,这个说法大致也是正确的。其原因是,唐代开通西域后,中外交往给中国带来很多新东西,其中就包括凳子、椅子,以及很多中土之外的外国人,从而渐渐改变了中国人一个长达数千年的习惯。
但是,为什么这个变化会在当时的中国发生?如果没有对比参照,我的这个问题会显得很突兀。所谓对比参照,是中国的两个邻国,韩国和日本。日本与韩国同原先的中国人一样,是席地坐的,也叫跪坐。至今,他们依然保持了跪坐的传统和习惯。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发生了“坐式”的变化,而在日本和韩国却没有?是因为凳子、椅子没有传到日本吗?我们知道,盛唐时期,日本向中国派出很多“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日本有学者指出,在日本古代的“平安时代”,日本人已经开始使用椅子。日本的“平安时代”相当于中国唐代中叶到南宋中叶(西元794-1192),因此,日本遣唐使显然也把当时中国正在出现的凳子、椅子带到了日本。然而,两地的结果却完全不同。中国人后来彻底改变了“坐式”,日本至今都没有改变。如果没有日本这个参照,我们对于中国的改变不会有太多的想法,只说它是一个历史现象罢了。如果看到了日本、韩国的参照,那么同一个流行造成不同的结果,应该有不同的原因。包括马未都先生在内的很多专家学者,很少有人对此问题发表过意见。我试着给出一个解释,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想。
凳子、椅子大致在唐代出现于中国,应该是不错的。然而,改变中国人的“坐式”习惯,却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凳子、椅子刚在唐代出现的时候,使用并不很普遍。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陈振教授认为,唐代出现的凳子、椅子,在后来很长时间里,只是作为尊长、老人、病人、残疾人以及其他特殊需要者使用的工具,在当时的正式场合,中国人依然采用席地坐。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席地坐也有一个变化过程。以前,中国人是跪坐,但是,唐代之后的五代时期,跪坐已经改变了。五代时期有一副著名的画,名叫《韩熙载夜宴图》,从中可以看到,那时候的人们以盘腿坐为主。盘腿坐的流行,可能是凳子、椅子出现后,席地坐依然是正宗,两者结合的结果。因此,基本可以说,从五代到北宋初期,跪坐和盘腿坐的习惯依然被保持,尤其在正式场合,它还是常规的“坐式”。从皇帝出行的仪仗看,北宋末年,椅子已经成为必备物,在北宋初年却没有。南宋中前期的诗人陆游曾经记载:“徐敦立言,往日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从这段描述看,北宋末年男人坐椅子应该已经普及,但是,女人坐椅子,依然被讥笑。而到陆游所在南宋中前期,女人坐椅子也已经很正常了。
由此,我们看到从席地坐到垂腿坐的一个重要变化时期,就是北宋。在这个时期的某个重要原因,导致凳子、椅子在民众中间开始流行,而不是像唐代那样,没有得到普及。我认为,这个原因就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很多,以前简单说过“免役法”。王安石变法中还有一项不太被人注意,叫做“保马法”。北宋经常面临北方民族的战争,马匹是当时重要的战争物资。起初战马由官府统一饲养,但是,成效不好。王安石变法时期,为了做好充分战争准备,便实行了“保马法”。所谓“保马法”简单来说就是,由老百姓广泛养马,每家每户养几匹,政府采取收购、免税等补贴措施。王安石下台后,仅当时的开封府,老百姓养马就达到6000匹。因此,我认为,“保马法”使得马匹在中原百姓生活中大量出现,是导致席地坐向垂腿坐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再对照日本,就会看到这个转变在日本没有出现的原因。日本很早以前也引进了蒙古马,但是,一直到近代日本引进“洋马”之前,日本的本地马都属于矮马或中型马,负重能力较差。而且,由于日本的地理原因,马匹在日本本土内部战争中的使用并不普遍,因此,养马在当时的日本也不普及。日本对马匹的热情,基本上是在明治维新后,引进“洋马”的结果。由此,我认为,王安石变法中的“保马法”使得养马在当时中原地区的老百姓中开始普及,是造成垂腿坐广泛流行的重要原因。因为,骑马就是垂腿坐。而日本、韩国等,由于没有养马的广泛普及,因而,没有大范围地改变传统的“坐式”。
但是,这种猜想还必须解释一个问题。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就提倡“胡服骑射”。汉武帝时期,为了对付匈奴的战争,马匹也受到汉朝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何那时候没有导致“坐式”的改变?偏偏到了宋朝才发生改变?我认为,赵武灵王时期,北方部分可以养马的地区还在汉人的掌握之中,对于赵国来说,养马主要集中在北方农耕区和游牧区相交接的范围,同时,还能大量向游牧民族购买马匹,因此,养马没有在中原地区普及。汉武帝时期,买马依然可行。而且,那时候养马是政府的军事政策,没有广泛交给百姓,汉朝的地域疆界比宋朝大,汉代官方养马的地区没在宋朝的控制范围内。宋朝没能控制北方适宜养马的大片领土,购买马匹的渠道也被阻碍。宋朝官府不得不在中原地区养马,效率也不高,因而,不得不发动中原百姓养马。与之相对照的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引入“洋马”,引发对马的热情,也没有在老百姓中普及养马,而是集中性地、工业化地养马,因而没有彻底改变日本人跪坐的习惯,只是让跪坐和椅子同时存在而已。
这个猜想性的解释,还带来另一个问题。与养马在中原地区普及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中原妇女开始裹小脚。隋唐五代时期,包括以前,中国的女性是不裹小脚的。关于缠足的流行,以前的常见说法认为,裹小脚是宋明理学的后果。实际上,理学家并没有主张裹小脚。缠足兴起于北宋时,理学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流派。因此,我认为,缠足的流行与理学无关,很可能与北宋时期马匹在中原的普及有关。宋代记载,当时的缠足是把脚裹得“纤直”,而不是像后世那样弓弯。北宋当时的这种裹脚法名字就叫“快上马”,与后来畸形的小脚审美毫无关系。因此,我认为,裹脚最早开始在北宋流行,是因为妇女也开始流行骑马,也许只是为了郊游、出行之类的消遣。为了让不习惯骑马的汉族女性在马背上坐稳,人们设计了一种特殊的鞋子,当时叫做“错到底”,这种鞋子像今天的尖头皮鞋,头部比较尖锐,方便妇女把脚伸入马镫,同时也可能伴随对脚的某种裹法,类似绷带,目的是妇女骑马踩马镫的时候,对脚起到保护作用。后来,这种首都地区中原妇女的时尚习惯,在南宋时被带到南方。很少骑马的南方人不明就里,把这个习惯变成了后来的缠足。当然,这个猜想要能得到证实,还需要从史料和考古发现中寻找更多的证据。
9月28日附注:
有跟帖指出,骑马的少数民族也有至今依然席地坐的。对此如何解释?
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不太成熟而没写进此文。现简单陈述一下。
第一,北方游牧民族地区,木材较少;
第二,经常搬家,有椅子等家具不方便,毡房里放大型家具也不便;
第三,中原及南方地区比北方牧区要潮湿,椅子比席地坐能更好地应对潮湿;
第四,中原地区的住房比游牧民族的毡房高且宽敞,床凳桌椅等大型家具无碍。
请各位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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