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经常说，官员要讲真话，要讲人话。这种观点是对官员们讲假话、讲模棱两可的话、讲冠冕堂皇的套话的反感。套话、假话、空话的现象，不光在官场上出现，也在不少媒体上出现。因此，要求讲真话、讲人话是非常应该的。但是，基于某种错误认识，有些人常常把讲假话、讲套话视为中国一贯的传统，认为中国人的文化就是不讲真话、爱讲假话。这种从说假话的现象找出来的根源，是很值得商榷的。

    不说真话说假话的现象到处都有，但是，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者，从很早开始，就把说真话当成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从孔子作《春秋》，让“乱臣贼子惧” 开始，儒家就非常重视历史。历史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现实和未来提供借鉴。历朝历代的“史官”，几乎都是儒家知识分子。讲真话从来都是儒家史官最重要的品格。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事例，为了保持讲真话的权利和品格，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战国时期，齐国的大官崔杼杀害了国君齐庄公。齐国当时的史官名叫太史伯，负责记录历史事件。崔杼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命令太史伯在史书中将齐庄公的死因记为得病而死。太史伯不肯，坚持写下了“崔杼杀其君光”。崔杼大怒，杀掉了太史伯。太史伯有三个弟弟仲、叔、季。老二仲又在史书上写下了同样的字句。崔杼于是又将老二也杀掉。老三叔继任史官后，还是如实写下了同他的两位哥哥一样的话，结果也被崔杼杀掉了。为了一句真话，兄弟三人先后赴死，慷慨凌然，没有任何畏惧。老四季继任史官，他明明知道自己的三位哥哥为何而死，但是，他拿起笔，还是写下与三位哥哥一样的文字记录。

    面对绝不屈服的史官们，崔杼问老四季：“你的三位哥哥都为了这个被杀死了，难道你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吗？如果你答应我改写这句话，我就饶了你。”老四从容回答说：“据事直书，是做史官的职责。如果为了求生就做失职的事情，那还不如死！……即使今天我不写这句话，天下也肯定会有这样记录的人，不这样写也不可能真的保护你的面子，只不过就是让那些了解真相的人嘲笑而已。正因如此，我宁死也要这样写，希望你三思！” 正是因为这些为了讲真话而不惜付出生命的儒家知识分子，中国的历史书里，才记录了很多“坏人坏事”，目的就是让后人引以为戒。

    讲真话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延续着。史书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喜欢在皇宫的后园打鸟玩。有一次，几个大臣声称有急事，要求面见皇上，宋太祖便召见了他们。但是召见之后，几个大臣们说的都是很普通的事情，并非所谓“急事”。宋太祖很不高兴，问大臣们为什么说谎？一个大臣说：“我认为这些事情再普通，也比打鸟更紧急。”宋太祖顿时来了火气，顺手抄起边上东西，打掉了这位大臣的两颗牙齿。这位大臣慢慢弯下腰，把牙齿捡起来，放在怀里。宋太祖怒不可遏地骂道： “你收起两个牙齿，难道想保留证据告我？”这位大臣说：“臣是不会告陛下的，但是，负责记载历史的官员，会把这件事情写进史书。”宋太祖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转而高兴起来，赐这位“犯上”的大臣以黄金作奖励。

    这两个故事说明，儒家的知识分子，不管面对怎样的权威，都有坚持讲真话的优秀传统。而且，这一讲真话的传统，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加上中国传统还注重死后的名声，连皇帝也非常在乎，因此，这种传统对现实、对未来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皇帝们面对“死脑筋”的儒家知识分子，也很害怕自己死后被人称为夏桀、商纣、秦始皇赢政、隋炀帝杨广那样的暴君。也不愿自己像某些政绩表现不佳的皇帝，死后留下哀帝、愍帝等不光彩的称号。

    在这些故事里，我们还看到，坚持这一讲真话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都坚信，不管怎样，真相一定会被保留，不会被湮没。这种坚定的心态，不是某一个人单独就能产生的，而是儒家知识分子群体的共识，使得这一讲真话的传统得以延绵不绝。即便有个别人因为种种原因，违背良心而不愿说真话，儒家的群体意识也完全能够抵御这种个别人的“失职”。而且，古代儒家知识分子，不仅在现实中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还将这种影响力，一直发挥到人死之后很久很久的历史深处。这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和骨气。昨天的文章讲到，文革期间，最有勇气讲真话的，很多都是受中国传统极大影响的儒家知识分子，例如梁漱溟、吴宓、陈寅恪等。

    那么，讲假话、讲套话的传统是从哪里来的？多读读历史就知道了。欧洲教会有这样明确的规定：为了维护教会的利益，必要的时候可以不说真话，甚至必须不说真话。说假话、不说真话的现象到处都有，但是，变成维护集体利益的正式规定，则比较少见。欧洲教会的这一传统，至今都没有取消。前几年，美国一些孩子和家长起诉某些神父猥亵、强奸青少年时，很多当事人以及教会负责人都依照这条规定，拒绝向法庭、向社会说真话，从而保护了一批品行很差的神父，为教会保留了颜面。但是，这种不说真话的做法，能够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吗？为什么人们提出要讲真话时，还要捎带上要求“讲人话”？因为宗教有一大堆常人听不懂的理论，最容易说“非人话”。

    欧洲教会的这一不说真话的传统延伸到世俗社会，一种就成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正当权利：有权利不说真话，除非你有证据。在这里要区分一下“不说真话”与“说假话”的不同。在法庭上，“说假话”如果被证据戳穿，会有“作伪证”的风险。但是，“不说真话”没有风险，而是个人权利。“不说真话”又不说假话的时候，必然只能说套话、虚话、空话，貌似高深、貌似正确地胡扯。对于官场来说，说假话如果被揭穿，可能就要付出下台的后果，不说真话说空话，可能就会躲过去。从西方开始流行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其实就是对讲真话、讲空话、讲假话的灵活运用。

    欧洲的宗教是一个以共同信仰为基础的团体组织，团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个人服从团体，就造成了说假话的必然土壤。中国的儒家很早就有一个行为原则，叫做“君子不党”。这个“不党”不是今天人们说的政党，而可以泛指利益共同体。“君子不党”的意思是说，君子不会结成利益小团体。儒家知识分子追求的是特立独行，这种独立性是说真话的必要前提。即便儒家知识分子希望做官，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隐居不出，辞官而去的现象也很常见。如果一个人加入了某个利益团体，当自己的团体与其他团体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不得不面对是否说真话的选择。虽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利益，但是“君子不党”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利益的冲突。即使面对普通朋友，儒家也主张“君子之交淡如水”，这种关系能够保证，当朋友做错事的时候，自己不会因为情面而袒护。

    
    因此，中国历史上，始终都有明确的“说真话”的传统，历代儒家知识分子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我很尊敬的高耀洁老人，在这个问题上，与我有同样的看法。高耀洁老人说：在中国古代，说假话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欺君之罪”是可以被判处死刑的。当然，高耀洁的这番话是从另一个角度来阐释中国人对于说真话的重视，这个角度就是头脑清楚的皇帝。如果皇帝头脑不清醒，这种自上而下对于说真话的要求就会降低。但是，由于儒家知识分子的存在，自下而上说真话的传统，从来没有消失过。直到儒家学说被抛弃之后，这个传统便少见了。而明确规定可以“不说真话”的，是欧洲教会的传统。希望看过这篇文章的朋友，以后再提到这个问题时，不要把说假话这一不良现象的根源，随便栽赃到中国传统的头上。

    我知道每当我发表这种言论的时候，有些人就不能接受，甚至很生气，还会骂人。但是，我还是要说，当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成为一种错误潮流的时候，跟随这一潮流的人，往往不能正确认识中国传统里面真正有价值的内涵。我试图纠偏的作用也许不大，但不能没有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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