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前200年～前154年），汉初学者和积极的政治改革者，是西汉文帝时的智囊人物，颍川（今河南禹县城南晁喜铺）人。晁错曾随张恢习申商刑名之学，向伏生学《尚书》。主张中央集权。文帝时官太常掌故、博士、太子家令，迁至中大夫。有辨才，号称“智囊”。景帝初，官御史大夫。曾先后上书言兵事、边防，主张重农贵粟，力倡削弱诸候，更定法令，招致王侯权贵忌恨。公元前154年，吴、楚等七国以“讨晁错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晁错因此被错杀。《汉书·艺文志》载晁错有文三十一篇，多数已佚。晁错的经济思想，散见于《汉书》的《食货志》《袁盎晁错传》等篇。

晁错年轻时，曾在轵这个地方向张恢学习先秦法家申不害和商鞅的学说。因此司马迁曾说：“贾谊和晁错明申商”，就是说他们都是法家。但是，应该补充说，他们并不是纯粹的法家，因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如晁错，曾以文学为太常掌故(负责祭祀的太常的一种属官)，在此期间，被派到济南伏生那里，去学习儒家经典《尚书》。学习回来以后，就向文帝讲述《尚书》的内容和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很得文帝的赏识。文帝便任命晁错为太子舍人，后又改为门大夫(这两种都是太子的属官)，再升为博士。

在任博士期间，他写了《言太子宜知术数疏》，文章指出：一个君主所以能够建立留传后世的功业，关键就在于通晓“术数”，即治国的方法和策略。他认为，君主必须懂得怎样统驭臣下，使得群臣“畏服”，懂得怎样听取下面的奏报，而不受欺骗和蒙蔽；懂得怎样使万民生活得安定并且得利，那么海内就一定服从。懂得怎样使臣、子以忠孝事上，那末臣下和子女的品行就完美了。晁错驳斥了一些朝臣认为皇太子不必知道治理国家的事的意见，认为以前的君主有的不能保持政权而被臣下杀害，就是由于不懂得治国的“术数”的缘故。现在太子书读得很多，但是如果不通晓治国的方法，只知背诵书本，那是劳而无功的。他建议文帝选择圣人之术中在当今切实可用的，赐给皇太子学习，经常让太子在你面前陈述自己的看法。文帝采纳了晁错的意见，认为说得很对，于是就拜他为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太子府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属官，职责是主管庶务。由于晁错善于分析问题，提出中肯的意见，深得太子刘启的喜爱和信任，被太子家誉为“智囊”。他的言行，对刘启有了重要的影响。

在文帝朝，晁错除了辅佐太子外，还对当时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大都切合实际，见识深刻，不但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以后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贵粟疏》和《举贤良对策》等，都是当时杰出的政论文。

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文帝令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晁错在太子家令任内被推举为贤良。文帝亲自出题，就“明于国家大体”等重要问题，提出征询。当时贾谊已死，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以晁错的回答为最好。晁错的《举贤良对策》成了西汉一篇著名的政论文。

晁错力主振兴汉室经济，他发展了汉高祖的“重农抑商”政策。同时主张将内地游民迁到边塞屯田，既开发了边疆，又减少了内地对边塞的支援，这些由晁错主张或更定的措施，对汉初的经济发展和“文景之治”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晁错在任太子家令时，就上书文帝《言兵事三章》(后人称为《言兵事书》)分析自高皇后以来对匈奴一直消极抵抗，片面求和的危害性，提出了“募民徒塞屯田”的主张，文帝采取了这一主张，“绝匈奴不与和亲”。令大批内地人迁往边疆屯田。晁错为人刚直在政见上与群臣又每每不合，引起众臣嫉恨。又加之晁错的“削藩”主张，引起了诸侯不满，景帝优柔寡断未能采纳，于公元前154年(景帝三年)，终于酿成了“七国之乱”，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威逼景帝，景帝无奈，曰：“吾不爱一人而谢天下”，腰斩晁错于西安东市，时晁错四十六岁。

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文帝去世，太子刘启即位，这就是景帝。景帝立即提升晁错为内史(京师长安的行政长官)。晁错多次单独晋见景帝，议论国家大事，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其宠信程度超过了九卿，许多法令是经他的手修改订立的。丞相申屠嘉对此心中十分不满，但无法伤害晁错，只好寻找机会。正巧，内史府坐落在太上庙(刘邦父亲的庙)外面的空地上，门朝东开，进出不方便；晁错就另开一个从南面进出的门，凿通了太上庙外空地的围墙。申屠嘉知道后大怒，想借此过失，报请皇帝杀掉晁错。晁错得到消息后，立即单独向皇帝说明情况。等到申屠嘉到景帝面前告状，说晁错擅自凿开庙墙开门，请把他送交廷尉处死时，景帝对申屠嘉说：“晁错凿开的不是庙墙，只是庙内空地上的围墙，没有犯法。”申屠嘉只得谢罪而退，一气之下，发病不起，不久就死了。这样一来，晁错就更加显贵了。

朝廷讨论削吴国封地的消息传到吴国，刘濞就策划发动叛乱。他先派中大夫应高到胶西王刘印那里去密谋，约好以声讨晁错为名，共同起兵，并夺天下，“两主分割”。刘濞听了应高的回报，怕刘印翻悔，自己又乔装打扮，秘密到胶西，亲自与刘印订立了叛乱的盟约，刘印又发使串连齐地诸国，刘濞发使串连楚、赵诸国，相约一起反叛。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吴王刘濞首先在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起兵叛乱，并向各诸侯王国发出了宣言书，以“清君侧”为名，攻击晁错“侵夺诸侯封地，专以劾治污辱诸侯为事，不以诸侯人君之礼对待刘氏骨肉，所以要举兵诛之”等等。同月，胶西王刘印带头杀了朝廷派到王国的官吏；接着胶东王刘雄渠、苗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也都先后起兵，共同向西进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

七国叛乱的消息传到朝廷，景帝立即在军事上作了部署：太尉烃侯周亚夫率领三十六将军为主力，进攻吴楚军；曲周侯郦寄攻赵军；将军栾布攻齐诸军；拜窦婴为大将军，屯兵荥阳，监视齐赵方向，作为后援。景帝召见窦婴时，窦婴以有病为由加以推辞。景帝对他说：“现在国家有危急，王孙(窦婴的字)难道可以推辞吗？”窦婴这才接受了任命。

吴楚等七国联兵反叛，以诛晁错为名，使晁错的处境十分危险。当此之时，晁错本人又有两件事处置失当，更增加了这种危险。一件是他向景帝提出建议，让景帝御驾亲征，而自己留守京城长安，使景帝产生了对他的怀疑，也给其他大臣提供了攻击他的借口。一件是追究袁盎预知吴王刘濞阴谋反叛之罪。本来，袁盎同晁错两人的成见就很深，每当晁错在坐时，袁盎就走；袁盎在坐，晁错也走，两人从来没有一起说过话。袁盎曾任过吴国相，接受过吴王刘濞的贿赂。晁错当了御史大夫以后，派人审查过袁盎受贿案件，要判他的罪，景帝从宽发落，削职为民。吴楚七国反叛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晁错还要进一步治袁盎的罪，对他的属官说：“袁盎受过吴王的贿赂，包庇吴王，说他不会反，现在吴王造反了，应该审问袁盎预知吴王反叛之罪。”御史府的一个属官说：“现在这么办恐怕没有好处，而且估计袁盎还不至于会预先知道谋反。”由于证据不足，晁错犹豫不决。但是，却有人给袁盎通风报信，把晁错的话告诉袁盎。袁盎惊恐万分，连夜去见窦婴，商量对策。他们都是晁错的对头，决定以谋害晁错的办法，来保护袁盎。

于是窦婴入宫，请求景帝召见袁盎。当时，景帝正与晁错商议调拨军粮的事。景帝召见袁盎时，晁错也在坐。景帝问袁盎：“你曾经当过吴相，现在吴楚反叛了，你的看法如何？”袁盎说：“不用担扰，一定可以破吴。”景帝说：“吴王近山采铜铸钱，煮海水为盐，招引天下豪杰，头发都白了，还起兵反叛，如果不是策划得十分周密，他会这么做吗？你有什么根据说他无能为力呢？”袁盎说：“吴王铸钱、煮盐取利是有的，但哪里有豪杰可引诱呢？假如吴王真的得到豪杰，那也只会帮助他做正当的事，而不会反叛了。吴王所招引的，都是些无赖子弟和私铸钱币的亡命之徒，所以他们互相勾结作乱。”这时，晁错插话了：“袁盎你策划个好办法出来!”景帝也问袁盎：“你有什么对策？”袁盎趁机说：“请陛下命令左右的人退出。”景帝叫左右都退下，独留晁错在场。袁盎说：“我所讲的话，臣下都不该知道。”景帝只好让晁错也退下。晁错退到东厢，心中十分愤恨。袁盎对景帝说：“吴楚所发书信，说是晁错擅自抓住诸侯过错，削夺封地，因此以反为名，要杀晁错，恢复原来封地就罢兵。当今之计，只有斩晁错，派使者宣布赦免吴楚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不流血而统统罢兵。”袁盎这番话，完全重复了吴王刘濞叛乱宣言中的“清君侧”的策略。景帝没有识破它，同时也因为吴楚兵势大，心中害怕，就听信了袁盎的这番话。景帝沉默了好久，然后说：“且看真实情况如何，假如真象你所说的那样，为了对得起天下，我不会爱惜某一个人。”这实际上是同意袁盎的主张，准备以牺牲晁错的性命来乞求吴楚等国退兵了。于是，景帝就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

过了十多天，丞相陶青、廷尉张欧、中尉(主管京城治安的武官)陈嘉联名上了一封弹劾晁错的奏章，指责晁错提出由景帝亲征、自己留守长安以及作战初期可以放弃一些地方的主张，是“无臣子之礼，大逆无道”，应该把晁错腰斩，并杀他全家。景帝为了求得一时苟安，批准了这道奏章。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传达皇帝命令，骗晁错说让他上朝议事。晁错穿上朝服，跟着中尉上车走了。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忽然拿出诏书，向晁错宣读，晁错，就这样被腰斩了。

晁错为人刚直苛刻，直言敢谏，为发展西汉经济和巩固汉政权制定并主持实施了许多积极政策，还写出了《论贵粟疏》《言兵事书》《说景帝前削藩书》《募民徏塞下书》等大量政论性文章。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晁错有文章三十一篇，然大多已不存，现传的只有散见于《汉书》中的《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贤良文学对策》等少数几篇政论散文。作为与贾谊相颉颃的政论家，他的文章在内容上不仅应合当时时代的热潮，积极总结古代圣王治世和秦朝覆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如其《贤良文学对策》答明于国家大体时，为窃以古之五帝明之，答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时，为窃以秦事明之等，而且也与贾谊一样，以政治家深刻的洞察力和匡正时弊的满腔热情，将其视角敏锐地投向事关国计民生、政权安危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并通过分析论证，不失时机地提出切实可行的主张和具体措施，往往起到对现实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