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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楼印赏之三：幕游论交—胡培·胡廷森·陈鸿寿·阮元

                               朱琪

     胡培刻“山阳吴氏诵清芬馆珍藏金石书画之印”白文十六字印，青田石质，高3.9CM，长2.4CM，宽2.3CM（图一）。边款隽秀，刻：“道光丙戌四月朔扬州胡培养田氏为仲良先生作，时同客潜川也。”从印面和印款文字考察，乃是胡培为山阳吴仲良所作的鉴藏印。全印整饬秀雅，刀法是典型的浙派风格。

    据叶铭《广印人传》卷三记载：“胡培，字养田。西棽孙。廪生。工诗博古，印法曼生。” 陈鸿寿以其宦游踪迹之广、交游之阔，成为嘉道年间浙派印人中影响最大的一位。陈鸿寿卒于道光二年（1822），丙戌为道光六年（1826），时已下世四年。根据叶铭的记载，胡培师从于陈鸿寿，在时间上是符契的，从印章的字法、章法和刀法上看，也非常符合陈鸿寿的风格特征。由于印面为十六字平均分割，每字所占空间相等，而字的本身笔画多寡不同，故此印中的“山”、“吴”、“珍”、“金”、“石”、“之”等相对简单的字都刻意加粗了笔画，以符合于印面的统一，这是以往较少注意的陈鸿寿白文印特征之一，如陈鸿寿刻“汪氏说岩”（图三）就是运用了这种处理方式，胡培可谓深得曼生心法者矣。试将胡培此印与陈鸿寿的印章相比，胡培的印作多了几分秀气，却未免流于整饬和拘谨，少了几分天趣和古拙。

    浙派篆刻，在嘉道年间达到极盛，其影响远超出浙江一隅，这是康乾时期丁敬、黄易等人所无法想见的，这与整个清代社会格局变迁息息相关，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笔者正在进行的“浙派”及“西泠八家”的相关研究。叶铭记载胡培是“西棽孙”，我们不妨来看看“西棽”其人。阮元（1764—1849）《定香亭笔谈》记载：“胡廷森，字衡之，号西棽。江都人。工书。”胡廷森（1718—1803），是阮元童丱时的启蒙老师之一，其生活年代横跨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少抱经济之学，未能用于世，长乃幕游四方，主掌刑名，古道照人，练于时务。嘉道年间，“刑名幕宾”是指在国家各政府部门、衙署中协助主管官员办理诉讼案件的幕宾。清朝的官员，绝大多数是通过“八股”式的科举考试而获得官职，对于国家的律法、刑名、钱谷等具体事务并不熟悉，在涉及到具体案件的处理时，往往需要借助书吏和幕僚的帮助，因此，刑名幕友就在实际上成为一种重要的职业。他们一般受雇于各级官员，以“私人幕僚”的身份为雇主工作。 

    胡廷森年五十后方得子，遂杜门却聘娱游林泉，为儿子取名胡德生以志对上苍老来赐子的感谢。以这个年龄来推算，“道光丙戌”大概在胡培四十岁以前。据《西棽诗草序》记载，阮元童丱之时，与胡廷森家是邻居，胡廷森见阮元诗而奇之，对其期许“异于寻常子弟”，授之《文选》并推荐至李道南（晴山）门下。胡廷森对阮元是有着知遇之恩的，在阮元“学而优则仕”之后，又多次辅助阮元处理政务。嘉庆五年（1800），三十六岁的阮元初抚浙江，他把胡廷森老师请到杭州，帮助他“擘画一切”。一个多月之后，兵、刑、漕、赋诸事稍定，老师对学生说：“可以了，我可以回扬州了！”古运河边，阮元看着八十二岁的老师颤颤巍巍登船远去的背影，感动不已。一个人的一生，能得到这样一位老师，夫复何憾！为报答师恩，次年嘉庆辛酉（1801）十月，阮元亲自主持，由小琅嬛仙馆为其刊行了《西棽诗草》（图三），此书写刻精美，用纸考究，显示出了学生对老师的感激与回报之情。在老师诗集的序言中，学生阮元充满感情地写道：“元学每有所进，或登一榜，进一秩，先生必极喜。曰所期者非谬然。则元平生知己之深且早者有过于先生者乎？无有也。”嘉庆八年（1803），胡廷森卒于扬州家中，阮元又为作《胡西棽先生墓志铭》，记其生平甚详，后收入《揅经室二集》中。

    孙慰祖、金丹二位学者，都曾撰文记述过阮元与陈鸿寿的交往。蒋宝龄《墨林史话》中即有陈鸿寿“初以古学受知于阮芸台尚书，抚浙时与从弟云伯同在幕府，有‘二陈’之称”的记载。陈鸿寿更为阮元刻过不少印章，如嘉庆二年（1797）所刻“小琅嬛仙馆”印（图四）。由此可以推想，胡廷森与陈鸿寿很可能是互相认识的，而此时的胡培，年龄应该在二十多岁，很可能也已经处于游幕的生存状态之中。边款中所提及的“潜川”即今安徽庐江县，印文中“山阳”至少有二，一在河南省修武县境，一指陕西商洛地区，都与胡氏所居的扬州相距甚远，而吴仲良与其“诵清芬馆”则渺无所考矣。（本文刊发于《书法导报》2009年第32期，原印藏于金陵已故文博专家王一羽先生处，未经许可图文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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