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网2009年12月31日《中央企业2009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873.6亿元》报道，８７３．６亿元中，

    用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点中央企业补充国有资本的预算支出７５亿元（约占８．６％），用于支持汶川地震受灾损失较重的中央企业灾后恢复重建的预算支出１３９．６亿元（其中列支上年预拨５０．７亿元，约占１６％），用于推进中央企业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等方面的预算支出５９亿元（约占６．７％），用于电信重组改革支出６００亿元（约占６８．７％）。

    600亿元用于此次电信重组，通过重组，由原来的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各有侧重的运营商，重组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个全业务运营商，初步形成了魏（移动）蜀（联通）吴（电信）三强鼎立局面。

    我不知道这600亿元是用于卫通、铁通、网通资产减值，还是用于电信资产增值（进而支付CDMA网络的购买费用），还是用于新三大运营商内部的整合，也不知道是不是包含电信、联通核销的小灵通资产，也不想去细分。不过可以肯定有些资产，本来就是不良资产，重组导致部分资产减值，成了“电信重组改革支出”。

    与部分不良资产暴露相比，更令人担心的是重组效果。从2009年一年三大运营商的发展看，重组并未能改变中国移动一家独大的局面，而且还有不断加剧的趋势。这应证了重组前许多专家说的，“四合三”重组必须有积极的非对称管制配合才能有明显效果的说法。在2007年12月05日（重组基本明朗时），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过《电信重组只有与管制配合才能有效》。2009年全年在非对称管制方面，有关部委动作很少，据说监管思路已经从非对称管制转变为对称管制。同时，三大运营商之间的恶性竞争，尤其是基于垄断资源的恶性竞争不断加剧（参见《2009回眸与展望：通信管制：非对称管制没来 恶性竞争加剧 》）。

     回想一下，2002年分拆电信重组为南电信和北网通、移动、联通的格局后一直到2008年中的下一次电信重组，不给电信、网通发放移动牌照，结果导致移动一家独大，电信和网通不得以发展了近亿的小灵通用户。

    由于没有非对称管制政策配合，此次重组效果并不明显。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产业室主任史炜在《“十二五”中国通信信息产业发展趋势》中预测，“十二五期间还会再完成一次电信重组，由三家变成两家，形成双寡头垄断+中小运营商的最佳平衡结构。”。有趣的是三国时期最稳定的时候就是蜀吴联合抗魏的时候。

    如果史炜主任预测准确的话，不知道国资委是不是还会支出数百亿元用于下一次重组？现在三大运营商为了形成全业务竞争，已经分别投资了数百亿在3G建设和弱项弥补上，如果在此基础上进行下一次重组，已有的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又由谁买单？

    又为什么此次重组时，不直接将电信和联通合并，形成“移动、电信+联通”双寡头垄断的局面（这正是通过竞争情报战争模拟得出的成本最低的重组方案）。

    有媒体问，谁该为电信重组支出的600亿买单，看来这里不简单是600亿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决策流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