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4日扬子晚报网报道：

    昨日中午11点左右，南京市民刘先生在地铁站捡到一只红色钱包。刘先生担心自己成为第二个“豆饼老太”，便请来4位市民作证，证明他捡到钱包时，里面就没有钱，然后打110报警。当民警要刘先生留下联系电话，准备等找到失主让失主打个感谢电话时，刘先生一口拒绝，称还是不留好，害怕遇到不讲理的失主（捡到空钱包找来4人做证）

    豆饼老太的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大致是这样的（同样来自扬子晚报网）：

    59岁江苏淮安居民周翠兰平时以走街串户卖豆饼为生，11月6日她在卖豆饼途中捡到1700元现金，几经周折找到失主后，失主却坚称丢的是8200元，并且要求她返还另外6500元。双方各执一词，结果失主把周翠兰与一位目击者都告上了法庭。（卖豆饼老太捡钱归还反成被告 ）

    一个同样来自扬子晚报网的消息：

    2009年12月8日下午，在南京汉中门大街5路底站附近，两名小伙子同时发现路边有一沓百元大钞，担心做好事反遭人误解，就没有捡起钱，而是冒雨守在路边等警察。（《路边有一沓钱，要不要拣？两青年选择不捡》）

    延续新闻（扬子晚报网2009年12月24日）：

    建邺区特巡警大队副大队长韩冰介绍，先后有11名“失主”或打电话或亲自赶到特巡警大队认领，还有省外“失主”打电话来认领。（《南京两小伙捡巨款竟引来全国11人认领）

 

    不知道是否出于巧合，三起新闻都来自扬子晚报网的原创，但我想，至少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地上如果有钱包的话，绝大多数南京人民要视而不见了，能像刘先生那样可以找到4名证人并有时间等警察来的人估计不会太多。

    当豆饼老太被告上法庭时，我也曾替老大说过话。当11名“失主”的新闻出现时，我感觉到大部分“失主”的无辜。现在发展到拣一个空钱包，就需要找4个人来作证时，我觉得“性本善”的人至少在感觉上陷入了“性本恶”的人的包围之中了。难道南京真会是这样吗？

    肯定不是，那我会就需要重新审视一下前面的两个事件了。

    豆饼老大捡钱被告案的全过程在扬子晚报网的报道《淮安“拾金案”失主当庭撤诉》有更全面的阐述。最终的结论是：

    在完全自愿、合法的前提下，我劝说各方换位思考，从他们是邻居的角度，乡里乡亲的，应该增强信任……最后，原告相信被告真是捡到了1700元；而被告也相信原告掉了8200元。”（主持调解的法官）陈国君说。

    法官当庭宣布：“双方当事人经本院主持调解达成和解，双方是因为对对方的误会而产生纠纷诉至法院，原告周继伟对其起诉被告周翠兰、王长玉表示歉意，现在双方消除误会，达成谅解。原告现自愿向本院申请撤回对两被告的起诉。”

    至少我们从最后的结论中，并不能得到周继伟“性本恶”的结论，事实上，周继伟报案在先，说明其确实丢了钱，至于先说4200元，又修改为8200元，我想很少有人会在这种关键时刻将“真相”改变了“假象”的，周继伟也如此。

    第二个事件中，11名认领者，除个别异类外，应该大多数也在类似的时间、地点丢了类似的钱，我们只能说，由于时间、地点等要素对不上，这个钱不是您丢的，而不能就此就指责其冒领（一个类似的现象，公安部网站《宝贝寻家》栏目联合央视公布了60名被拐儿童的信息后，丢失宝贝的父母纷纷与公布的联系人联系，但大多数人失望而归）。

    我小时候也丢过钱，在拾金不昧者通过老师将钱归给我时，我也没有说对我具体丢的钱数，甚至我说的丢失地点和拣到的地点也不一致，老师并没有武断地说钱不是我的，更没有说我冒领。媒体和执法机关是否应该向这样的老师学习呢？

   我们的法律法规和道德体系以及媒体舆论，应该以“性本善”为基础，首先保证不冤枉一个好人，无论是丢钱的、捡钱的，还是去认领的，应该“疑罪从无”。这让我想起了《韩非子》中的典故“智子疑邻”,有一个农夫丢了一把斧子，怀疑邻家小孩偷的，他怎么看，邻家小孩象小偷。第二天他发现了自家的斧子，原来是自己忘了放的地方，他再看那个小孩，怎么看怎么也不象小偷了。我们把心放正而解，那么我们解的结果才是正解了。

   扬子晚报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