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罗异时，他正在云南大理出差，当电话线那头传来他清晰而又标准的普通话，以及拿捏得恰到好处的北京儿化音时，真有点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在经历了近十年的漂泊后，罗异终于在中国北京安营扎寨，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有了一个完整的家。说起到中国拍电影，罗异连声说“一切都是偶然”。罗异大学读的是“国际关系”。一次偶然的尝试让他发现了自己对电影的热爱——和另一位酷爱电影的朋友合伙拍了四部纪录片，虽是自导自演自拍，却也被美国几家电视台买了去，播出后反响居然不错，“第一次的成功就让电影完全把我给‘收买’了!”罗异幽默而“无奈”地说。
　　罗异大学毕业后找了份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一年后他去了日本东京，在日本一家最大的文化娱乐公司里，从最初的音乐经纪人到后来的电影、电视制作人；从底层的职员到课长再到分公司的总经理，罗异都做了个遍，不仅成功地推出了两个乐队，还制作了多部电视剧和两部电影。然而这一切似乎并没给他带来满足感和成就感。1992年戛纳电影节时，罗异第一次在电院里认认真真地看了一次中国电影——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他把那种感觉形容为“像地震一样”。于是，他开始找张艺谋、田壮壮、张元……的片子来看，慢慢地，埋藏在他心中很久的那个电影梦开始涌动，“我坚信亚洲电影的希望在中国。”所以，面对升职加薪的诱惑，他还是在1995年9月辞去了日本的工作来到了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的课堂里一丝不苟地啃起了汉语和导演、摄影的专业课程。
　　“那时在别人眼里我只是个会说‘你好’、‘再见’的老外，当我和别人说起我的电影计划时，他们都说我是异想天开”。然而两年后，罗异的艺玛电影技术有限公司不声不响地推出了他的第一部影片，并在大雪纷飞时红遍了京城，罗异给他起名叫《爱情麻辣烫》。以后，又有了《美丽新世界》和《洗澡》。谈起为什么对城市青年题材的电影情有独钟，罗异说：“在我的公司有这样一个原则；要拍给年轻人看的电影。因为在全世界都是这样：15岁到30岁的年轻人永远都是电影观众的主流。既然是拍给年轻人看，就要让年轻人来拍。我发现在中国，年轻导演似乎没有什么机会拍电影，要么是在制片厂里慢慢地熬，要么是拍所谓的“地下电影”，而我更愿意为他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于是，张扬、施润玖这些年轻导演真的成了罗异的“哥们儿”，虽然在此之前，他们只是拍了些不错的MTV。
　　“你问我为什么第一次拍电影就能请到‘大腕儿’?嗨，当时我们并没有刻意地要请什么‘大腕儿’来壮声势。我和张扬在酒吧里商量演员人选时，把我们俩认为最合适的演员名单列在一张纸上，第二天便分头行动，因为有的我认识，有的他认识；结果，居然就给我们八九不离十地凑齐了。包括濮存昕、吕丽萍都是这样被请来的。而当时，周华健刚好到北京办演出，接了我的电话后就赶来友情客串了一把，赵传也是这样，李宗盛是反过来给我打电话，说我不够意思，这么好玩的事为什么不把他也叫上，结果他也来了。其实我想，我们戏里的所有演员，不管是不是大腕儿，能加入到我们这个集体中来，就是因为感染了我们这帮年轻人的热情和信心吧。”罗异乐呵呵地说。
　　罗异说，他有一个中国电影梦，为了这个梦想，他会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