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城洛阳,那两次旷世之约(一)
洛阳是中华民族的圣城。
对一些伟大人物的诞生地,伟大宗教的创始地,伟大文明的发源地,人们常常用圣地、圣城这个词来命名。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有圣城,有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圣地。如犹太人的耶路撒冷,伊斯兰教信徒的麦加,希腊人的雅典等。在中国,对中华民族来说,这样神圣的地方也有一个,那就是洛阳。
洛阳作为中华民族的圣城是当之无愧的。洛阳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之始,河图洛书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最早出现在洛阳,它不仅是中国文字产生的标志,也是中国文化的肇始;洛阳是中华民族之根,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族和黄帝族起源于河洛之间,中华文明从河洛地区产生并从这里流传四方;洛阳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源,作为夏、商、周三个王朝的都城,最早的“中国”一词,指的就是洛阳。同时,洛阳还是三教祖庭,中华民族的三大宗教,儒、道、释均产生于洛阳。
圣城自然少不了圣人,在中国,五百年才出现一个圣人。因此,一个地方能够产生一个圣人,那是子孙后代千秋万世得以傲世的资本。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却有那么多的圣人对洛阳情有独钟,如至圣孔子,道圣老子,酒圣杜康,诗圣杜甫,科圣张衡,纸圣蔡伦,武圣关羽,此外还有周公、周文王、周武王等。他们或出生于洛阳,或生长于洛阳,或成就于洛阳,或向往于洛阳,在为中华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不经意间也点亮了洛阳这座圣城,使洛阳在中华文明史上光彩照人,熠熠生辉。
当年亚圣孟子在离开齐国的路上曾喟然感慨,“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而“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尚未见到圣人,可见圣人对太平天下、和谐社会的重要性。
如果说五百年才出一个圣人的话,那么,同一个时代能够产生两位世界级的文化巨人则更是幸运,而这两个世界级的文化巨人如果相互拜见交流,恐怕一千年也难得碰上一回。
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这种旷世之约,总共只有两次:一次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的孔子千里迢迢拜见周王城的老子;另外一次则发生在唐代,因触怒权贵放归山林的李白与杜甫的邂逅相会。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华文明史上这两次圣人的旷世之约均出现在圣城洛阳。
公元前523年,孔子从鲁国的曲阜出发,一路向西,风尘仆仆地赶往洛阳,前去拜访老子。洛阳是东周王都,是当时全国礼乐文化的中心。这里不仅有丰富的图书典籍,还有学识渊博的老子、苌弘等哲人。时令正值收获季节,秋高气爽,天高云淡,雄鹰不时地在天空盘旋。据说,当孔子快要走到洛阳王城时,路边的松鼠纷纷从树林里跳出,围在车前向孔子磕头作揖,欢迎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孔子惊讶不已,感叹道:周礼果然不同凡响,连小松鼠都这么彬彬有礼!于是对周礼更添了一份敬意,赶紧下车,迈着小碎步,前去拜见他心目中的贤人。历史上把这次拜见称为“孔子入周问礼”。
孔子和老子都是生活在春秋晚期的伟大思想家,老子当时任周守藏室之史,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档案馆馆长。在孔子眼里,老子博览群书,学识渊博,通晓古今礼乐制度,闻名当朝,堪称当时“天下第一”的大学问家。孔子详细向老子讲述了鲁国及其他地方礼崩乐坏的情形后,郑重地向老子请教周礼。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了那次相会的部分情形。《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目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老子向孔子全面介绍了周礼,然后,谆谆告诫孔子:你要问的那些人,他们和自己的骨头早已腐烂,只剩下其言语,况且君子逢到好的时代就出来干一番事业,遇到不好的时代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移。孔子后来在给其弟子讲为官之道时,据此总结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名言。
问礼于老子后,孔子给予老子很高的评价。史籍记载,“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矢曾。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孔子回到鲁国后,对他的弟子这样描绘老子:对于鸟,我们知道它能飞;鱼,它能游;野兽,它能跑。对走兽,我们可以用网或兽夹来捉它;对游鱼,我们可以用钓钩来钓它;对飞鸟,我们可以用弓箭来射它。就是对于龙,我们不知道。它能潜入深水悠游四海,乘风云直上青天。别说捉它,连琢磨都琢磨不透,我所见到的老聃先生就是这样的一条龙。
孔子把老子比喻为龙,而且有一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可见孔子对老子是何等的尊重。孔子讲话一向言简意赅,从不拖泥带水,但是一提到老子,便会滔滔不绝。如果不是对老子由衷地敬佩,如果不是从中受益颇多的话,史籍中是不会留下如此记载的,后世也不会衍生出“老子天下第一”的神话。这次入周问礼之行,使孔子大开眼界,大长见识,对其后儒家思想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启迪作用。
在洛阳东关东通巷北口,有老子故宅。那是一座清代建筑,现存配殿3间、厢房8间,均硬山灰瓦顶。门西侧有“瀍东寺老子故宅”等字,清代碑刻1通。与此相呼应的是,在东关大街的文庙旧址前,如今仍然保存着一块牌坊式的石碑,上书“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9个大字。碑高356厘米,宽90厘米,龟形座。此碑乃清雍正五年河南府尹张汉与洛阳县令郭朝鼎重修文庙时所立。这块迟立的石碑,清清楚楚地记载着两千多年前孔子入周问礼的史实,记载着中国文化史上儒道两位大师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晤。
圣城洛阳,那两次旷世之约(二)
在孔子与老子会面一千多年后,历史上又有两位文化巨人在洛阳相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李白和杜甫的邂逅相会。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杜甫和李白初识于洛阳。当时,李白四十四岁,因不为权贵所容而被唐明皇赐金放还,而小他十一岁的杜甫则在十年前考进士不第后,就一直游历四方,正好这个时候游到了东都洛阳。唐代诗坛上的两颗巨星就这样相遇了。
李白和杜甫一见如故,惺惺相惜。他们经常举杯畅饮,携手同游,谈诗论文,议论时事,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再加上又都是酒国中人,欢饮达旦中各显出一番天真来。杜甫后来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一诗中写道:“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说的是自己和李白高谈阔论,而酒中的李白最能表现出他的个性本色,最能张扬他的人格魅力。随着和李白交往的日益加深,杜甫对李白的了解更为深入。李白的诗歌才情,人格魅力和人生态度都让杜甫钦佩不已,隐隐约约便滋生出些许“偶像”情结。
李白虽然被逐出朝廷,但谪仙、酒仙、诗仙的名声早已传遍天下。杜甫当时在诗坛上虽然也小有名气,但是毕竟不如李白。尽管李白也很欣赏杜甫“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的豪放性格,杜甫“下笔如有神”的才思也给李白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杜甫还是特别看重李白身上的那种天才放逸、行云流水的诗歌才情,特别欣赏李白的那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和与自然合为冥一的潇洒风神,特别崇敬李白的那种快意恩仇、笑傲王侯的人格魅力。正因为志同道合,又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这种由两颗伟大灵魂结成的友谊,才成为代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可宝贵的君子情谊。
李白是诗仙,杜甫是诗圣。仙出世,圣入世。所以李白一生都在作浪漫的想象飞行,而杜甫一生都在现实的荆棘与泥水中行走跋涉。李白写幻想,杜甫写现实;李白写过往未来,杜甫写当今时事;李白写梦中世界,杜甫写梦醒时分;李白写复杂为单纯,杜甫写单纯为复杂;李白近道,杜甫为儒;李白是传奇,杜甫是诗史;李白是天之骄子,杜甫是国之人杰。李白诗秀在神,杜甫诗美在骨。两人都以他们超凡的诗才和博大的襟格,撑起了唐代诗坛一片“高不可及”的瑰丽天空;都以其高贵的人格和真挚的友情,谱出了文学史上一段“文人相重”的千古佳话。
在洛阳市区洛河北岸的洛浦公园东段,建有李白杜甫邂逅相会的指示牌。李白好杜甫相会的地点的否在此,谁也说不清了。但在诗意盎然的洛河边,安放两位伟大的诗魂,也颇能体现出设计者的一番匠心。这里,前有曹植的《洛神赋》,后有白居易的琵琶峰,两位诗圣想来也不会寂寞。
谈到孔子和老子、李白好杜甫在洛阳的相会,近代学者闻一多先生兴奋不已,认为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一刻,并称之为“太阳和月亮的相遇”。我不知道,孔子和老子,李白和杜甫,谁是“太阳”,谁是“月亮”。
老子是道教家学派的创始者,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倡导者,两位哲人的这次相见可称得上是儒道两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和彼此交流的见证。这也成了我国文化史上一个生动的故事。
李白和杜甫,从创作风格来看,李白是太阳,热情奔放;杜甫是月亮,内敛深沉。从当时的影响力来看,李白依旧是“太阳”,诗名远播,光芒四射。李白此时虽已丢掉了御用诗人的宝座,却仍然是钦定的桂冠诗人,“天下无人不识君”。杜甫仍然是“月亮”,诗名未就,光华初露。殊不知,这时的“月亮”,他日却放射出和太阳一样耀眼的光芒。不过从两人当时的地位可推想出,李白的声名与才气使得杜甫对他的仰慕如长江流水,奔涌而出。李白与杜甫相遇相交,更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个生动的故事。
正是有着这些生动的故事,才使许多专家学者将中华民族的圣城这已桂冠毫不犹豫地戴在洛阳头上。就像著名学者王鲁湘说的那样:“如果还有另外一个城市同时拥有三符(河图、洛书、八卦,伏羲得河图据之而画八卦)、三代(夏商周的都城)、三教(儒释道)、三学(经学、玄学、理学),则洛阳把圣城的称号拱手相让,如果没有,则洛阳却之不恭。”
只是让人不安的是,今天的洛阳为中华民族的这两次旷世之约留下了什么能够缅怀和祭奠的东西呢?周王城当年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周礼,靠着此般滋润,孔子有《论语》留后,老子有《道德经》传世。大唐当年有好诗,还有好酒,让李白和杜甫“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而今天,我们徜徉在老城的街巷,看着破败的老子故里,站在洛河岸边,望着渐行渐远的大唐意韵,激动之余,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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