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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家慰安妇资料馆在上海对外开放(组图)

(2007-07-07 07:54:05)
国内首家慰安妇资料馆在上海对外开放(组图)国内首家慰安妇资料馆在上海对外开放(组图)
慰安妇”,1945年她与日本兵生育的儿子出生,因为特殊的血缘关系,今年已经62岁的罗先生一直未能结婚,与母亲共同生活至今。目前国内愿意公开身份并已经确认的原“慰安妇”共47人,在政府及民间等有关方面的努力下,她们受歧视和冷遇的状况正不断转变。

 

    中国首份慰安妇受害调查报告公布

    2日,中国第一份“慰安妇”受害事实调查报告公布。调查结果显示,日军曾征用庙宇作为慰安所,而山西的一处慰安所至少延续到日本战败后的1947年。

    调查报告由中国原“慰安妇”受害事实调查委员会完成。调查委员会从去年9月开始工作,今年3月结束第一阶段工作,调查重点在山西省的5县市、海南省的2个县、云南省的6县市。他们的调查证实,在山西省的4个县内尚有16名幸存者,海南省某县有1名幸存者。这17位受害者被日军抓到军营内或军营附近的建筑物内持续实施性摧残。这17位受害者当年最小的为12岁,最大的21岁。另外,还查证有两位受害者的遗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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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往事,韦绍兰老人不禁失声痛哭。记者赵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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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5日,在中国“慰安妇”资料馆的开馆仪式上,“慰安妇”幸存者林亚金(左一)、韦绍兰(左二)、万爱花(左三)在展板前合影。当天,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在上海师范大学正式开馆。资料馆展示了80余件“慰安妇”研究资料,其中包括见证日军“慰安妇”制度实施的物证、各地“慰安妇”的口述记录及她们在慰安所使用过的生活用品等。新华社发(伍婧丹摄)

    昨日(5日),世界第三个“慰安妇”受害者纪念资料馆在沪开馆。上午9时,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创立的“慰安妇”资料馆正式对外开放。据了解,该馆也是国内首家慰安妇资料馆

    开馆仪式上,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第一人万爱花、曾作为原告走上日本法庭的海南黎族受害者林亚金老人、最近刚发现的广西桂林幸存的“慰安妇”韦绍兰老人,一起亲临现场作证。

    资料馆展示了上师大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历时14年调查研究所得的各种资料,其中包括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大一沙龙内的富士山木雕、广告和门板等,上海杨家宅慰安所存放木炭的瓷缸等珍贵资料。

    资料馆中的资料和展品将向市民免费公开,展览于7月5日-7月12日、8月10日-8月15日、8月31日-9月5日,每天9时至16时。

馆不大,只有200多平米,每张蓝色的展板上都是一个慰安妇泣血的故事,南京慰安妇雷桂英就占据了整整两个展板,一起展出的还有她捐出的当年慰安妇用的消毒品高锰酸钾及她写给苏智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资料馆创建者)的一封遗信。“除了让大家来共同关注这些幸存者外,也让国人意识到尽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是这些还没有真正成为历史。”苏智良表示,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日本能尽快地承认实施慰安妇的罪行,进行赔偿,了结当年日军欠下的旧账。     

     国内慰安妇活人证约剩47位

     1992年3月的一天,在一个国际会议上,一个日本教授问在日本做访问的苏智良,日军的第一家慰安所是不是设在上海?“我当时就被问住了。我一直是研究上海史的,居然答不出来,这让我很震撼,也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寻找那些当年的“慰安妇”遗址,成为苏智良1993年回国后第一个想做的事,从那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我找到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慰安所原址,拥有几百万份资料,40多盘受害者口述的磁带。”

     苏智良说,这些年来,他差不多跑遍了中国22个省,发现凡是日军呆过的地方都设有慰安所,“这笔军国主义的账一定要算,目的就是今后这种悲剧不要再重演。”

     据苏智良的统计,就他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加上最近还没有去确认的两位,是47位。海南的最多,其他还有来自黑龙江、山西、北京、河北、河南、江苏、上海、湖北、湖南、广西等省市。目前还有很多‘慰安妇’不愿意站出来,如果能站出来,作用是很大的,她们都可以提供一手的资料。”

     雷桂英的消毒药品是珍贵史料     15年的研究,苏智良的结晶就将在一个固定的场所进行展出,这就是今天将在上海成立的中国第一家“慰安妇”资料馆。“原定在2005年就开办这样一个资料馆,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原来想设立在东宝兴路125弄,考虑到搬迁需要很多资金,只能作罢。”资料馆设立在上海师范大学一处200多平米的建筑内,共有六大珍贵看点:1、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大一沙龙内的富士山木雕;2、上海杨家室慰安所存放木炭的瓷缸、酒瓶等;3、雷桂英在慰安所留下的消毒药品;4、朱弘先生提供的战时日军避孕套;5、孙建国先生捐献的日本老兵照相集;6、各地慰安妇受害者使用的生活用品。

     整个展出也分为六个部分,包括日军慰安妇制度的产生,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实施,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扩大,苦难的受害者,索赔、审判与罪责、调查,现状与关爱等。

     “主要介绍一些‘慰安妇’的曲折故事,有她们的遗物、照片、公证书等。比如雷桂英老人去年交给我慰安所当年用过的消毒药品和其他器具。当然也有国外的资料,有一些历史照片从日本那边翻拍过来,还有日本出版的300本专门研究慰安妇的著作文献。”苏智良介绍。

     在馆内,记者看到,雷桂英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其中一个展板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展现了她不幸的一生,躺在玻璃展柜上的高锰酸钾及临走时的遗信也在无声地控诉着当年日军的暴行。“本来,这次开馆,雷桂英大娘是一定要来的,但她4月份却离开了,真是遗憾。”

     诉讼再艰难也要继续

     据介绍,自20世纪90年代起,亚洲各地的慰安妇幸存者不断向日本法院起诉,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但无一例胜诉,目前,中国“慰安妇”索赔之路仍在艰难前行。昨天,来自海南的82岁老人林亚金,把她的慰安妇经历讲给加拿大访华团听时,几度痛哭失声,但她同时也紧攥拳头表示:上次我在日本法庭上也看到了很多否认这段历史的日本人,但不管他们如何反对,事实就是事实,只要坚持就会胜利。

     苏智良表示,日军侵华战争爆发70周年了,希望日本政府能尽快承认这段罪行,向慰安妇道歉,作出相应的赔偿,让她们在有生之年能够讨回公道。

其中韦绍兰老人的儿子罗先生是首度公开面对上海媒体。

  1944年,广西桂林妇女韦绍兰被日本侵略军强征为““慰安妇”,1945年她与日本兵生育的儿子出生,因为特殊的血缘关系,今年已经62岁的罗先生一直未能结婚,与母亲共同生活至今。目前国内愿意公开身份并已经确认的原“慰安妇”共47人,在政府及民间等有关方面的努力下,她们受歧视和冷遇的状况正不断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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