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次被贬岭南看韩愈的“初心与使命”

陈和谦

   （韩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失意从不失志，历经坎坷却不改其志。苏轼评价：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弱；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失意从不失志

韩愈在京任监察御史，因“为民请命”，上疏《论天寒人饥状》，得罪当权派，被贬为阳山令。在阳山令任上，他写有一首诗，提到了“初心”二字，这首诗就是《县斋读书》——

出宰山水县，读书松桂林。萧条捐末事，邂逅得初心。
    哀狖醒俗耳，清泉洁尘襟。诗成有共赋，酒熟无孤斟。
    青竹时默钓，白云日幽寻。南方本多毒，北客恒惧侵。
    谪谴甘自守，滞留愧难任。投章类缟带，伫答逾兼金。

这首诗里有两句：“萧条捐末事，邂逅得初心”。有人因此认为，韩愈是最早提到“初心”二字的人。那么，韩愈的初心是什么呢？下面我们通过研究韩愈写于阳山的诗文，解读一下韩愈的“初心”。

韩愈的前半生都在失意中度过，他三岁而孤、跟随长兄艰难度日，虽然从少生活困苦，但自小就有伟大的抱负和远大志向。 韩愈给自己取名为“愈”，“愈”字的意思就是“超越”，他的目标就是想超越前人干一番前人没干过的事业。但年轻气盛的韩愈、总是好高骛远，因此屡遭挫折，连续三次科举不中，直到遇上其妻卢氏，才让他有所改变。卢氏用一首小诗提醒韩愈：

    人求言实，火求心虚。

欲成大器，必先退之。

卢氏在诗中提醒他欲成大事必先改变好高骛远、心浮气躁的心态，要谦虚好学、求真务实。韩愈因此将自己的字叫“退之”，以此警醒自己，希望退去那种浮躁不实之风。他不因失败而气馁，继续参加科举，第四次终于考上了。经过几番艰难曲折，韩愈才正式步入仕途。

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七月，韩愈初入仕途，先后任节度使观察推官、三十四岁那年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贞元十九年冬被任为监察御史。任监察御史才二个月，他深入民间、体恤民情、忠于职守、说实话报实情，看到人民生灵涂炭、水深火热，便怀着一颗爱民之心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尽心尽力报国为民。可让他想不到的是，此举竟然得罪了权贵，他因此被贬为岭南荒僻贫困的连州阳山任县令，令他深受打击。在阳山令任上的十四个月里面，他既深刻反省自己，又没有失去理想信念，写下了许多诗文。其中一首在阳山写下的《县斋有怀》——

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吒。犹嫌子夏儒，肯学樊迟稼。 
    事业窥皋稷，文章蔑曹谢。濯缨起江湖，缀佩杂兰麝。 
    悠悠指长道，去去策高驾。谁为倾国谋，自许连城价。 
    初随计吏贡，屡入泽宫射。虽免十上劳，何能一战霸。 
    人情忌殊异，世路多权诈。蹉跎颜遂低，摧折气愈下。 
    冶长信非罪，侯生或遭骂。怀书出皇都，衔泪渡清灞。 
    身将老寂寞，志欲死闲暇。朝食不盈肠，冬衣才掩髂。 
    军书既频召，戎马乃连跨。大梁从相公，彭城赴仆射。 
    弓箭围狐兔，丝竹罗酒炙。两府变荒凉，三年就休假。 
    求官去东洛，犯雪过西华。尘埃紫陌春，风雨灵台夜。 
    名声荷朋友，援引乏姻娅。虽陪彤庭臣，讵纵青冥靶。 
    寒空耸危阙，晓色曜修架。捐躯辰在丁，铩翮时方蜡。 
    投荒诚职分，领邑幸宽赦。湖波翻日车，岭石坼天罅。 
    毒雾恒熏昼，炎风每烧夏。雷威固已加，飓势仍相借。 
    气象杳难测，声音吁可怕。夷言听未惯，越俗循犹乍。 
    指摘两憎嫌，睢盱互猜讶。只缘恩未报，岂谓生足藉。 
    嗣皇新继明，率土日流化。惟思涤瑕垢，长去事桑柘。 
    劚嵩开云扃，压颍抗风榭。禾麦种满地，梨枣栽绕舍。 
    儿童稍长成，雀鼠得驱吓。官租日输纳，村酒时邀迓。 
    闲爱老农愚，归弄小女姹。如今便可尔，何用毕婚嫁。

在这首感怀诗里，韩愈抒写了自己前三十七年的坎坷历程和深刻感受，也写到了自己的愿望，那就是“报国为民”的初心：“捐躯辰在丁，铩翮时方蜡。”为民上书，如今竟落得如此下场，真是令人感叹伤悲。忠君为民、悲愤交加的情绪跃然纸上。在这里他把自己的上书称为“捐躯”，就是“为国为民报实情说实话”而不顾生死，这是何等的庄严沉重！

历经坎坷初心不改

韩愈初年生活艰苦，中年仕途坎坷，饱受官场打击，看尽世态炎凉。但是他报国为民之心从未动摇。第一次贬官，是因为看到京城人民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毅然上书，报实情说真话，为国为民，一片赤诚之心赫然可见，最终被贬荒僻贫困的岭南阳山。阳山路途遥远、环境恶劣、水土不服、生活清苦，韩愈差点连命都丢了，可谓痛切心扉。韩愈在阳山经过反省，深刻认识到本身的不足以及官场的艰险复杂。他不断修身养性，努力适应官场，他在阳山写下的《五箴》，充分说明了这点。贞元二十一年，德宗死顺宗继位，大赦天下，韩愈也于当年（805年）夏秋之交离开阳山，赴任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改真博士；元和四年，韩愈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职调为河南令，以后相继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元和八年（813），晋升为比部郎中史馆修选，完成《顺宗实录》著名史书编写；元和九年（814），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第二年晋升为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817），协助宰相裴度，以行军司马身份，平定淮西叛乱，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韩愈从不苟且偷生，他为官正直、为人坦诚，他的人生道路虽有曲折，仕途却是一片光明。

刑部侍郎已经是官居四品了，也就是现在的公安部副部长，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官员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世事难料。元和十四年（819年），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也是改变韩愈命运的历史大事件。据史载：“凤翔扶风县（今属陕西省宝鸡市）法门寺有一座佛塔，塔内藏释迦牟尼指骨一节，称为舍利，每三十年开一次塔，把舍利取出，让人瞻仰、参拜，传说开塔祭拜则岁丰人泰。正值开塔之年正月，宪宗遣中使杜英奇押宫三十人，持香花迎佛骨于宫内，供养三日。此事在全国引发一场浩大而狂热的礼佛风潮，社会各阶层趋之若鹜。王公士庶，奔走舍施。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韩愈看到迎佛骨对国家对人民极为不利，将对国计民生带来长期的不良影响，于是不顾个人安危，“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上书《谏迎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

《谏迎佛骨表》全文如下：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竞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维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入宫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茹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从《谏迎佛骨表》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韩愈的恳切之意和肺腑之言，那可是一片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韩愈在举国上下没人对“皇帝礼迎佛骨”敢说片言只语的情况下，上谏加以剧烈劝阻，并公然认为“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如今，佛已死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韩愈最后极为恳切并表示，如果佛祖有灵，自己愿意承担得罪佛祖的一切责任，无怨无悔：“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然而，韩愈的忠心最终没能阻挡宪宗礼迎佛骨之事，还险些丧命。在大臣裴度和崔群等一群老臣的保奏之下，才从轻发落，贬职到潮州任刺史。

有一首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可以感受到韩愈当年的心情：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为了劝“圣明的皇上”取消“举国惊动的礼迎佛骨”这种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韩愈愿将残余老命献上：“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即使死了也在所不惜: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韩愈以人所未有的勇气冒死上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就是为国为民勇于“捐躯”的精神！

韩愈第一次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被贬阳山，是因为看到长安周围的好几个县发生了旱灾，春夏无雨，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人民生活困苦万状，毅然向上书，说明事实真相，请求朝廷减免赋税，使百姓能勉强保住性命。他在此表明自己的心迹，说自己愚鲁无知，只是受了国家的恩惠，希望有所报效，看到什么就说什么而已。

韩愈第二次上书《谏迎佛骨表》，阐释迎佛骨产生的社会弊端与危害性，如百姓“灼顶燔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说明迎佛骨确实严重影响社会安定与百姓日常生活秩序。“所以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言说自己反对迎佛骨的合理性，以及停止此事件实施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最后，讲述佛教起源，指责佛教乃夷狄之法，非中国本土产物，亦非正统，同时也想通过此举维护孔子儒学在中国的正统地位。

两次上书，均言别人未言、言别人不敢言、言对国家言对人民之利弊，一针见血、无所畏惧；两次被贬体现了韩愈以人民为中心、为国为民勇于献身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报国为民，就是韩愈的初心和使命！

赢得后人至高评价

韩愈在教育、政治、思想、文学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韩愈三进国子监任博士一职，又任国子监祭酒，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激励后世和提携人才的文章。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韩愈是位重要的思想家。在儒学者眼中，孔、孟之下，便是韩愈。他在儒学式微，释、道盛行之际，力辟佛、老，致力于复兴儒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 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 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重视文人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避免国家分裂动乱、陷人民于水火。韩愈有史家的笔力，撰有《顺宗实录》五卷，是韩愈在韦处厚所撰三卷《顺宗实录》基础上改写而成，他“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旧录，十益六七，忠良好佼，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 

韩愈的一生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始终奉行“达则兼济天下”，却从来没有“穷则独善其身”。所以，他虽然遭到被贬阳山令和潮州刺史等重大打击，然而并不灰心颓废，报国之志不减，仍然关注人民的疾苦。他既有非常伟大的超乎常人的一面，又有敢于为天下先、敢于言常人所不敢言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的伟岸气节。如“论天旱人饥”、“谏迎佛骨”、“说王庭凑”等，均为彪炳千秋史册的壮举。韩愈一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种精神，可以说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韩愈报国为民的政治品德，使其成为一代师表，他在文学和哲学上的成就及才华，使其教育思想大放异彩，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先导。他的教育思想、政治品格流传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值得我们学习、研讨与借鉴。

后人对韩愈有许多的很高的评价，特别是文学方面的成就。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刘禹锡把他的成就比作“高山”，把他的地位比作“鸾凤”，说他“手持文柄”“权衡低昂”主导文坛三十多年、是声名充塞天地的泰斗；他的弟子李翱、皇甫湜、李汉等人认为，韩愈的文章包罗万象、千姿百态、以礼为法、出神入化、超越古人、是人们效法的榜样。苏洵认为，韩公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     

历代学者认为，宋代伟大的文学家苏轼的《韩文公庙碑》则是对韩愈的最高也是最好的评价，《韩文公庙碑》里面被引用最多的四句话，可以概括韩愈的一生：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作者：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阳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