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肃宁县武垣古城的君子馆日华宫毛公祠                

                                         

                                           牧野           

                

                   宝贝——肃宁武垣城的君子馆砖

    肃宁人做梦也不会想到，肃宁境出土的一件宝贝跟大文豪鲁迅扯上关系，这宝贝就是君子馆砖。

鲁迅先生在1924年9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齐寿山从肃宁人家觅得君子砖一块，阔角不损字，未定值，姑持归，于下午打数本。”（《鲁迅全集》卷十四·《俟堂专文杂集》） 这块来自肃宁人家的君子砖，角损而字不损，大文豪一见，如获至宝，竟然不计价钱几何，“此宝归我！”抱回家便急急地打了拓片数本。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肃宁人苗夔（字仙露）曾将一块君子馆砖赠与一个叫李联牓的人。李联牓写了一首诗《题六君子砖拓本》，在诗后他写了这样一段话：“此砖初出在肃宁某秀才，许仙露以汲古阁本《十三经》易之以赠。余乙亥（1839年）冬旋里，留置京师书簏（lù 竹箱）中。庚子（1840年）羁滯济宁，未获北上。辛丑（1841年）二月始入都，启箧（qiè 箱子）索之，则以为人窃去。岂余陋忘不足以有此砖，毛公（指毛苌）有灵故使失去邪！由是辗转于怀，通宵不寐者累日。适仙露在都，深相劝慰，许为更觅一方。不知何日能果此缘也！壬寅六月瀚记。”翻译一下这段话：这方砖，原本为肃宁一个秀才所拥有，他答应苗夔，如果送人的话，必须以汲古阁本《十三经》相交换。我这才得到了这方来之不易的君子馆砖。乙亥年冬天我回老家，把这方砖保存在了京师家中的竹箱里。没有想到，庚子年因事阻隔，无奈滞留在济宁，没能及时回到京城。辛丑年二月，我才回到京都，打开竹箱一看，发现那方砖已经被小偷偷走了。是不是因为我的疏忽大意不足以让我拥有这方君子馆砖，还是毛苌公在天有灵，故意让我失去它？由于失去它，使我久久不能释怀，茶不思饭不想，通宵达旦不能入睡已经好多天了。没想到，苗仙露此时正在北京，他百般劝慰我说，再想办法找一方送我。哎！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有这样的机缘啊！

由此不难看出，李联牓因为不慎丢失了视为珍宝的君子馆砖，懊悔，苦恼，渴望再得一方的急迫心情。

下面是“君子长生”砖和“君子”砖的拓片（见图，附后）。它的收藏者名叫李濬（注：同‘浚’）之。

李浚之（1868—1953），号响泉，清末画家、美术家，山东宁津县田家乡（现属杜集镇）曹塘村人，祖籍山东即墨，自明朝初年迁居宁津县。李浚之的舅父是大名鼎鼎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其妻是肃宁人。他一生酷爱金石。解放后，任故宫博物院顾问，著名金石、书画鉴赏家、美术教育家、书画家。

1933年，李浚之对君子馆砖进行了研究考证，将各地名士为汉君子馆砖题写的诗文集成一册，编辑出版了《君子留真谱》。该书由刘春霖题写书名，书内收录了杨钟义、苗学植、祁寯藻、何熙绩、何绍基、张穆、黄爵滋、胡焯、端木国瑚、曾国藩、高继珩、莫友芝、杨息柯、王树枏等歌诵汉君子馆及君子砖的诗文。

其中“君子长生”砖拓片左侧题为：“余辑《君子留真谱》，屡求‘君子长生’专(砖)弗获，儿子树智省外舅至肃宁，命访之诸戚旧家。承孔寿庵赠以旧拓字，在一端侧面麤（注：同“粗”）花，度与字长加三寸许；一从苗康民家拓得，传为砌门圆楦（碹）用者，上阔下狭，花纹向下襾（yà 覆盖；包裹），二甓（pì 砖）奇古，影并册首。癸酉初冬宁津李濬之识。”（注：拓片所注“河间”乃河间府，非河间县。此拓片，李浚之实得之于肃宁县城孔、苗二家，见拓片题款。）

李浚之爱石成癖，得到“君子长生”砖拓片和君子馆砖拓片，并不满足，几经周转，得知收藏家刘位坦收藏有君子馆砖，不惜举全家财力，经多年恳求，才从刘位坦处购得“君子长生”砖、君子馆砖。自此，李浚之全家由宣南墨耕园迁居绳子库（原西城区小石作胡同），改堂号为“君子馆砖馆”。对君子馆砖痴迷到这种程度者，真也少见。

    同治年间，《畿辅通志》编修局设于古莲池书院钓鱼台（注：《肃宁史话》曰“课荣书舫”）。同治十一年（1872），肃宁知县王君将君子馆“君子长生”砖拓本送畿辅通志局。陈鼐（溧阳人）及编修们见字惊喜万分，触景生情，遂将“钓鱼台”额易名为“君子长生馆”。当时的肃宁县太爷说什么也不会想到，一个君子馆砖的拓本竟有如此魔力。

               

                苗夔，发现君子馆砖第一个人

发现君子馆砖的第一人是肃宁人苗夔，时间是清嘉庆庚辰年，即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有诗序为证：李联牓（同“榜”）在其诗《题六君子砖拓本》的序中写道：“君子砖，汉河间献王为博士毛公筑君子馆所埏（shān 和泥制作陶器）填也。嘉庆庚辰，肃宁苗仙露学植于县城东南十余里拾得之。其地即河间国故址。”

苗夔发现君子馆砖的地点是肃宁武垣城的钩弋夫人庙遗址处。为避断章取义之嫌，现把其所写《无题》（注：原诗无标题，《无题》为笔者所加）诗录于下：  

    案头一卷经而葩，毛公训故空三家。嗟予生也乃太晚，流风遗韵维桑夸。

    博士有馆在何许，伊人秋水多蒹葭(jiān jiā)。壬午九日偶适野，登高何处看黄华？

县城东南十余里，有汉河间旧基址。河间城内县武垣，新莽名亭曰垣翰。

自魏历唐犹可考，萧陵时复讹为小。萧陵宋改曰肃宁，萧字省笔陵传声。

县移西北府东北，此惟胜汉河间国。遥遥二千载有余，行人犹指汉献王。

我都当年曾筑日华宫，客馆二十高连空。我来寻访无遗迹，但见霜华染树燕支红。

钩弋坡前珠玉碎，乌桓凿渠走荒秽。近前拾得一古砖，依稀上有“君子”字。

汉隶巍然手抚摩，力追程邈（miǎo）夸萧何。土华晕碧苍苔窠[kē]，花纹龟背㫄（páng 《說文》 溥也  溥泛：普遍，广泛）骈罗。

六朝五代无此制，遑论柴汝官定哥。今人好古难遇古，晋砖酬唱何其多。

吾想毛公为博士，贤王隆礼能招致。河间旧有君子馆，金史曾编地理志。

不意今人好掠美，君子馆在今府北。岂有当时王都此，馆不在城在郊遂？

    呜呼！后儒安可污前贤，馆不在此此何砖？蓬堁场中往往见，蓑笠谁耕黑牡丹。

牧竖立樵夫走不顾，城空无人闻杜鹃。涡涎鸟迹历风雨，夜黑疑有蛟龙缠。

天遣神灵共呵护，不教蔓草薶荒烟。陨星落石到吾手，敲门勿走雷公鞭。

指点杏坛夸五凤，湖上永平难比肩。许汝花朝兼月旦，巾箱衣钵同芸编。

仿佛如见毛公面，一瓣香结千秋缘。榜花不遂休掷甓，遗经坐守年复年。

                          《君子留真谱》·李浚之撰

注：程邈，秦代书术家。字元岑，东海郡下邳（今江苏邳州）人。 相传他首行先将篆书改革为隶书。

 

诗中所谓“县城”者，乃当今肃宁县城；武垣城在肃宁城东南7.8公里处，王莽篡政后改称垣翰亭。金代肃宁寨（即平虏寨）升为县，据《读史方舆纪要》：武垣城，“肃宁旧城，在今治东南，《志》云，旧城周十六里，内有子城，周三里，宋时筑以屯兵。”武垣城原本只有内城，即《读史方舆纪要》所说的子城，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350年前（见《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在武垣城发生的战事可查阅《史记》）。约北宋太平兴国年间，为了抵御辽国的南侵，扩建了外城，方形，周长约8公里，今内、外城遗址均存。诗中“县移西北府东北”，正说明武垣城的方位在肃宁城的东南方，河间府城的西南方。“河间城内县武垣”一句，有点令人费解。初疑“城”为“国”字，因为王莽新政之前的“河间”，只有乐成为治的河间国。后查明嘉靖《河间府志》：“后魏置瀛州于乐城（成）县，寻置河间郡”；又查《大清一统志·卷十五》，乃知苗老先生所言不虚，“武垣故城，后汉属河间郡，后魏太和十一年，自乐成移河间郡来治。”此时的武垣城既是河间郡的治所所在，也是武垣县的治所所在。因为清代的武垣故城，只能是现在的肃宁境的武垣城；东武垣在历史上似并不曾有过“故城”之说，清代更不曾有遗址存在。

苗夔发现君子馆砖的记载还有：

 ——何熙绩，字春民，山西灵石人，道光壬午（1822）进士，曾官肃宁县知县。在任期间，苗仙露曾把君子馆砖拿给他看，之后，他写了一首诗《汉河间献王君子馆为肃宁苗仙露茂才赋》，在诗的序中写道：“肃邑诸生苗仙露，丁亥（1827）秋，以一砖示予，上镌‘君子’二字，质亦厚重坚浑，定为汉物。” 

——清人陈方海《记有余斋文稿》：“肃宁苗学植藏古砖一枚，有文曰‘君子’，携至京师，嘱余为铭。肃宁为汉河间国地，砖盖献王宫中物也。献王修学好古，被服儒术，四方髦秀不远千里。筑日华宫二十余区，中有所为君子馆者，赖兹故物为佐证焉。”

——“此砖初获自苗氏，刘高穷搜相继起。”“河间苗君老嗜古，独宝献王君子砖。”（《君子留真谱》·《题昆陵吕氏所藏古砖拓本并简苗仙露》·清·祁寯藻 ）

——“砖为河间献王物，西汉已逾二千年。······肃宁古属河间国，仙麓明经偶然得。献陵唐瓦同赋诗，时称砖祖无愧色。”（李浚之《君子留真谱·河间君子馆砖》）

需要说明的是，苗夔所得君子馆砖，没有出自河间县境和献县境的记载。

苗夔自发现君子馆砖后，为求证君子馆、日华宫是否在献县，曾到过史载的献县君子馆、日华宫所在地，寻求君子馆砖和日华宫砖，不获，却意外得到了唐代的开元瓦。（“得开元瓦于献王墓旁”曾国藩《苗仙露墓志铭》）所以才有清光绪《畿辅通志》卷一百六十一中“则馆与毛公祠，均应在武垣故城，当隶肃宁境”的判断。（见下文）

                 

                   君子馆砖皆出自肃宁

    自从苗夔在武垣城发现君子馆砖后，“仙露拓数百本，分赠同人，题咏积卷。于是土人竞相访求。”（清·李联牓《题六君子砖拓本》序）有确切数字记载的有19方，都是在肃宁境发现的：

——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 卷之三：《畿辅通志》······又引《肃宁县采访册》：“县治东南十里，有武垣郡城。邑优贡生苗学植，博学好古，谒毛公词，得砖一枚，上刻‘君子’二字，古茂闲雅，汉隶体也。”

    ——（苗）夔家藏君子砖五块，皆汉隶书，又‘君子长生’、‘君子大吉’砖各一块。《（苗氏说文四种》苗夔著）

——广文旧官河间学博时，与刘子重、广文同官肃宁，约共搜访，子重得六砖，其一系“日华”二字，五皆“君子”；予得三砖，皆“君子。”（孙殿起《琉璃厂小志》）

——庠生刘溯，主讲毛公祠（注：肃宁武垣城有毛公祠）畔，又得‘君子馆’砖三。（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 卷之三）    

             武垣城有君子馆、日华宫 、毛公祠          

    相传，《诗经》出自孔子弟子子夏，辗转传于赵国人荀况，荀况传于毛亨，是中国文化长河中灿灿生辉的文学宝典，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秦汉时期，《诗经》虽遭受秦火焚毁，但由于学者的讽诵，至汉复得流传。当时传授《诗经》的有四家：齐之辕固、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苌。或取国名，或取姓氏，而简称齐、鲁 、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武帝时已立学官，毛诗晚出，未得立。毛氏说诗，事实多联系《左传》，训诂多同于《尔雅》，称为古文，其余三家则称为今文。其后三家诗亡，独毛诗因家传得大行于世。

   毛亨大致应生活于齐襄王执政期间到汉文帝执政的年代，即公元前283年——公元前157年之间，生卒年不详。毛亨是位较有来头的儒生。据传，孔子删定《诗经》后传给弟子子夏，子夏传曾申，一直传下来，传到毛亨。公元前212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亨因避害而亡命武垣县（今肃宁有武垣城遗址），隐姓埋名二十余年，到汉惠帝撤销“挟书律”时，才放心整理《诗经》。大约在汉文帝时代作《毛诗故训传》，并传给其侄毛苌。

西汉孝景前元二年，汉景帝刘启封他的儿子刘德为河间王，史称河间献王。刘德“实事求是，修学好古”，这位河间王对儒学经典及文学册籍产生了近痴若狂的兴趣。史载，他遍求天下“善书”，得之即刻工整誊抄，各地诸儒多从之游。

毛苌传《毛诗》，得到河间国（西汉河间国都城在今献县河城街）献王刘德重视，大约在公元前155年至公元前129年间，刘德请毛苌到河间国都讲学，被立为博士，并在王宫旁设日华宫供毛苌等居住，而讲学则在君子馆。

所以，毛苌的传诗与君子馆密不可分。

清光绪《畿辅通志》卷一百六十一《古迹八·置宅二·肃宁县采访册》：“县治东南十里，有武垣郡城。邑优贡生苗学植，博学好古，谒毛公词，得砖一枚，上刻‘君子’二字，古茂闲雅，汉隶体也。其后庠生刘溯，主讲毛公祠畔，又得君子馆砖三。嗣是而得者，有‘君子大吉’，‘君子长生’字样。楛此，则馆与毛公祠，均应在武垣故城，当隶肃宁境。” 

     武垣城出土的“君子长生”砖、“日华宫”砖、“君子馆”砖，即是武垣城曾有君子馆、日华宫的物证。

《肃宁史话·武垣兴衰》载：武垣城“城内还有毛公祠。毛公祠又称君子馆，是汉代毛苌设帐讲授《诗经》的地方。”已故的肃宁饱学之士王葆元、已故的原肃宁县志主任陈崇喜都曾亲历武垣城见到毛公祠遗址（见《肃宁文史》第一、第四册），更有已故肃宁人王明远撰文《垣城佚事》，在“毛公碑祠”一节作者写道：武垣城“内城东南角，曾建有毛公碑祠一座。······笔者幼年曾亲眼见过这座碑，遗憾的是对碑文不能背诵全文了，只记得碑文开头是以发问的手法立论：天有缺乎？曰：有缺，天缺西北······ 地有缺乎？曰：有缺，地缺东南······ 文有缺乎？曰：有缺，秦祸焚坑，幸有毛苌公口授诗经，国风得以传后世。······”《肃宁文史·第四册》）笔者因写《汉武帝得钩弋夫人于何时何地》一文《肃宁文史·第四册》），曾三次到武垣城，雪村的杨金峰老人也确认，毛公祠遗址位置在钩弋夫人庙遗址东南方五六十米处。现在，如果你到临近武垣城的雪村或垣城南村，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能告诉你毛公祠遗址的位置。

《三辅黄图校释》的作者何清谷，虽书中有“《畿辅通志》谓馆在肃宁境，其说不确”之说，但论据“盖君子馆为日华宫内二十余馆之一，皆河间献王所筑”牵强。“日华宫”砖既然在武垣城发现，“馆不在此此何砖？”（苗仙露句）为何日华宫就不能建在武垣城？更何况武垣城原确有毛公祠。“《肃宁县采访册》云，县治东南十里，有武垣郡城。邑优贡生苗学植，博学好古，谒毛公词，得砖一枚”这里所说苗仙露在武垣城所谒拜者，不就是武垣城的毛公祠吗？ 只是君子馆何时成了毛公祠，待考。 

从肃宁的武垣城曾出土“君子”馆砖和“日华宫”砖看，君子馆、日华宫在武垣城乃事实，“君子馆”砖和“日华宫”砖即是物证。“当时诗经初训纂，特为毛苌筑行馆。相传馆有廿（niàn）余区，大书君子作砖款。我意博士非一科，不然筑馆何其多？”（李浚之·《君子留真谱》）李浚之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且肃宁发现的“君子”馆砖数量多多，一如前引，远非今河间、献县可比，这比某些史料的记载更为可靠也更为可信。

所以，诗经的传播史，肃宁的武垣城应有重要一席。 

现在解释一下《苗氏说文四种》（苗夔著）所载：“夔家藏君子砖五块，皆汉隶书，又‘君子长生’、‘君子大吉’砖各一块，独‘君子长生’砖腹下有‘甘露二年钱文印’”中 “甘露二年钱文印”的问题。

“甘露”的年号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分别是三国魏（公元256年），三国吴（公元265年）和西汉（公元前53年）。三国孙吴的甘露年号可以排除，吴国不曾有北方领土。而据研究者对君子馆砖的考证，君子馆砖乃砖之祖也，“各砖之文，浑古简劲，皆在篆隶之间。”“砖文双钩者甚希，而‘子’下多一钩，篆隶古法，亦罕见。”（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君子馆砖上的字体介于秦小篆和隶书之间；而三国魏期间的字体已经发展到楷书的初始阶段，如三国曹魏时期钟繇的楷书。那么甘露二年显然是西汉的纪年，即公元前52年，此时正值西汉宣帝时期。

据《肃宁史话》：“在武垣城东南古墓内出土汉镀金铜龟四个，铜雀博山炉一个。从出土文物看，古代武垣城十分繁华”另外，在武垣城附近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编钟、陶井。这都证明，当时武垣城的贵族之多和历史之悠久。   

用当今的话说，君子馆是西汉时期的贵族学校。达官贵人向来重视子女教育，所以，毛苌在此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封建社会，素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说法。汉武帝得钩弋夫人于武垣城。不久，钩弋夫人便晋升为婕妤。此时的赵家亲戚都跟贵族沾了边。始元元年（前86年），钩弋夫人的儿子弗陵当了皇帝。据《汉书》：“昭帝即位，追尊钩弋婕妤为皇太后，······追尊外祖赵父为顺成侯······顺成侯有姊君姁（xǔ），赐钱二百万，奴婢第宅以充实焉。昆弟各以亲疏受赏赐。”说明此时钩弋夫人的姑姑家，姨妈家、舅舅家都成了名副其实的皇亲贵胄。吃住无忧，孩子的教育自然就提上了日程，接受最好的教育就成了他们追求的目标。皇亲贵胄在此，哪有不设馆之理。

 所以，甘露二年的君子馆很可能是扩建。

 

      毛亨毛苌的大致年龄及初授《诗经》推测

我们知道，毛亨、韩非、李斯是荀子的同期学生。现在大致推算一下毛亨、毛苌的生卒年。

据龙轩先生的研究：司马迁《史记·卷九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载：“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可知荀子（名况字卿）是战国时赵人，大约生于赵武灵王五十三年（约公元前313年）卒于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约公元前238年）。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第一册第五章第七节“荀子与韩非”一文认为：“荀子确实年龄无法证明，自前286年至前238年是荀子活动时期，则近事实。”“荀子是儒家传经大师，秦汉儒生所传《诗》《礼》《易》《春秋》诸经说，多出荀子，因之在儒家传经事业上荀子远高于孟子。”

既然荀卿生卒年有大致的范围，那么我们可以根据文献的记载推断大毛公毛亨大致应生活于齐襄王执政的年代，即公元前283年—公元前157年之间，而具体的生卒年不详。毛亨系与李斯、韩非共同受教于荀卿门下的大儒。李斯拜相于秦，因秦王嬴政久慕韩非大才而遭李斯之忌，故于公元前233年韩非入秦不久，李斯就进谗言陷害他入狱，最终韩非在狱中服毒自杀。而毛亨则大约是在公元前221年（始皇帝元年）至公元前210年左右，因避李斯之害或焚书之乱而亡命武垣，隐姓埋名二十余年，到汉惠帝撤销“挟书律”时，才放心整理《诗经》，大约在汉文帝时代作《毛诗故训传》，并传给毛苌。

毛苌大致应生活在秦二世胡亥执政年代（公元前209——前207年）至汉武帝执政年代中前期（约公元前122年）左右。······而毛苌被封为博士当在刘德执政的公元前155年至公元前129年间。

有资料显示，李斯活了72岁（约公元前280——前208年），韩非只活了48岁（约公元前281年——前233年）。毛亨与韩非、李斯为荀子同期弟子，年龄应相差不远。

我们假设毛亨比李斯、荀卿的年龄都小，约生于公元前278年，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公元前212年）约66岁，之后他隐姓埋名二十余年，即到汉惠帝废除“挟书律”（前194年）时，至少86岁。（刘德于公元前155年被分封为河间王，如果此时毛亨还在世的话，少则123岁。所以，可以断定，刘德没有见过毛亨。）

据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广西自治区贺州市富川县《毛氏族谱》（石余房卷一、二，世系图·上》记载：毛氏“······第38世毛思妣郑氏，二子：毛申、毛亨，治《诗》，作《训诂》以授从子；第39世毛申妣郑氏，三子：毛苌、毛卿、毛善；第四十世毛苌（汉献王博士，曾注《诗经》，妣袁氏，三子：毛庆、毛杭、毛静。”由此我们知道，毛亨排行老二，毛苌是毛亨的侄子。

如果龙轩先生所考证的毛苌的年龄是正确的，即毛苌生于公元前209——前207年，（毛亨生于公元前279年），则叔侄二人的年龄差距约为69岁左右。而毛亨排行老二，他的哥哥要比他大2——3岁，则毛苌的父亲生毛苌的时候应该是71岁左右（请注意，毛苌还有两个弟弟毛卿和毛善）。对此，笔者表示质疑，换句话说，龙轩先生的考证可能有偏颇。

我们假设毛苌生于公元前220年，即按《诗经在河间》一书中“毛苌公雕像”的出生年龄计算，则毛苌是在其父约60岁时（虽然勉强，还说得过去）出生的。那么焚书坑儒的时候（公元前212年），毛苌9岁；就算刘德被封为河间王的当年（公元前155年）就封毛苌为博士，此时毛苌至少66岁了。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刘德发现毛苌讲经之前，毛苌究竟已经有了多长的讲《诗经》史？讲经地点在哪里？

按前面的假设，到“挟书律”废除时的公元前194年，毛苌27岁（公元前220年——公元前194年），那么刘德请他教授《诗经》（公元前155年）之前的39年，是他在野讲《诗经》的时期。

说到地点，最初可能在今饶阳县的南师钦村。

宋版《太平寰宇记·六十三卷·饶阳县》载：“毛苌宅，注《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是邑人，今宅存。”（注：不排除后人为纪念毛苌而修缮其宅）《沧州风物志》：“毛苌，汉赵人，今河北省饶阳县师钦村为其故居（遗址）。”

据此，笔者推测，饶阳县的师钦村极有可能是毛亨避祸的隐居之地。师钦村地处滹沱河北岸，当时人烟稀少。临河而居有两个好处：一、可免水淹之苦；二、滹沱河滩荆柳甚多，树皮树棍正好是刻写《诗》的好材料。（虽然隐居，但毛亨“诗”心不死。挟书律废除前，毛亨或许做些刻写诗经的准备工作——准备刻写材料。）挟书律废除后，毛亨年事已高，女儿毛文倩和毛苌应在他身边。此时的毛苌应该已经拉家带口，或许已经有了毛庆、毛杭、毛静3个儿子。糊口毕竟是第一位的。而开荒种地之外，刻写诗经就成了他们的全部。据唐陆德明著《经典释文序》：“毛公为《诗诂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在这样的环境中，毛苌深得《诗经》的精髓。

当乡邻得知毛亨、毛苌是文化人后，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里学文化，学《诗经》；作为补偿，乡邻可能会帮毛苌代工种地。毛亨去世后，毛苌的教书工作一直在继续，因为受乡邻们的欢迎。

毛苌教授《诗经》的事儿，没多久就被距师钦村不远的武垣城的贵族们知道了。他们把毛苌请到了武垣城，让其教授他们的子女文化知识，《诗经》当然也会在教授之列。或许是《诗经》首篇《雎鸠》中的“君子好逑”中的“君子”，与孔子所说的君子的形象相符的缘故，便把学生学习的地方称为了“君子馆”，也说不定。

到刘德封为河间王时，毛苌的教书生涯将近四十年了。因为在武垣城的教授业绩极佳，得到了贵族们地赞许，名声远播。消息传到刘德耳朵里，刘德又把他请到了乐成，并封他为博士。此时的毛苌已经66岁了，他的儿子中说不定就有从事教授《诗经》工作的。因为教授贵族子弟，收入不菲，所以，儿子留在武垣城继续教书。到西汉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扩建武垣城的君子馆时，已经是毛苌的孙子辈们在教书了。

有人认为，自公元206年后，武垣城因滹沱河与泒水汇流被迫东迁，再无人定居，难道唐代还有君子馆存在吗？据《肃宁史话》：“明万历《肃宁县志》记载，武垣‘本为唐末封邑地’，故有‘唐国’之称。在武垣城出土的大量唐代文物，如磁壶、灰陶灯、黑釉罐、灰陶净瓶及开元通宝等即为佐证。”此说明，唐代的武垣城不但有人定居，且贵族不少，很繁华。君子馆不是唐时朝廷官办的高等学校，只是地方办的较初级的学校，抑或是半官半民性质的学校，而受教育者多为贵族子弟，沿用君子馆的名称是可能的。

笔者无意否认河间市的君子馆，但河间市的君子馆确有令人质疑之处：按史书的记载，毛苌教授《诗经》的地方有两处建筑，一是君子馆，一是日华宫。显然，河间市没有发现日华宫的所在。这就难怪清李浚之在“河间君子馆砖”一诗中有：“诗经村外日华宫，遗迹茫茫惜莫考”句了。再者，如果说毛苌在乐成的日华宫居住，却在相距100里外的今河间市城北30的君子馆村教授《诗经》，恐怕是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因为公元前155年时，毛苌已经是66岁的老人了。合理的解释是：宋代初期，宋人扩建武垣外城，用以屯兵，城内居民全部外迁，居住在武垣城的毛苌子孙中的年长者（年轻者或从军或筑城），迁到了今河间市的君子馆村处定居，仍沿用“君子馆”之称，教书糊口，于是有了君子馆村。 

(注:读清·莫友之“刘子重示以八君子砖墨拓卷兼惠新拓为题二十韵”诗序有“君子馆故迹，在河间县西北三十里。与肃宁县壌接，为河间献王建，以招贤者。见《水经注》。”(《诗经在河间》328页)见此诗序，笔者即欲否定河间市君子馆始于宋初的推测。因郦道元是北魏人，大概生于466年或472年，卒于527年，生卒都早于北宋初。然而，翻阅《水经注》原书，正文未查到这样的记载，注释中也未见到相关的注释。可能是莫友之老先生记错了出处。） 

                   

                     诗经村的由来

     诗经村，《河间县志》载：先秦典籍毁于秦以后，西汉博士毛苌在此授《诗经》，因而取名诗经村；君子馆，《河间县地名资料汇编》载：始建于西汉景帝年间（前156－前141），汉博士毛苌讲学的地方，河间献王刘德曾在此设“招贤馆”，以此取名“君子馆。”史料似不曾有“招贤馆”的记载。

    孙殿起《琉璃厂小志》所载汉河间献王君子馆砖文跋（清·方朔撰）载：

惟旧阅《河间府志》中载，“毛苌墓前，曾得石志，有明道於君子馆设於诗经村之语。可见献王诸博士，皆居是馆。”   此语句似不通，究竟是于君子馆设诗经村，还是君子馆设于诗经村？作者想说的可能是后者。那么诗经村的君子馆和如今河间市的君子馆村有没有关系？是怎样一种关系呢？谜待解。   

    鉴于武垣城出土有君子馆砖、君子长生砖、君子大吉砖、日华宫砖等实物，笔者有另一种推测：毛苌在武垣城授《诗经》时，“课本”无疑成了最紧缺的东西。或当时的诗经村有能生产木简或竹简的能工巧匠，承揽了此“活儿”。因为收入好，诗经村的人们竞相效仿。后来，武垣一带有钱人家的孩子学《诗经》的越来越多，对《诗经》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该村成了生产《诗经》教材的专业村，于是便有了诗经村之称。

 中国历史上早有发现秦以前的竹简的记载。公元前164—141年汉景帝时，鲁恭王破曲阜孔子故宅，就发现了《尚书》、《礼记》等竹简。

    据《文物》1984年第八期报道：“1977年春，安徽省阜阳县城郊公社罗庄大队平整土地时，于双古堆发现了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史记》作夷侯灶）的葬墓。随葬物中有竹简散乱粘结。······中有用隶书写成的《诗经》170余条，有65首《国风·小雅》篇什残句。”夏侯灶，夏侯婴的儿子。夏侯婴（？－前172）即汝阴文侯，又称滕公，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之一。他与刘邦是少时的朋友，跟随刘邦起义，立下战功，后封为汝阴侯。《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子夷侯灶立，七年卒。”据夏侯婴的去世时间推断，夏侯灶葬墓中的竹简的葬入时间约在公元前145年前后。

    据《汉书·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刘德因好古，把秦焚书坑儒后幸存下来的旧书，令人重新抄好，用新书换旧书的同时，还送人家金钱和丝织物，以这样的办法搜集了大量“七十子之徒所论”的古书，其数量和朝廷搜集的不相上下。这就难怪他要建日华宫二十余馆（而君子馆只是其中之一），请数百人为其抄书了。且同一部书不可能只抄写一部。试想，这需要多少高质量的竹简、木简啊！所用原料用堆积如山来形容恐怕也不为过呢。原本生产《诗经》竹简、木简的诗经村，此时更加热闹非凡名声在外了。

在中国古代，受教育是富家子弟的权利。诗经村渐渐富裕起来，村里的人们便有了送子女读书的要求，建个君子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诗经村的名字流传了下来，直到如今。

所以笔者认为，今河间市的诗经村是《诗经》教材——竹简、木简的生产基地，似更可信。而其在诗经传播中的作用，可能不比毛苌差。

　　

                一个误区：误河间府为河间县

《三辅黄图校释》载： 

   “河间有君子馆遗址，姑见于《金史·地理志》。《苗夔墓志》亦言，尝得汉君子馆砖于河间城外。《畿辅通志》谓馆在肃宁境，其说不确。盖君子馆为日华宫内二十余馆之一，皆河间献王所筑。”

    先看《金史·地理志》的记载： 　

    《金史》卷二十五·志第六·地理中：“河间府······户三万一千六百九十一。县二、镇三：河间，倚，有滹沱河、君子馆，镇三：束城、永宁、北林；肃宁。”其中确有河间县有君子馆的记载。但不能因肃宁没有君子馆的记载，即武断地以此为据否认肃宁曾有过君子馆的史实。《三辅黄图校释》的作者犯了不该犯的逻辑错误。这种逻辑错误的根源是他不了解苗夔等发现君子馆砖的地点在肃宁的武垣城。

 再看曾国藩所撰《苗仙露墓志铭》：（苗仙露）“闲之河间城外，得汉君子馆砖······私独欣喜，以为神者饷我。”笔者相信，曾国藩是读过苗夔的《无题》诗的。因为苗诗中有“天遣神灵共呵护，不教蔓草薶荒烟。陨星落石到吾手，敲门勿走雷公鞭。”但他对“县移西北府东北”的武垣城，却并不十分了然，或对苗夔《无题》诗中的“河间城内县武垣”有疑问，所以，才用“闲之河间城外，得汉君子馆砖”如此含糊的用语。当然，曾国藩说武垣城在河间城外也不能算错，只是“焦点”略模糊了些。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说的一定不是今河间市的君子馆所在地。

    清·叶昌炽曾有《咏刘位坦、铨福父子诗》：“河间君子馆砖馆，厂肆孙公园后园。月老新书紫云韵，长歌聊为续梅村。”因诗中有“河间君子馆”，即有读者望文生义，认为诗中刘子重所得“君子馆砖”出自河间县的君子馆，这是个错误的。（请注意下引文的黑体字）

  孙殿起《琉璃厂小志》所载汉河间献王君子馆砖文跋（清·方朔撰）载：“汉河间献王君子馆砖二字，予旧得榻本二：一於道光乙巳，得之都门琉璃厂市上，旁有苗学植（注：即苗夔苗仙露）小印，知为苗仙露明经旧藏手拓；一於咸丰丙辰访谢心如舅岳於大名县任，因见高寄泉、广文、珩继於学署，得其手赠拓本。是时出三砖见示：其二砖，阳文凸起，中隔二画，与苗本不大相远；其一砖字已泐尽，存其影，侧面方花纹全在。予询广文，广文云，是其旧官河间学博时，与刘子重、广文同官肃宁，约共搜访，子重得六砖，其一系“日华”二字，五皆“君子”；予得三砖，皆“君子”，其一字面尽泐者，以村人不知爱重，砌为灶台，年深日久，磨蚀殆平尔。”刘子重，即铨福，号白云吟客，是刘宽夫的儿子，清人，官至刑部主事；刘位坦，字宽夫，清大兴（今属北京市）人，道光五年（1825）拔贡，官至湖南辰州府知府。刘铨福所得6方君子馆砖，是他在河间府任学博这一官职，与“广文同官肃宁”时“约共搜访”得到的。写到这里，也不用笔者再解释什么了。而在《君子留真谱》中，误把河间府为河间县的也不乏其人，写《汉河间献王君子馆砖文跋》的清·方朔和莫友之就是其中的两位。 

 

附1：君子长生砖拓片图

附2：    

    孙殿起《琉璃厂小志》所载汉河间献王君子馆砖文跋（清·方朔撰）载：

“汉河间献王君子馆砖二字，予旧得榻本二：一於道光乙巳，得之都门琉璃厂市上，旁有苗学植小印，知为苗仙露明经旧藏手拓；一於咸丰丙辰访谢心如舅岳於大名县任，因见高寄泉广文珩继於学署，得其手赠拓本。是时出三砖见示：其二砖，阳文凸起，中隔二画，与苗本不大相远；其一砖字已泐尽，存其影，侧面方花纹全在。予询广文，广文云，是其旧官河间学博时，与刘子重广文同官肃宁，约共搜访，子重得六砖，其一系日华二字，五皆君子；予得三砖，皆君子，其一字面尽泐者，以村人不知爱重，砌为灶台，年深日久，磨蚀殆平尔。

予玩各砖之文，浑古简劲，皆在篆隶之间。西汉石刻，世不多见，自来收藏家，宝重莫过孔庙之五凤二年刻石。献王为汉景帝於德，封于景帝前二年，薨於武帝元光五年，下距五凤将及百年矣，是刻可贵，此砖不更可贵耶？

案三辅黄图：河间献王德，筑日华宫，置客馆三十余区，以待学士。子重广文所得日华二字砖，当即此宫所用；君子馆当即三十余区之一。

惟旧阅《河间府志》中载，毛苌墓前，曾得石志，有明道於君子馆设於诗经村之语。可见献王诸博士，皆居是馆。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诚如汉书所云；然而夫惟大雅，卓尔不群，又宜孟坚一再咏叹，称之不置也。予见各砖子字末笔，皆左偏斜直，王子梅贰尹有一拓本，乃先右曲复左上，又下曲，委婉稠叠，如钩之折，又系双钩，不知何人所藏。所惜日华二字，予未得其拓本耳。

君子馆，闻在河间府北三十里堡左右，至今尚沿其名；他日北上，当枉道以寻之。

花松岑冢宰师曰：前见小东，以此二字，摹制信函，喜其古雅宜人，初未见其拓本也；今阅此本，更阅此跋，弥增环丽矣。然非贯穿西都掌故，何能臻此！宏我汉京，殊深欣服。

王子梅大令曰：旧藏君子馆砖拓本二纸：一为仙露赠，一字皆双钩。子字末笔勾如弓者，许印林所赠，云亦仙露贻者。砖文双钩者甚希，而子下多一钩，篆隶古法，亦罕见。印林有六君子馆砖拓本，一幅题跋亦详，当函属钞寄，以备君续考也。”（枕经堂跋）孙殿起辑《琉璃厂小志·书画题跋汇编》（方朔，生平不详。

  附3：                  毛苌画像

 

                      http://s2/mw690/435fe30ag0bd1155a3e51&690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取自明吕维祺编崇祯刻本《圣贤像赞》

                  

             毛苌

    毛苌，赵人。初，鲁有大毛公为《诗诂训传》于家。至苌治诗尤精，是为小毛公，以诗授同国贯长卿。苌为河间献王博士。是时，言诗者有齐、鲁、韩三家，毛诗未得立于学官。后三家皆废，而毛诗乃大行。东汉郑众、贾逹并传之马融，作《训传》，而郑康成更为之箋。苌官至北海太守。

    按:：班书言，毛公，赵人。而不言河间。然考河间一郡，在战国时，燕、齐、赵实兼得之。《史记》：赵惠文王取齐昔阳，为今故城县地；又言，赵与燕鄚易，是今之任丘，亦赵地；又，班书以董仲舒为广川人，而《儒林传》复云，“于赵则董仲舒，董本广川。”而亦云，“赵愈可证，河间之必为赵地矣。”至汉文时，赵幽王弟遂为赵王，而别分赵河间地，以封遂弟辟彊。是汉初，河间实属赵国。班称，苌以诗授同国贯长卿，不去（云）同郡而曰同国，正欲书苌为赵人同一例。旧志不载苌于人物，今增入，复辨于此。

                                                摘自《大清一统志·卷十六》

 

《河间县志》第718页记载：“汉毛公墓，即汉博士毛苌墓。在今县城北三十里铺（今三十里铺初级中学所在地），一说毛精垒亦是此墓。”又载：“毛精垒，据旧志载，系埋葬毛苌衣冠地方。”

 

附4：日华宫

    日华宫，河间献王德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自奉养甚薄，不逾宾客。　　

    直按：本段与《西京杂记》卷四文字完全相同。《畿辅通志》卷一百六十一云：“献县南三十五里，有河间献王日华宫故址。”又同卷云：“河间县西北三十里，有君子馆故址。引《肃宁县采访册》云，县治东南十里，有武垣郡城。邑优贡生苗学植，博学好古，谒毛公词，得砖一枚，上刻‘君子’二字，古茂闲雅，汉隶体也。其后庠生刘溯，主讲毛公祠畔，又得‘君子馆’砖三。嗣是而得者．有‘君子大吉’，‘君子长生’字样。楛此，则馆与毛公祠，均应在武垣故城，当隶肃宁境。”

    又按：河间有君子馆遗址，姑见于《金史·地理志》。《苗夔墓志》亦言，尝得汉君子馆砖于河间城外。《畿辅通志》谓馆在肃宁境，其说不确。盖君子馆为日华宫内二十余馆之一，皆河问献王所筑。“君子”二字，翟云升《隶篇》中，摹有原文。余昔在友人白集武处，见有大兴刘位坦所题君子馆及日华宫两砖拓本，“君子”二字为古隶书，“日毕”二字横刊，钝为篆书，与开母庙石阙相似。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 卷之三 

 

 

http://s9/mw690/435fe30age01e54a9d358&690       肃宁武垣古城出土的日华宫砖的“日华”拓片         摘自清·李浚之撰《君子留真谱》

 

 

附5：

河间献王赞

      司马光 

周室衰，道德坏，三帝五王之文飘沦散失。秦置不省，重以暴。秦害圣典，疾格言，燔诗书，屠术士，称礼乐者谓之狂惑，述仁义者谓之妖妄，必薙（同“剃”）灭先圣之道，响绝跡灭，然后慊其志。唯有好古君子，心诵腹藏，壁扄（jiōng闩门）岩镌，济秦之危以通于汉者，万无一二。

汉初，挟书之律尚存；久虽除之，亦未尊录，谓之余事而已。则我先王之道奄奄其不息者无几矣。

河间献王生为帝子，幼为人君。是时列国诸侯，苟不以官室相高，狗马相尚，则裹奸聚滑，僭逆妄图。惟献王厉节治身，爱古博雅，专以圣人法度遗落为忧，聚残补缺，较实取正，得周宫、左氏春秋、毛氏诗而立之。周礼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诗，最密左氏，与春秋为表里，三者不出，六艺不明。噫，微献王六艺其遂殪（yì.死）乎？故其功烈至今赖之。

且夫人之所好，足以知其心。王公贵人不好奢靡而喜书者，故鲜矣。不好浮辩而乐正道，知之明，信之笃，守之純，而行之劲者，百无一二焉。武帝虽称好儒，好其名而不好其实，慕其华而废其质。是以好儒愈于文景，而德业后之，景帝之子十存四人。

栗太子废而献王最长，倘若尊大义，属重器，用其德，实其志，无神仙祠祀之颂，宫室游观之费，穷兵黩武之劳，赋役转输之弊。宜其仁豊义洽，风移俗变焕然，帝王之治复还，其必贤于文景远矣。嗟乎！天实不欲礼乐复兴耶，抑或四海之不幸而已矣！

 

                                     《畿辅通志·艺文志》卷之第四一二卷  

附6：史料

《汉书·礼乐志·第二十二》： 

及王莽为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雍，因以篡位，海内畔之。世祖受命中兴，拨乱反正，改定京师于土中。即位三十年，四夷宾服，百姓家给，政教清明，乃营立明堂、辟雍。显宗即位，躬行其礼，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威仪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礼乐未具，群下无所诵说，而庠序尚未设之故也。孔子曰：「辟如为山，未成一匮，止，吾止也。」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没之后，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今学者不能昭见，但推士礼以及天子，说义又颇谬异，故君臣长幼交接之道浸以不章。

 

　　《汉书·艺文志·第十》：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隋书·卷十三·志第八》：

梁氏之初，乐缘齐旧。武帝思弘古乐，天监元年，遂下诏访百僚曰：「夫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所以移风易俗，明贵辨贱。而《韶》、《护》之称空传，《咸》、《英》之实靡托，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郑混淆，钟石斯谬，天人缺九变之节，朝宴失四悬之仪。朕昧旦坐朝，思求厥旨，而旧事匪存，未获厘正，寤寐有怀，所为叹息。卿等学术通明，可陈其所见。」于是散骑常侍、尚书仆射沈约奏答曰：「窃以秦代灭学，《乐经》残亡。至于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授常山王禹。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向《别录》，有《乐歌诗》四篇、《赵氏雅琴》七篇、《师氏雅琴》八篇、《龙氏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晋中经簿》无复乐书，《别录》所载，已复亡逸。案汉初典章灭绝，诸儒捃拾沟渠墙壁之间，得片简遗文，与礼事相关者，即编次以为礼，皆非圣人之言。《月令》取《吕氏春秋》，《中庸》、《表记》、《防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檀弓》残杂，又非方幅典诰之书也。礼既是行己经邦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补缀以备事用。乐书事大而用缓，自非逢钦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见详议。汉氏以来，主非钦明，乐既非人臣急事，故言者寡。陛下以至圣之德，应乐推之符，实宜作乐崇德，殷荐上帝。而乐书沦亡，寻案无所。宜选诸生，分令寻讨经史百家，凡乐事无小大，皆别纂录。乃委一旧学，撰为乐书，以起千载绝文，以定大梁之乐。使《五英》怀惭，《六茎》兴愧。」　

 

《随书·卷三十二·志第二十七》：

而河间献王好古爱学，收集余烬，得而献之，合五十六篇，并威仪之事。而又得《司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阴阳》之记，并无敢传之者。唯古经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不殊，而字多异。自高堂生至宣帝时，后苍最明其业，乃为《曲台记》。苍授梁人戴德，及德从兄子圣、沛人庆普，于是有大戴、小戴、庆氏，三家并立。后汉唯曹元传庆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虽存并微，相传不绝。汉末，郑玄传小戴之学，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于义长者作注，为郑氏学。其《丧服》一篇，子夏先传之，诸儒多为注解，今又别行。而汉时有李氏得《周官》。《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时，刘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河南缑氏及杜子春受业于歆，因以教授。是后马融作《周官传》，以授郑玄，玄作《周官注》。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经十七篇、《小戴记》四十九篇，凡三种。唯《郑注》立于国学，其余并多散亡，又无师说。

 

《清史稿·卷八十四·志五十九》：

道光十年，······是岁鲁人毛亨，明吕棻、方孝孺并侑飨。于是更订增祀位次，各按时代为序。乃定公羊高、伏胜、毛亨、孔安国、后苍、郑康成、范甯、陆贽、范仲淹、欧阳脩、司马光、谢良佐、罗从彦、李纲、张栻、陆九渊、陈淳、真德秀、何基、文天祥、赵复、金履祥、陈澔、方孝孺、薛瑄、胡居仁、罗钦顺、吕棻、刘宗周、孙奇逢、陆陇其列东庑，穀梁赤、高堂生、董仲舒、毛苌、杜子春、诸葛亮、王通、韩愈、胡瑗、韩琦、杨时、尹焞、胡安国、李侗、吕祖谦、黄幹、蔡沈、魏了翁、王柏、陆秀夫、许衡、吴澄、许谦、曹端、陈献章、蔡清、王守仁、吕坤、黄道周、汤斌列西庑，并绘图颁各省。七年，以宋臣袁燮、先儒张履祥从祀。光绪初元，增入先儒陆世仪。自是汉儒许慎、河间献王刘德，先儒张伯行，宋儒辅广、游酢、吕大临并祀焉。

 

浙江江山市《清漾毛氏族谱》录有《晋领义阳河东诸军事使、持节征虏将军、豫州刺史、州陵县开国侯毛宝序》：

“予十三世祖苌为汉献王博士，生庆；庆为司徒，生馥；馥为荆州刺史，生榄；榄为汉阳太守，生华；华为北海太守，生彪；彪为散骑常侍，生崇；崇举孝廉，生宗；宗为少府监，生象；象为掾（yuàn  原为佐助的意思，后为副官佐或官署属员的通称）阜城，生泉；泉为晋鄜（fū 富县古称鄜洲，位于陕西北部，延安市南部 ）令，生干；干为侍中郎，生班；班为上计史，生宝。予四子：穆之，安之，俊之，继之。”

  

湖南韶山毛氏家谱载：

清光绪七年（1881年）湖南韶山二修族谱《源流记》：“吾姓系出周姬文王子毛伯郑之后，世为作卿，因国为姓。自毛亨、毛苌注经诂训，西河遗派，固深且远矣。汉晋唐宋讫明，莫不代有伟人，光炳青史。考其源根，历历可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