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三国-14.2.11.3 考课法（公元237年）

《三国志卷廿一•魏书廿一•王卫二刘傅传》：“景初中，受诏作都官考课。劭上疏曰：“百官考课，王政之大较，然而历代弗务，是以治典阙而未补，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圣之宏略，愍王纲之弛颓，神虑内鉴，明诏外发。臣奉恩旷然，得以启蒙，辄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臣学寡识浅，诚不足以宣畅圣旨，著定典制。”又以为宜制礼作乐，以移风俗，著乐论十四篇，事成未上。会明帝崩，不施行。”

（明帝景初年间（明帝景初元年（237年）），曹睿诏令刘劭负责制定考察官吏功过善恶的标准—《都官考课》。刘劭完成任务以后上疏说：“考核百官，是国家政治的大事，但是历朝历代都未能实施，大都因为典章制度缺而未补，因此无法正确、明晰地分辨官员的好坏和才能的高低。现在陛下以圣贤的宏图大略，哀怜国家纲常的弛颓，诏令于外。臣下承蒙皇恩，得以进行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制定了《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著有一篇《说略》。臣下才疏学浅，实不足以弘扬您的旨意，编写制定好这篇典章制度！”刘劭还认为应制定礼乐制度，以移风易俗。于是写了《乐论》十四篇，写完了还没来得及上呈，明帝就驾崩了，于是这事便没有施行。）

《三国志卷廿二•魏书廿二•桓二陈徐卫卢传》：“前此诸葛诞、邓飏等驰名誉，有四(窗)聪八达之诮，帝疾之。时举中书郎，诏曰：“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帝纳其言，即诏作考课法。”

（在此之前，诸葛诞、邓飏等远近驰名，有人嘲讽他们是一些“四聪八达”的人，明帝对他们也很厌恶。当时朝廷正在推选执掌机要的中书郎，明帝下诏说：“能不能得到这个人选，全在卢毓了。选举不要只取有名声的人，名气就像画地做饼，中看不中吃。”卢毓回答说：“凭名气不足以真正收罗奇才，但可以得到常士。常士敬慕教化，仰慕善美，然后才可以成名，因此不应该厌恶他们。愚臣既不足以识别出奇才和异人，又主张依照名声按照常规安排他们职务，但这之后应当对他们进行考察和检验。古代奏称、论述的时候凭语言，评功时就要通过考试。如今考试成绩的制度已经荒废，决定一个人进退升降依据的却是别人对他的毁誉，因此真伪混杂，虚实难辨。”明帝接受他的意见，当即下令制定考核成绩的制度--考课法。）

《三国志卷廿四•魏书廿四•韩崔高孙王传》：“散骑常侍刘劭作考课论，制下百僚。林议曰：“案周官考课，其文备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迟，此即考课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汉之季，其失岂在乎佐吏之职不密哉？方今军旅，或猥或卒，备之以科条，申之以内外，增减无常，固难一矣。且万目不张举其纲，众毛不整振其领。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远。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乱。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随宜设辟，以遗来今，不患不法古也。以为今之制度，不为疏阔，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则孰敢不肃？””

（散骑常侍刘劭作《考课论》，魏明帝诏令下达给各级官吏。崔林议论说：“考察《周官》中关于考核官吏成绩的内容，条文已经很完备了（周冢宰总百官，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政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其详见于周礼。），自周康王以后，就逐渐地衰落，这就是为什么考验官吏成绩的法令，因人而生效，因人而失效。到了汉末，难道是因为官吏的组织法规不健全而招致失败的吗？现今的军队，有的鄙陋，有的胆小如鼠，准备了法令条规，三令五申，但却仍然增减无常，本来就难于一致。而且，万目不张时，应当举其纲（以纲为譬也），众毛不整时，应当抖振衣领（以裘为譬也）。皋陶在虞作官，伊尹在殷为臣，不仁的人都远远地离去（用论语子夏答樊迟之言）。三王五帝未必一致，而各有政治的清明与纷乱。《易经》上说‘天下的道理都是浅显易明的’，太祖根据情况制定法令，到今天还在使用，也不怕别人说他不效法古人。我认为如今的法令制度，不能说是简略、不精密，而在于坚持如一地去执行而不要放弃。如果朝中大臣都能像仲山甫那样承担重任，即使有一百条法令（诗烝民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注云：奴汝施行法度于是百君），又有谁敢不恭敬职守？”）

《三国志卷十六•魏书十六•任苏杜郑仓传》：“时又大仪考课之制，以考内外众官。恕以为用不尽其人，虽才且无益，所存非所务，所务非世要。上疏曰：

《书》称“明试以功，三考黜陟”，诚帝王之盛制。使有能当者其官，有功者受其禄，譬犹乌获之举千钩，良、乐之选骥足也。虽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关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法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

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臣以为便当显其身，用其言，使具为课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也。

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补阙，无善不纪，无过不举。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偏照。故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体相须而成也。是以古人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职辨课可以致雍熙者哉！

且布衣之交，犹有务言誓而蹈水火，感知己面而披肝胆，彻声名而立节义者；况于束带立朝，致位卿相，所务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循者岂声名而已乎！诸蒙宠禄受重任者，不徒欲举明主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厕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于念治之心不尽，患于自任之意不足，此诚人主使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龙而责成功，及其罪也，殛鲧而放四凶。今大臣亲奉明诏，给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格勤特立，当官不挠贵势，执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处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禄以为高，拱默以为智，当官苟在于免负，立朝不忘于容身，洁行逊言以处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诚使容身保位，无放退之辜，而尽节在公，抱见疑之势，公义不修而私议成俗，虽仲尼为谋，犹不能尽一才，又况于世俗之人乎！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致慎也。后考课竟不行。”

（当时朝中对官吏考核制度展开大规模的议论，朝廷内外的官吏都要考核。杜恕认为用人而不能让他尽力发挥才能，那么即便有才的人也没有多大用。保全的不是致力要达到的东西，而所致力的事又不是当前最重要的。上疏曰：《书》称“公开考核官员的能力，三年进行一次考绩”，确实是帝王最完善的制度。使有能当者其官，有功者受其禄，譬犹乌获之举千钩，良、乐之选骥足也。然而经过六个朝代（黄帝、夏、商、周、汉、三国魏），考绩办法没有明著于世，经过七位圣人（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考核条例也没能流传下来，我的确认为这是由于考核的原则可以粗略地依据，详细规定很难一一列举的缘故。

盼望用这种办法崇尚谦恭推让的世风，振兴美好的治绩，我认为还不是尽善尽美。

古代的三公，坐在君王身旁讨论治国大道，内职大臣，时时弥补君王的疏忽和错误，再小的善行也要记载，再小的过失也要纠举。况且天下如此之大，大事如此之多，绝非一盏明灯就能照亮每个角落，所以君王好比是头脑，大臣好比是四肢，必须明白同属一体、互相依赖才能成事的道理。所以古人说廊庙所以需的木材，绝非一根木头就能支撑，帝王的宏大事业，绝非只靠一个臣僚的谋略。由此看来，怎么可能只靠大臣守职尽责办理课试，就可以使天下太平和乐呢？

且布衣之交，犹有务言誓而蹈水火，感知己面而披肝胆，彻声名而立节义者；况于束带立朝，致位卿相，所务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循者岂声名而已乎！诸蒙宠禄受重任者，不徒欲举明主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厕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于念治之心不尽，患于自任之意不足，此诚人主使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龙而责成功，及其罪也，殛鲧而放四凶。今大臣亲奉明诏，给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格勤特立，当官不挠贵势，执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处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禄以为高，拱默以为智，当官苟在于免负，立朝不忘于容身，洁行逊言以处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如果容身保位没有被放逐罢官之罪，而为国尽节，也处在被怀疑的形势中，公道没有树立起来，私下议论却成为风气，这样即使是孔子来主持考核，恐怕也不能发挥一点点才能，何况世俗的普通人呢？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致慎也。

后考课竟不行。）

《三国志卷廿一•魏书廿一•王卫二刘傅传》：“傅嘏，字兰石，北地泥阳人，傅介子之后也。伯父巽，黄初中为侍中尚书。嘏弱冠知名，司空陈群辟为掾。

时散骑常侍刘劭作考课法，事下三府。嘏难劭论曰：“盖闻帝制宏深，圣道奥远，苟非其才，则道不虚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亏颓而旷载罔缀，微言既没，六籍泯玷。何则？道弘致远而众才莫晞也。案劭考课论，虽欲寻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阙亡。礼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内立列司，筦齐六职，土有恒贡，官有定则，百揆均任，四民殊业，故考绩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继百王之末，承秦、汉之烈，制度之流，靡所脩采。

自建安以来，至于青龙，神武拨乱，肇基皇祚，扫除凶逆，芟夷遗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给。及经邦治戎，权法并用，百官群司，军国通任，随时之宜，以应政机。以古施今，事杂义殊，难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经远，或不切近，法应时务，不足垂后。

夫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本纲末举而造制未呈，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

昔先王之择才，必本行於州闾，讲道於庠序，行具而谓之贤，道脩则谓之能。乡老献贤能于王，王拜受之，举其贤者，出使长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义也。

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乡之举，其选才之职，专任吏部。案品状则实才未必当，任薄伐则德行未为叙，如此则殿最之课，未尽人才。述综王度，敷赞国式，体深义广，难得而详也。””

（傅嘏，字兰石，北地郡泥阳县人（今甘肃省庆阳市宁县东南五十里泥阳里），傅介子的后代。伯父傅巽，黄初年中任过侍中尚书（傅子曰：嘏祖父睿，代郡太守。父允，黄门侍郎。）。傅嘏二十来岁就闻名遐迩（傅子曰：是时何晏以材辩显於贵戚之间，邓飏好变通，合徒党，鬻声名於闾阎，而夏侯玄以贵臣子少有重名，为之宗主，求交於嘏而不纳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识远心，然犹怪之。谓嘏曰：“夏侯泰初一时之杰，虚心交子，合则好成，不合则怨至。二贤不睦，非国之利，此蔺相如所以下廉颇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何平叔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邦国之人也。邓玄茂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钥，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此三人者，皆败德也。远之犹恐祸及，况昵之乎？”），司空陈群征聘他为自己的僚属。

当散骑常侍刘劭正在制定《都官考课》，傅嘏对此举提出异议说：“据说帝王之制宏大广远，圣人之道玄奥深妙。倘若不具备如此的才能，则道不虚行，神明就会把它寄托于人。一旦国家的政治制度有所亏颓而且逐渐荒废，就会言路堵塞，六典混乱。原因在于圣人之道弘远而众人的才能无法企及。

刘劭的考课之论，虽然想要寻求前代考核官吏进退升降的条文，但是这些制度条文大多已经残缺不整，流传下来的有关礼的记载，也只有周典，讲的是外封侯伯以安定边藩，内立各司以完善六职；土地有一定的税贡，官员有一定的准则，百官各司其职，百姓各安其业。故考核的成绩便于管理比较，而官员的进退升降便易于贯彻执行。

我们魏国继百王，承秦汉，众多的制度无不整理采纳。自建安到现在，拨乱反正，奠基开国，扫除凶逆，平定遗寇，军政要事，接连不暇，待开始治理国家时，权力和刑法并用，文武百官军国通往，因时因事，随机应变，由于事务繁杂，而有些概念、内容又有所改变，故要把古代的典章制度一味搬至今日，就很难行得通了。

因为制度的建立应该考虑国家的长治久安，或许并不贴切于近日；法规的建立应依据当时的情况，有些并不足以流传后世。建立官位，调整职务，管治百姓，清理财物，这是立本；考察官员，纠改旧规章，这是治末。本还没立而先建末，治国大略还未完备却先行考课（纲，纲总也；举纲则众目张矣，言所击者大也。十发为程，一程为分，言其细也。又曰：程，品式也），恐怕不能品评贤愚，区分明暗吧。

从前先王选拔人才，一律先根据他在本地的品行，再让他在学校里讲解道德。行为端正者称为贤才，道德高尚者称为能士，然后由乡人把贤才、能士推荐给先王。先王接纳他们后，再依其才能分配职务，这便是先王招贤纳才的标准和过程。当今国内的人才纷至京城，没有乡人的举荐，选拔贤才则由吏部专门负责，按照品德则实际才能未必具备，授予官职的高低也未必和他的德行相符。这样就难以人尽其才。综观国家的制度，内容广，意义深，实在很难论说周详啊！”）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三•魏纪五• 魏明帝景初元年》：“臣光曰：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淆；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为曲私欺罔之资也。

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难乎！为人上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治，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也，安得豫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

或者亲贵虽不能而任职，疏贱虽贤才而见遗；所喜所好者败官而不去，所怒所恶者有功而不录；询谋于人，则毁誉相半而不能决，考求其迹，则文具实亡而不能察。虽复为之善法，繁其条目，谨其簿书，安能得其真哉！

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国，内外之官以千万数，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独任其事哉？曰：非谓其然也。凡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属官之上，三公居百执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烦劳之有哉！

或曰：考绩之法，唐、虞所为，京房、刘邵述而修之耳，乌中废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专，其立法也宽，其责成也远。是故鲧之治水，九载绩用弗成，然后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既宅，然后赏其功；非若京房、刘邵之法，校其米盐之课，责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实异者，不可不察也。考绩非可行于唐、虞而不可行于汉、魏，由京房、刘邵不得其本而奔趋其末故也。”

（臣司马光曰：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然而识别人才的办法，连圣贤也感到困难。所以只好求助于舆论的毁谤或赞誉，于是个人爱憎争相掺杂进来，使善良和邪恶混淆；用档案进行考核，于是巧诈横生，真假不明。总之，识别人才的根本在于主上的至公至明而已。居上位的人至公至明，那么属下有能无能就会清清楚楚地反映在眼中，无所遁形。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绩之法，恰好能够成为徇私、欺骗的凭借。

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至公至明，是要出自内心，所谓档案，反映的是外在表现。自己的内心都不能理正，而要去考察别人的表现，不也很难吗？居上位的人，如果真能做到不以亲疏贵贱改变心思，不因喜怒好恶改变意志，那么，想要了解谁是擅长经学的人，只要看他博学强记，讲解精辟通达，那他就是饱学之士了；想要了解谁是执法人才，只要看他断案穷尽真相，不使人含冤受屈，那他就是善于理财了；想要了解治军的将领，只要看他战必胜、攻必取，能使敌人畏服，那他就是善于治军了。至于文武百官，莫不如此。虽然要听取别人的意见，但决断在于自己；虽然考核要看实际表现，但审察却在自己内心。探讨实情而斟酌是否适宜，最为精密最为细微，不可以口述，也不可以笔录，怎么可以预先定出法规而全部委派给有关部门办理呢？

有的人因是皇亲显贵，虽然无能但仍被任官授职；有的人因为关系疏远出身卑贱，虽然有德有才但仍被排斥。当权者所喜欢的人即使失职也不被罢免，所恼怒厌恶的人即使有功也不被录用。向人咨询，毁誉各半而不能决断；考核事迹，文书具备内容空洞而不能觉察。即使制定了再好的考核办法，增加考核条目，完备档案文簿，又怎么能得到真实情况呢？

有人说：君主的治理，大到天下，小到封国，里里外外的官吏成千上万，要一一考察任免，怎么能不委派给有关部门而独自承担呢？回答是：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居上位的人，不只是君王而已；太守居于一郡之上，三公居于百官之上，如果各级都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自己的下属，君王也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三公、九卿、郡守，还会有什么烦劳呢？

有人说：考绩之法，是唐尧、虞舜所制定，京房、刘邵不过是加以陈述及修订罢了，怎么可以废除呢？回答是：唐尧、虞舜的官吏，任职时间长，所担职责专，设立法规宽，完成期限远。所以姒鲧治水，历经九年尚未完成，然后才治他的罪；大禹治水，等到九州全部安定，四方土地都可以居住，然后才嘉奖他的功劳；不象京房、刘邵的办法，考核官吏琐刺碎碎的功绩，检查他们一朝一夕的成效。事情本来就有名同而本质不同的一面，不可不明察。考绩之法并不是只在唐尧、虞舜时才可能实行，而在汉、魏不可行，是由于京房、刘邵没有弄清根本问题而只追求细微末节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