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与经营

——《2011年度信阳散文》综述

吕东亮

本书所收录的80篇散文，是80位信阳籍散文作者们在2011年的代表作，可以说体现了信阳散文的整体水平。在这样一个同质化的时代，地域并不能成为结集的充足理由；但即令如此，信阳市散文学会还是坚持搞活动、坚持出集子，为的就是在坚守文学的前提下共同提高。“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之谓也。我有幸忝列为编辑组成员，读稿过程中时有所想，承蒙主事者不弃，姑且把意见写下来，供同仁们批评。

经验的多元

《2011年度信阳散文》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经验的多元化，特别是和《2010年度信阳散文》相比，多元化的倾向很明显。这和文坛主流导向有关，也和作者们一年来的反思和调整有关。这种多元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书写人文历史经验的篇子质高量多，个人诗性经验书写的篇子更加纯粹细腻，游记散文的自我超越成绩可嘉，日常生活困境尤其是底层经验的书写异军突起。

胡亚才的《信者》关注的是信仰问题，其对主人公形象身上神性光芒的表现十分到位，字里行间浸润着对信者的敬意，压在纸背的则是对当下社会信仰缺失的忧虑。熊西平的《宁静的喧嚣》通过对三河尖小历史的回溯和现实的关照传达出了一种沧桑感。陈晓玲的《年》写出了信阳人过年的精气神，令人神旺。陈有才的《看见了百合就想起了他》如世说新语，为书法大家李逸野的风骨作传神写照。徐泽林的《自是人情乡里好》、吕东亮的《归园田居的调子》展现了干校作为信阳文化资源的丰厚内涵。王散木的《街名的柔软温馨》则写出了街名所承载着的地域风情。老英的《杜甫的短板》、张彦林的《初见陈小滢》、邹柏林的《离去最好的归宿》、马涛的《潇湘润之》、赵曾友的《秀才》等篇把目光投向广袤深邃的历史人文领域，所得颇丰。

陈峻峰的《我是一只逃跑的画眉鸟》摇曳多姿、自立不俗。温青《诗爱笔记》中的诗情真挚而浓烈，田君的《背阴处的雪》随处涌动着不安的意绪，扶桑的《海的笔记》则意象十分活跃。张冬梅的《桂花树》、李庆华的《那消失的正暗暗滋长》、李新民的《想象那些美好的事情》、王强的《秋天的姿势》等篇触觉伸张、灵性四溢。胡光明、何正权、胡晓靖等人的文字也可作如是观。夏吉玲的《疼痛的时间》、詹丽的《短章》、于吉娟的《一个人的大海》、尹泓的《自己的房间》、杜靓波的《陪母亲走过一条河》、碎碎的《一个人的哈根达斯》则以女性的敏感写出了生活中常常被忽略的情愫，不能简单地以“小女人散文”视之。

赵主明的《神汤闲语》妙处在一个“闲”字，漫不经心的叙述中那旁逸斜出的内容恰恰是动人的地方，一洗旅游广告式“软文”之风。冯莉的《桃园半日闲》亦写了“闲”所带来的审美发现和人生体悟，令人感同身受。沈靖的《看鱼》则摆脱了“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俗套，反而多了几分理趣。胡巨成的《墓地》写了墓地这一不大为人所欣赏的风景，别有幽怀。周明金的《又一个没有蝉声的夏天》和李季的《无人认领的鸟鸣》则写了风景之于人的关系，“又一个没有”、“无人认领”所昭示的人们心灵状态的浮躁而无奈令人警醒。

最令我欣慰的则是本书中出现了直面普通人生活情状尤其是底层人生存困境的文字，这些文字有着淋漓的现实感和真实的疼痛感，因而文章也迥异于那些为寻求异样经验而写农事的“为赋新词强说愁”之作，也摆脱了单纯的无关痛痒的“怀乡病”式书写，称得上是散文书写的一股新活力。张锐强《图上的故乡》和王河林《渐渐远去的村庄》是以逼视的方式书写故乡的，全无矫揉造作的怀旧和乡愁，有的只是对于此在生活的关切，惟其真实，才促使我们不能在现实的酸辛面前闭上眼睛。易荣荣的《回望故乡》、王新华的《父亲》、王鑫的《乡村预言》、李胜志的《郎吉》、马辉莹的《我的那口子》对困境中相濡以沫之亲情的表现感人至深，特别是其中蕴含着真诚的自我灵魂拷问，不是那种表态性地说一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所能比，因而实属难能可贵。

回忆是写散文的一个好视角，因此孙犁先生说“散文是老年人的文体”。回忆依托的是个人经验，本然地带有情感的浸润，但又和当时亲历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能够进行理性的省察和从容的选择，化为文字就容易真切感人、余味绵长。本书中的散文，回忆性的也占多数，比较一致的情感基调是对已逝美好事物的怀恋。“一切美好的东西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是典型的现代性情感。但长此以往，未免有些单调，写这写那都有复制之嫌。这其实也不是信阳散文独有的问题。

经验在当下文坛已成为制约创新的瓶颈，作家的经验越来越单一化，进而越来越苍白、逼仄，不仅远离公共经验，而且自身经验的榨取也呈黔驴技穷之势。一些人执着于自身经验的丰富，寻常的旅游已经不能满足索求新鲜经验的冲动，于是进而挑战自己，或者登顶珠峰，或者横渡大洋，喊一句“我能”，写下一些靠独异经验支撑的篇子，自然读者也无从体会其真假浅深。这一路人，多半是一些资本拥有者，声色犬马享尽，市场制造的愉悦已经不能满足处于线性发展观前端的他们，于是乎另辟蹊径、异想天开，这形象很类似于余华在《兄弟》中所塑造的那位飞黄腾达得想登月球的弟弟。另外一路人则意识到经验个人化的困境和末路，但一时苦于寻找不到扩大经验的机会，又担心一味地“目光向下”遮蔽了他者又迷失了自己，于是乎兴起了“非虚构”。

这些关乎经验的难题告诉我们，在今天，写什么远比怎么写重要的多。事实上这也不难理解，就像一个会议，会议的主题、议程的设置远比会议的精彩发言重要，因为发言再精彩，也总是无奈地在议题之内，你所想说的却不是你能说的，这个问题才是大问题，至于怎么说反而次之。以前，提倡写重大题材，有所谓“题材决定论”，那是不对的，因为书写技巧和语言文字的训练严重缺课，现在则是一个技巧和语言都烂熟的时代，很多文章都避免不了求雅成俗的尴尬。所以，我是赞成“非虚构”的，即便这是一个权宜性的策略性的提法。其实十七年时期的评论家为了应对古代优秀的作家其身份却是地主士大夫的难题，拈出了“人民性”这个术语，用以标示作家写作对于大多数人民的利弊。这个术语成功地解决了杜甫、范仲淹乃至李白、李煜等人的评价问题，在今天我想也有重提的意义，我们的作家如果能在写作之初考虑一下“人民性”问题，想一想写文章总是要传播的，想一想这传播对于他人、对于多数人的意义问题，我想是会对我们的散文写作有所启发的。

经营的必要

《2011年度信阳散文》给我的另一个深刻印象就是文体经营的不自觉状态。“经营”一语，是古典文论中常见的语汇，在今天的文学批评中也时见采用，奈何在商业社会中被严重的污名化，在一般人心目中甚或带有较多的贬义色彩，这其实是词语的歧途。“经营”者，这里指的是内心神思和外在建构的结合，是一个浑融的过程，是情感符号化和符号情感化的统一。说的白一些，就是怎样写的问题。

文体经营的不自觉状态，并不是说本书中的散文缺乏经营。事实上，本书中的大部分散文还是讲求文体的矩度的。我指的是，一些散文本来可以写的更好，但因为在文体经营上缺乏自觉而留下遗憾。一个优秀的散文家，不一定有明确的散文观点，但对文体的经营一定是会心的。关于散文的文体，理论界也有争论，尽管各执一词，但并不妨害彼此关于好散文的共识。刘锡庆先生讲散文要“弃类成体”，认为散文应摆脱传统的与韵文相对的文类定位，而应跻身于与小说、诗歌、戏剧相并列的真正具有文体规范的文体。这个观点很多人觉得有些极端，无法接受，因为散文可能没有和小说、诗歌、戏剧那样严整的美学规范，特别是学术界，一直苦于找不到关于散文的理论资源。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些误区。“弃类成体”的理想被人理解得有些偏颇，有些不切实际，刘先生可能不是那个意思，他不想把散文的文体规范搞得太严整，也不想把散文的门槛提的过高，只是对目前的散文书写的随意表示深切忧虑。贾平凹先生90年代初创办的《美文》杂志以提倡“大散文”立足，意在改变80年代散文写作越来越匠气的局面，但也绝不是不讲章法，他请学者写散文，请为政者写散文，但绝不是放松对于文体的经营。很多文章我们觉得看不出经营的痕迹，那不是因为没有经营，而是一流高手的经营，化有形为无形，“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所谓自然质朴，所谓不事雕琢，所谓浑然圆融，所谓率性洒脱，绝不是“佳句天成、妙手偶得”那么神秘，也绝不是“真情实感”、“我手写我口”那么简单，其实一字一句蕴涵着很深的功夫，这个道理相信同仁们都会有所体会。《2011年度信阳散文》中的一些篇什，质实动人，然而的确有些缺乏韵致了；有些文采斐然，但似乎过当，让人想起中学语文教育模式化的“语文体”。

散文的文体具有一种开放性，常常和其他文体有接缘的地方。有的散文近于小说，于是有了散文化小说，有的则近于诗歌，于是有了散文诗。但这种接缘是有条件的，散文有自己的原则。一些小说可以被视为散文，但前提是这些小说的结构意识和情节感不强，比如沈从文的《边城》、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一些诗歌也可以被视为散文，但前提是这些诗歌的时空跳跃性不强。散文化小说、散文诗这些“亚文体”的尺度其实最需要慎重，本书中的一些篇子就存在一些可以讨论的地方。胡亚才的《信者》所涉及的故事完全可以写成一个中短篇小说，但作者克制住了生长成小说的冲动，而是氤氲成散文的情致，可谓“得体”。陈宏伟的《关于女诗人雎鸠的谈话录》则放任了小说家的才思，结构过于精巧，情节的弦张得太满太强，是一篇好小说的胚子。江岸的《九里十八陈》则是小小说的味道就更浓了，相比之下，乔克清的《乡土的心理医生》和王鑫的《乡村预言》则有意化“传奇”为“流言”，凸显了散文特有的神韵，为小说所不能及。陈有才《看见了百合就想起了他》具有晋人小品的风致，洵为大家手笔，特别是拈出了“百合”这一意象来喻示李逸野的品格，十分恰切，但似乎对于“百合”意象和人物品格之间的关系着墨未尽，思维有些跳跃了。碎碎《一个人的哈根达斯》的意绪也围绕着意象“哈根达斯”而展开，心灵体悟的展开则充分些，文字的收放也比较自如。

散文的文体经营没有什么秘诀，散文的理论也没有什么高深奥妙之处。过去谈散文，有一种有名的理论叫“形散神不散”。这个理论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神”指的是主题，狭隘的主题，那自然是不好的。但如果把“神”视为神韵、气场或者说气韵的话，那么到今天这个理论恐怕还是管用的。我一直认为，散文的经营主要在气韵。气韵生动浑融，笔墨的收放就会显得从容有致，而左支右绌、捉襟见肘的窘迫就容易避免。《2011年度信阳散文》中，除了赵主明、胡亚才、陈峻峰等名家外，在气韵经营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熊西平、夏吉玲、杜靓波、李梅等人。熊西平的《宁静的喧嚣》有诗意，有小说的气味，但统御全篇的是散文的气韵。夏吉玲的《疼痛的时间》创设了一个“在路上”所见所忆互相穿插的结构，意蕴就变得丰富一些，有一种回环之美；杜靓波的《陪母亲走过一条河》胜人一筹的地方在于成年此时与童年彼时渡河的对比，今昔之感的背后是亲情的馨香。李梅的文字如玉壶冰心，玲珑剔透，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它的脆弱，尽管其文中萦绕着自我劝慰的声响。

对于历史人文散文来说，经营还不仅体现在文体章法方面。此类文章，决定其气韵的关键是思想。思想的层次和品位是主导性的因素，一篇文章思想平平，信息量也没有超越流俗，文章经营得再好，也没有什么意义。本书中的一些篇子，选题都很不错，但思想的蕴涵还需丰富提高，特别是在反思的向度中，恐怕需要特别的留心。老英的《杜甫的短板》显示了作者的读书和思考的积累，识见不俗，但和思想界相比，还是显得有些不够精警；《初见陈小滢》的张彦林长于考证撰述新文学史料，但可能太在意文章的史料价值了吧，对于史识的锤炼显得不够用力，因而本来容易写好的人物散文反而显得平白了些；徐泽林《自是人情乡里好》的本土文化诉求比较强烈，但思考的穿透力不强，一些本应呈现的问题反而被滑过了。吕东亮《归园田居的调子》致力于诘问流行的见解与姿态，文章也显现了一定的思想张力，但理胜乎辞、言不及义，反映的其实还是思考不成熟的问题。

刘勰写《文心雕龙》“知音”篇时，第一句话便是：“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的确如此，因而综述《2011年度信阳散文》对我来说是一件“实难”的事情。由于时间仓促，不可能细读慢品，也不可能一一斟酌考量，以上挂一漏万的综述所言如有不当，还请相关同仁海涵。最近读了一本好书，是谈散文的，《今文渊源》，刘绪源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研究散文，讲渊源、讲文脉，我认为是讲到了点子上。此书也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好的散文研究著作，因此推荐给大家，如果觉得我的文字没有什么价值，那就读读他的，他的再没有什么价值，我就只能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