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真正的、最大的鼻祖,湖南人的“精神之父”—王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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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思想家,湖南省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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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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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家乡
王夫之是湖湘文化的灵魂、核心,乃至后世所有湖南人的“精神之父”。我觉得,对湖南明清以后直到今天如此辉煌局面最大的影响者,湖湘文化的真正的、最大的鼻祖,还是王夫之他老人家。他继承和总结了岳麓书院乃至更早的湖湘文化之大成,并开启了后来的湘军、魏源、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人物。而且,对王夫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我认为应该还要再提高。他是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集大成的伟大人物,对中国古代体系庞大、内容广博和精深、浩如烟海的思想、文化,他是总结、结束;到魏源、龚自珍、梁启超、康有为等启蒙思想家是发展、过渡到近代;而曾国藩、林则徐直到孙中山、黄兴等人便是实践和运用了。
请看后人对他的高度评价:
其学术和思想“空绝千古”,“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谭嗣同
“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薰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梁启超
“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之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
这些年来,文化界、学术界、读书界,包括网上,大家都在热烈讨论“湖南现象”。大家都很奇怪,湖南这么一个中部省份(即地理位置上没有什么特殊性),而且开发也比较晚(比起华北、华东乃至四川来),从近现代以来,为什么名人辈出,伟人无数?
明清以前,湖南很少有什么历史人物的。数百年的科举,数百位状元,偌大的湖南几乎吃了零蛋(还不如更偏僻、落后的广西、广东、贵州,倒还出了几位);还有大量君王“贼寇”、武将文相、才子佳人、各行专家、民间怪才……落到湖南的也极少。
明清以前,湖南本土的历史人物,除了下面要提到的王夫之(王船山),只有东汉出了个大发明家蔡伦,中国四大发明之首——造纸术;三国时的蒋琬,诸葛亮的接班人;黄盖,因“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而出名;唐朝书法家怀素、欧阳询;宋朝出了个周敦颐,大道学家,写了篇著名的《爱莲说》;以及钟相、杨幺起义,是被著名的岳飞先生镇压的……这些个别的土生土长的湖南人(却也都了不起)。其他当然还有很多,却都不是湖南本土人,不过是在这里当官、被发配这里、经过这里、死在这里等等,如炎帝、舜帝、屈原、贾谊、司马迁、张仲景、周瑜、杜甫、柳宗元、朱熹、程颢、程颐、张轼、徐霞客、吴三桂、李自成……
明清以来,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特别是自从出了“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出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陶澍、彭玉麟的湘军,出了戊戌变法的谭嗣同、陈宝箴,出了黄兴、宋教仁、蔡锷、陈天华、刘道一等辛亥革命的先驱,出了毛刘任彭贺等中共党人,以及解放后,直到现在,各行各业,湖南的英才辈出,杰出人物灿如群星,其数量、档次均远远超过其他省份。曾经有人说,一家出版社编的厚厚的《中国名人辞典》,明清以前湖南籍的名人寥若晨星,明清以后却比比皆是。
于是大家就奇怪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应该说,前文也提到,湖南不管从历史渊源(开发较晚)还是地理位置(居于大陆正中间)上说都没有什么很大的优势和特色。可是,湖南人却奇迹般崛起了。湖南人很特别,可以说是中国最特别的一种人,美国学者特里尔说湖南人是“中国的普鲁士人”。湖南人是中国优点最突出、缺点也最明显,让人佩服、也让人不舒服的人。为什么湖南人变成这样的人了呢?
很多人的分析和总结都很有道理。如,湖南人爱吃辣椒,爱革命,好奋斗,“霸蛮”,有个性,倔强,不达目的不罢休,持之以恒,吃苦耐劳;湖南地少人多,本来又以外迁人居多,好动,不安于现状,懂得“人挪活,树挪死”,喜欢向外发展;湖南多丘陵、山地,山道弯弯,地形崎岖,同时河流四通八达,却又比较平直,所以人既直率、坦诚、热情,脑子又好使,心里活络,思维开阔;湖南位于正中部地区,东西南北交通均经过,信息集中,且许多外地伟人常常经过这里,向四处扩散(信息、消息、物质、人口等)又方便;湖南在宋朝时出了著名的长沙岳麓书院(还有衡阳的石鼓书院),许多大学者(朱熹、程颢、程颐、张轼)来此讲学,大开湖南文风、学风、民风、作风,造成湖湘学界乃至整个湖南人崇尚经世致用,影响深远;湖南在清朝后期出了以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首的“湘军”,兴办地方团练,扩充实力,发展地方,形成派系,影响更加深远且直接。
这些分析都对。
特别是王夫之的朴素唯物主义、大汉族中心观、经世致用、务实重“行”、济世救民、限制绝对君权、变化日新、知行统一、扎实作风、投身实践、坚毅不拔等等观点和行为,非常大的影响着湖南后世的知识分子乃至整个社会。
有人认为:曾国藩借重他的重“礼”思想来强化保守的传统观念;维新人士吸收他“变化日新”的社会变动观倡言改革;辛亥志士利用他的夷夏之辨的民族意识进行反满革命;民国初年,刘人熙等人在长沙设立船山学社,创办《船山学报》,鼓吹保护国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长沙第一师范任教的杨昌济对王夫之的知行学说倍加赞赏,主张力行实践,并影响到青年毛老乡。
而湖南人的另一个“精神之父”,那就是屈原,他不是生在湖南(那也是靠近湖南的湖北),却死在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