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农业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基础和基本生业，水利则与之息息相关。蜀地作为我国历史上农业文明成就最高的区域之一，两汉以后遂以物产丰盈的“天府之国”扬名海内外，考其渊源，实远在先秦。为此，我们曾撰稿讨论过其地自蚕丛到鱼尧王朝时期的农业，①这篇小文将继之对其后杜宇王朝时期农业发展的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另外，秦举巴蜀以前，蜀地相传已经历蚕丛、柏灌、鱼鬼、杜宇和开明五个王朝的统治，历史颇为悠久。五朝之中的蚕丛、柏灌、鱼尧和开明四朝，皆长达数百年之久。惟杜宇一朝，颇为短柞，然而史载望帝在巴蜀历来被奉为农神，说明其农业有很大的发展，似非短期所能奏效。因此，有必要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先对杜宇王朝的存续年代问题略作考察，以便本文前一问题的讨论。
   
    为了把上述问题说得较为清楚些，不妨先将现存最早的蜀地史籍有关杜宇一朝时限的记载略述如次。东晋蜀地学者常豫在《华阳国志·蜀志》的开头，就对蜀地历史源流作了极为古远的追溯: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誉;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纷，蜀与焉。~·…有周之时，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日柏灌。次王日鱼亮。·一后有王日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郭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日望帝，更名蒲卑。自以为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维池泽，以汉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掘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①。
   
    常氏不仅将蜀地历史的开端系于传说中黄帝之前的人皇，而且概要追述了先秦五个蜀地王朝的历程②。不过，上述五朝之名及其历史顺序，显然沿袭自相传为西汉晚期蜀中著名学者扬雄所撰的《蜀王本纪》:
   
    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镬、鱼亮、蒲泽(据《文选·蜀都赋》刘迷注引补)、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枉，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
   
    蜀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日柏漫，后者名鱼亮，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时蜀民稀少。
   
    后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日望帝，治坟山下邑曰郭。化民往往复出。
   
    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郭，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时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日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帝。《蜀王本纪》宋以后遂逐渐失传了，在其他辑本及其后《华阳国志》等典籍中，上引蜀地五朝中的柏镬通常作柏灌，蒲泽通常作杜宇。引文“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应是李白《蜀道难》蚕丛及鱼亮间“四万八千岁”之说的由来，可谓极尽夸诞，显然有误，与其他古书中的《蜀王本纪》引文不合。如清代学者严可均即已指出，《御览》卷一六六引作“凡四千岁”③。如此则稍近于实际。东晋蜀地历史学家常球的《华阳国志》一书中先秦史事部分，系根据司马相如、扬雄等八家《蜀王本纪》或《蜀本纪》写成，常氏标举理性史学，指斥“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蜀王蚕丛之间周回三千岁”④，则“四千岁”又当为“三千岁”之误，盖古字“三”、“四”二字形近，常容易互讹。但尽管如此，《蜀王本纪》称蚕丛、柏灌、鱼尧之君均动辄在位“数百岁，皆神化不死”①。对此，蒙文通先生的解释最合理，他指出，蚕丛、柏灌、鱼鬼皆“一代之名，而非一人之名’，②。人名尤其首领之名与代名或共同体之名混一，乃远古较为普遍的历史表象，复因年湮代远，传说因神化而愈益变形，此种混淆遂更难廓清。不过，明了此理，就可透过此种迷茫的表象，综合多种资料，庶几仍能对当时史实有所了解并诊释解读之。由此可见，蜀地上述三王之名，实际是三个朝代之名，因而方有“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之说。
   
    那么，杜宇和开明两朝是否也类此呢?
   
    《古文苑》所收扬雄《蜀都赋》谓:“昔天地降生杜廓密促之君，则荆上亡尸之相”。宋代章樵注云:“《蜀王本纪》曰:朱提有男子杜宇从天而降，自称望帝，蜀人尊为杜主。郭即杜宇，望帝姓名也。郭音户，按《蜀纪》，上古时，蜀之君长治国久长，后皆仙去;自望帝以来，传授始密。”③看来，汉以后人们已有先秦蜀地后两朝的王世较此前三代相对清晰的看法，这显然是合乎实际的。对此，蜀地五朝中最后的开明王朝，因时代晚近，史料相对丰富而让我们得以看得更清楚。《华阳国志·蜀志》记开明氏“凡王蜀十二世”，与宋代《路史·余论》谓开明氏王朝传世三百五十年之数颇能相合。而上述《蜀王本纪》引文明确记载:“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帝”;《华阳国志.蜀志》亦称鳖灵称帝后，“九世有开明帝”④，是鳖灵以后诸王均号开明帝，这应是蜀地五朝一以贯之的传统。准此，则同书中“望帝积百余岁”云云，亦当与之相类。否则一王在位一百多年，也明显有悖于常识，只有数代之称才可合理解释。但是，种种迹象启示我们，杜宇一朝，也应有大致不短于其前、后朝代的历史，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要以古史二重证据法进行论述。如此，则上古蜀地五代各数百岁，总计至少已近于两千年。倘从秦举巴蜀于公元前316年倒推上去，则蚕丛立国之时，确当距今已4000余年矣，且与宝墩文化年代大体吻合。由此可见，蜀地文献虽成书较晚，但所传史事当大致不误，颇具史料价值。
   
    上述杜宇一朝亦有几百年时间这一推论，也得到了考古学资料的印证。种种迹象揭示，杜宇王朝的建立，当在晚商西周之际，并一直存续至春秋前期。《蜀王本纪》记载其传说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宇妻。乃自立为王，号曰望帝，治汉山下，邑曰郸。化民往往复出。”《史记·三代世表·索隐》也引《蜀王本纪》上述传说，则隐括为“朱提有男子杜宇，从天而下，自称望帝，亦蜀王也”。文字朴实而确指杜宇来自朱提。大体相同的记载又见于东汉末蜀地学者来敏的《本蜀论》，惟扬雄所云“女子名利”者，其书作“女子朱利”，并直接称她“自江源出”，而省去“井中”二字⑤。江源应指禹羌族群世居的眠(汉)江上游地区，因而从地望和时间上看，这个神奇的传说蕴涵着一个重要信息:与水和眠江密切相关的朱利及其族群，应出于自古长于早期农业和水利的西羌。徐中舒先生指出:“朱利原为藏语牧场之意……今四川甘孜地区还有一个地名称为朱楼，旧译为竹窝，这里就是一个牧区，正与汉山江源相同。”①“江源”一带，亦即眠江上游久为羌藏民族聚居之地，而羌早于藏，且唐宋以后多有融于藏族者，故藏语该词应沿自羌，朱利之族当与禹羌渊源相通。
   
    禹羌族群在崛江上游等川西北地区生息繁衍时，就已经以农业为主要生业，这在该地区从5000-6000年前的波西遗址，到5000多年前的营盘山遗址、4000多年前的沙乌都遗址以及布瓦遗址，可以清楚地看出②。近年来，考古学家在上述属于古代“江源”的地区共发现或发掘了80多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其中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茂县营盘山遗址等若干规模庞大者，充分揭示了当时该地区早期农业的繁荣。而茂县沙乌都遗址、汉川县布瓦遗址的出土资料，则颇为清晰地展示了它们与成都平原上宝墩文化的源流关系。其后川西北一些地方的农业蜕变为畜牧业，当是在距今4000年以降全球性气候转凉所致。而早在此前，或因与从四川盆地西南高地迁来的杜宇族群联姻后人口增多的压力;或正是因为气候变迁所迫，杜宇—朱利族群已经从川西北地区逐渐迁徙到了成都平原。迁徙的支系遂得以延续和发展其原有的农耕文化，因而在宝墩文化遗址群中，当已有他们的遗存;而该族群中留在原居地的支系，则随气候变迁而改为牧业或以牧业为主的生业了。
   
    在“江源”一带成亲的杜宇、朱利夫妻，应象征着两个古老族群的融合或联盟。相传他们从江源东渐成都平原后，将其在平原上的中心聚落命名为郸，意即低湿之地的都邑，传说就在今天郸县一带。但近年来成都市区十二桥、黄忠小区和金沙等一系列晚商至两周之际重要遗址的发掘，揭示这些原本就相互连接为一体、沿古郸江绵延数里的大型聚落遗址，才和强大的杜宇王朝之都相称，而郸县一带至今尚无同期的类似重大发现。上述包括大型宫殿区、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和大规模滨河祭祀场所的遗址，面积约5平方公里，整体上构成一个分区布局合理、功能系统完备的中心都邑，且正好濒临古郸江水系而建，“郸邑”之名，或源于此。考古发现揭示的“郸邑”城水亲和如同水乳交融的格局，反映这座依水兴建的大型古都具有顺应自然的深厚水文化意蕴。尤其是十二桥遗址结构复杂、布局讲究的大型滨水木构“宫殿”建筑群③，反映其时干栏式建筑已经非常成熟，普遍建于低湿之地，说明杜宇王朝时期的水利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因而能有效地开发滨水地带。这无疑大大促进了农地的开发和增加，也就大大促进了其时农业文明的发展。
   
    另外，文献几乎都引人注目地记载了杜宇王朝晚期遭遇“若尧时之洪水”的严峻形势，这场洪灾发生的时间约在两周之际。《蜀王本纪》所记鳖灵开凿的“玉山”，((本蜀论》作“巫山”，“巫”、“玉”二字盖因形近而讹，当以“玉”为是。《华阳国志·蜀志》也记杜宇氏晚期，“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以上玉山或曰玉垒山，撰诸蜀中的地理和水势，当指沱江在成都平原的东端出口金堂峡。《水经·江水注》即云:“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郭景纯所谓玉垒作东别之标者也。”《蜀中名胜记》亦引旧地志云，此峡口“相传为鳖灵所凿”①。此峡的凿宽，大大改善了成都平原的水环境，降低了水患的风险，这就为古蜀王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杜宇氏王朝晚期的这场特大洪水，持续时间颇长，鳖灵治水亦非短期能奏效。传说虽将治水之功归之于鳖灵，但治水活动本身仍在杜宇王朝时期。因此，这次旷日持久的治水工程的成功，仍属于杜宇王朝时期水利的进步。朝廷引进或重用更为擅长治水的族群，会同蜀地原有众族群，经过艰辛的治洪排涝，保护和发展了蜀地源远流长的农业文明。
   
   
    综上可知，杜宇王蜀时期水利的长足进步，无疑是传说其时农业进步的有力支持和保障。那么，杜宇时期蜀地农业的巨大进步究竟何在呢?
   
    传世文献中关于杜宇王朝时期蜀地的农业发展的明确记载，集中见于《华阳国志·蜀志》:
   
    后有王日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郸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日望帝，更名蒲卑。自以为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汉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掘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②。
   
    按前引《蜀王本纪》的传说，杜宇是自天而下，止于朱提;或说其妻来自朱提。总之，此类传说都与朱提地望密不可分。汉代朱提为现今云南昭通，位于成都平原西南、四川盆地的周邻高地，农业的起源颇早，属于学术界长期以来认为的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其地族群属于南方蹼越系。此外，《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二书都记杜宇都邑曰郸邑，应指成都平原上低湿之地，杜宇王朝迁都于此，也正是农业特别是温湿作物种植业有了明显发展的反映。由于郸县境内至今未发现大型城邑，而今成都市区却发现了先秦时期面积达5平方公里多的巨型都邑，故学者多研究认为即杜宇王朝都邑。“或治瞿上”云云，似说明当时仍在平原上地势较高处保留了宗庙一类统治机构等都邑设施，以应洪水时避患之需③，但主要的都邑或曰通常的王朝政治中心，仍在郸邑。
   
    前面已经指出，综合文献和考古资料，杜宇族群在蜀地应有数百年的历史，而其统治者成为蜀地共主的时间也跨晚商到两周之际。如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杜宇都邑的金沙—十二桥遗址，其时代上限就已上溯到商代后期，下限则已及两周之际，正与杜宇王朝存续的时间相当。文献盛称蜀王“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之说，显然提示此时农业有了新的大发展。而蜀地商代后期出现的形似杜鹃的陶塑，以及考古资料中其他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的淮人文化的因素，也应是此种史实的反映。文献所称杜宇妻“从江源井中出”的神奇传说，也反映了“水井”等与农业、定居生活密切相关的水利技术的进步，说明当时水井作为重要水利设施，也已经相当普遍，为先民定居农业的生产生活开辟了新的水资源，使他们能够离开河湖，去开发更为广阔地带的耕地。
   
    需要指出的是，《华阳国志·蜀志》记杜宇一朝的疆域为“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汉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即《蜀志》开首所谓“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蟠”。此实为《尚书·禹贡》所记整个秦岭以南的“华阳”之地，故《蜀志》谓其“地称天府，原曰华阳”。杜宇王朝有那么广裹的疆域，倘若无一定水平的农业经济为基础，绝难想象能维持如此长久的统治。事实上，在这片辽阔的区域，至少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早在《禹贡》中就已是农耕农业之地，这在蜀中宝墩文化、汉中宝山文化等大量资料中已经得到充分证实。而到了商周时期，《蜀志》特别指出杜宇王朝“以汉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其意正是为了突出“江、潜、绵、洛”亦即眠江、沱江、嘉陵江流域一带广大地域已是颇为成熟的农耕文化区。捞诸商周以来气候，畜牧确已成为汉山等川西高原地区的主要生业;而所谓“园苑”，正是对广大南中地区兼有农耕与采集狩猎之复合经济情形的简括。由此可知“江、潜、绵、洛为池泽”云云，正是水、土和气温资源非常优越的四川盆地底部的广大平原和坝区，已普遍进人水稻生业的反映。所以《华阳国志·蜀志》又补充强调云:“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巴、蜀先民均把农历二月最显著的春季物候—“子鹃鸟鸣”奉为“杜卞君”魂魄之呼唤，以之作为春耕伊始的神圣信号，可谓良有以也。
   
    因此，传世文献中“杜主”之说，尤在强调杜宇对巴蜀地区农业的深远影响，应确实是杜宇王朝时期，巴蜀地区农业有了重大发展的反映。三星堆文化后期出土的生产工具除石矛、石坠、砍砸器等渔猎工具而外，还有大量的石斧、石刀、石柞、锄形器、盘状器、纺轮等农具，更有多种多样的酒具，从酿造、贮藏到饮用，应有尽有。这些情况，无不反映出杜宇时代成都平原农业的高度发展，粮食等农产品已较为富足，可以其中部分用于酿酒的情形。正如蒙默先生在《四川古代史稿》中指出的，“教民务农”的杜宇氏，看来对古代四川农业的发展是作出了相当贡献的①。
   
    总而言之，杜宇氏的到来以及与鱼鬼氏后裔的结合，不仅促进了成都平原农业的发展，而且其重大成果，是约当商周时代，促使成都平原完成了向稻作为主的农耕时代的过渡。这里需要顺便对我国稻作农业的源流略作讨论。关于蜀地稻作农业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但基本上都认定蜀地的稻作农业是从外面传来的。其来源主要有楚地说和云南说两种代表性的说法。虽然现有考古学资料对楚地说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但仍不充分，而且缺少文献依据。云南说则因兼有杜宇出自昭通的记载和一定的考古学支撑，难以忽视。因此，已有学者指出，来自云南的杜宇，将稻作农业带人四川是极有可能的①。结合文献记载，近来蜀地商周时期考古揭示的稻作农业明显发展的资料，反过来也为云南说提供了佐证。正因为如此，根据多方面材料综合研究，云南至今仍是学术界追踪的亚洲栽培稻谷的可能起源地。
   
    当然，稻作技术传人巴蜀，可能不止一个方向，而且不止一次;考虑到三星堆文化时期稻作文化已经出现于成都平原，其时正值杜宇从云贵高原降居蜀地，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至少是带来了新的技术和动力，大大促进了水稻种植在巴蜀地区的推广和提升，巴蜀农业因此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巴蜀地区长期同奉杜宇为“杜主”或“土主”，尊为农神，杜宇在巴蜀文化史上如此独特的崇高地位，应与其上述贡献密不可分②。
   
    《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租葬焉，爱有膏寂、膏稻、膏黍、膏被，百谷自生，冬夏播琴。”这条史料和史书记载的杜宇族群的活动地域正相吻合，根据学术界的共识，“都广之野”即是成都平原。而“后樱葬焉”，亦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墓主为农神，二是墓主的人葬为一重要的文化事件。与此相符的古蜀帝王也只有杜宇。前文提及，杜宇时期巴蜀稻作农业的划时代发展，已经在出土资料中得到了印证。有长期从事蜀地考古的学者明确指出，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上的粮食作物一直主要是小米或日粟，如在金沙遗址宝墩文化三期地层单位中浮选出的植物种子即以小米为主，只有少量稻米;此种情况根本改变的证据见于商周之际:金沙遗址大量浮选的结果均是以稻米为主，只有少量小米③。这有力地证明了与十二桥—金沙文化大致同时的杜宇王朝时期，作为长江上游文明区核心的成都平原已经盛行稻作为主、辅以粟作等的种植业，并从此成为蜀地农业一以贯之的悠久传统。
   
    本文从出土资料和文献记载综合研究的视角，提出了杜宇一朝应也有大致不短于其前后王朝的存续时期的看法。但由于史料的缺略零散，证据仍不够充足，这一观.点还有待新资料及其研究的验证。相对而言，我们却可以肯定地说，杜宇王朝时期四川盆地稻作农业的普遍推广和治水患兴水利的卓越成就，则为开明王朝以降蜀地文明的更加繁荣，进而为秦举巴蜀后四川盆地农业、水利获得巨大发展，以至成为秦统一天下的“王业之基”，莫定了深厚的基础。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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