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母手中线

姊妹们已几年未齐聚父母的坟前了。因国家从今年开始清明节给了假期，又因策划了几年修墓的事，今年终于有了结果。当我站在父母的坟前，望着修缮一新的合葬的坟塚 ，胸中涌出的,不是对这个迟到的回报之本身感受——博爱与感恩做得怎样？父爱如山，太厚重；母爱如河，流不尽……至今，还让那些虽被涂抹却难以示人的稿纸堆积在书斋的抽屉里，因为，实在无法用这只拙笔去诉说对父母的衷情！昨夜有梦，见母亲取出“样包”给我们剪”鞋样”,只说，“你们一下子都回来了，这鞋子怎么做的过来？”想来必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缘故，抑或是母亲真的托梦于我，该是拿出点什么文字的时候了。那么，就从梦中的“样包”开始吧。

样 包

不知道它有没有学名，只知道它是被母亲称之为“样包”的“纸宝”，因为，在我童年的眼里，“样包”就像我们自制的玩具——“纸宝” （儿时用纸折叠而成的方块形玩具）。这是一种用牛皮纸叠制而成供包藏剪纸鞋模的用具，有点像书画艺术中的“册页”或“折子”，除封面封底是完整一色的牛皮纸外，里面大概有七八层。打开样包，对开两页，每页分上下两截，用手轻轻一扣，本来叠平的纸袋竖起，里面装着的便是用来做鞋的“鞋样”。

母亲样包里的十几个纸袋，分装着一家老少的十几双鞋样。每当冬季来临，母亲便开始忙不迭的撕剪破旧的衣物，裱疙疤、捻麻线，买来黑颜色的“直贡呢”或“灯芯绒”布，待一切筹备工作就绪，便取出样包，抽出鞋样，从爷爷奶奶开始，一直到最小的弟妹，依样裁剪缩放出每一个家人的鞋底鞋帮。接下来就是不分白天黑夜的针线活……母亲床头上方的篱笆墙，被那盏煤油灯薰黑的面积愈来愈大，而一串一串的新鞋也已挂满了对面的山墙。

当我们穿着母亲做的新鞋，在新年的爆竹声中跳绳、踢毽子、打弹子、走亲戚的时候，心里总是美滋滋的，在小朋友面前故意伸出脚的同时，也不忘观察大人们的眼神，深怕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新鞋是多么的漂亮。那个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母亲样包里所存放的“鞋样”，已经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的某种框定，如今回想起来，它至少可以使我们明白，当你的双脚无论是踏在猩红的地毯上还是踩在坚实的泥土中，都离不开母亲“样包”里的那个 “鞋样”。

剪 刀

这是一把镀铬的剪刀，在母亲的针线匾里它总是处在显眼的位置。母亲从数千里外的东北抚顺将它带回故乡，足以说明它的地位和作用。它一旦握在母亲手中，无论是刚买回家的新布匹还是土布旧衣，随着“卡兹” “卡兹 ”的声响，一块块大小不一的布片便有序的摆放在一边。而后，这些布片在母亲飞针走线的手中，变戏法似的拼接组合，最终变成穿在我们身上的衣裳，套在我们脚上的鞋子，盖在我们身上的“花被”，乃至插满鸡毛的毽子……

记得我上高一那年，当时在上海工作的大舅捎来一些旧衣物，其中一件蓝色“涤棉”外罩，经母亲巧手的改制，成为我上学报到的“新衣服”，老师和同学都赞不绝口，误认为我是上海下放户家的孩子。母亲还用这把剪刀，为我们剪过窗花、剪过福字，剪过红双喜，剪过五角星……

母亲有着一双无所不能的手，是她用这把剪刀，早在我们尚未懂事之前，就裁定了我们人生的“五角星”吧？

蔑 针

从小学到高中，我是一直穿着毛线衣的，这对于一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少年学生来说，可称得上是贵族的衣着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长高长大，先是母亲的毛衣不再，继而是父亲毛衣的消失，但是，姊妹们谁都明白，我们身穿的线衣，上面的黑条条是母亲线衣的一部分，而咖啡色杠杠则是父亲线衣的再分配。

母亲编织毛衣的篾针，一般都由自己亲手制作：截取一节竹竿，劈成筷子的二分之一般粗细，然后用刀片或瓷片一点一点的刮削，直至最后形成极富弹性而又光滑的织针。母亲编织毛衣的技艺很高，享誉方圆数十里。我的印象中好像有“上针” 、“下针”、“平针”……….之类编织俗语。一件毛衣，三两个夜晚即能完成。最喜欢看那一根毛线与两根织针在母亲的手指之间上下跃动，由竹针组成的“三角形”，渐渐地增高增长，与此同时，或放在一边匾子里或夹在两腿之间的线球在匀速的滚动着逐渐的缩小着……..

在母亲短短37岁的生命中，无法统计出这个名门闺秀自制了多少根篾针，更无法统计出她那样一绕一挑的动作重复了多少次？她编织着的不仅仅是暖我身体的毛衣，更是一位伟大母亲全部的爱和希望，还有她的美丽的梦！

拨 垂

拨垂亦称线垂，是母亲用来加工麻线纳鞋底的工具。取材于一节长约15厘米好像牛脚骨模样的兽骨，中间部位钻孔，用带钩的竹签嵌进去即制成拨垂。捻麻线时，将已加工很柔软的红麻挂在竹签上，左手提着麻线，右手摇转拨垂，随着拨垂的转动，麻丝自下而上拧成“绳筋”，当绳筋延长到右手快够不着时，就握住拨垂将绳筋绕在上面，直至整个拨垂被绕成了“橄榄球”，才将其另行盘绕起来。

如今，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镇，拨垂已了无踪迹，如果拿出一个实物，40岁以下的人恐怕辨别不出此为何物了。而我的眼前却经常浮现出我家那两扇长短不一的堂屋门上，挂着一束红麻，母亲坐在门前冬日的阳光里，时而站起拽下红麻，时而躬身摇动拨垂，时而挺直腰杆捻指麻线的情景。母亲用拨垂捻制而成的麻线，最终成为我们脚下结实而又跃动的轮子，引领我们走向人生的一个又一个驿站。

针锥与顶针

母亲针线匾里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小物件——针锥和顶针。别看它们都带着“针”字，可用处却截然相反。如果把针锥比作“矛”，那么，顶针则可比作“盾”了。

没看过顶针的人，特别是女孩子，说不定会把它误以为“戒指”，其实，它是在缝制衣物时用来提高效率，抵御钢针刺入指骨的“盾牌”。做针线活时，一般将顶针戴在右手的中指上，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必须联动配合，当钢针沿着缝口均匀的向前上下翻扎时，拔出针来之前，靠的就是中指上的这个“顶针”，是它将钢针抵到能拔出的位置的！

用文字难以表述“两针”的形状和作用，但是回忆起母亲做针线活时的灵巧和神态，至今记忆犹新。说飞针走线只能是缝制衣物，倘若是“纳鞋底”或“上鞋帮”（将鞋底和鞋帮往一块组合），就要“矛盾”并用了。先是用针锥锥引，然后再用钢针通过顶针穿行。现在家里有个针线盒，上面的针线都只能作钉扣子用，最多也就是缝个被子。原始的针线活基本上已从我们的视线里遁去。而母亲那个时代，可没有今天的女人们幸运。我不止一次看到过母亲的手被钢针扎破时的鲜血淋淋，不止一次的看到过针锥扎断后因没得使用时母亲的焦急。那时的我，也仅仅只知道为母亲而心痛，但绝不能像今天这样去作理性的追忆与分析。一个拖着六个孩子且平均年龄间隔不足两岁的母亲，一个六个孩子都在上学读书的母亲，一个几乎没有劳动力家庭的母亲，一个几乎没有经济来源大部分靠丈夫外借度日的母亲……她手中的这枚顶针要顶住的是多么大的艰难与压力？而那根针锥又要穿引出多少生活的希望与憧憬？

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就是这么不可思议，几乎做不到的事情，在母亲那里竟奇迹般的做到了，只是代价太惨重太残酷——一个年仅37岁母亲的生命！今天，当我们姊妹六人开着私家车来到母亲坟前的时候，都还能记得母亲的样包、母亲的剪刀，母亲的拨垂、母亲的针锥与顶针吗？都还能记得母亲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一切吗？

我还能记得，永远铭刻在心！

愿我的兄弟姐妹们都能记得，永远铭刻在心！

                2008年3月18日夜第一稿于痴儿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