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 重 人

利用双休日回家迁坟，与“举重人”一起边劳作边唠嗑，午间同桌共饮。也许是数十年的乡里乡亲，也许是浸透他们里外的农民特质，也许是我从未摆过那副所谓的架子，从我十八九岁起与他们打交道，他们就不曾把我当外人。我们在一起可以无拘无束的随嘴放话，不计粗脏，可以戏官闲扯，毫无顾忌，可以讨价还价，最终不计何价……

此“举重人”非彼“举重人”也，他们不是争金夺银的举重运动员，而是一支专门为逝者抬棺材的队伍，我的家乡瓦埠湖畔方圆百里的老百姓称他们为“举重的”。10几年前他们的队伍是8至10人，而今因为殡葬的改革，没有了大棺材，只有小小的石匣子、木盒子，他们的队伍自然而然的就压缩为4人，即或是4个人，也只具某种象征的意义，因为，那落葬的骨灰匣子至多两人就能轻松的抬起或放下。他们之所以把队伍保留在4人，与其说是办丧事的一种需要，莫如说是对一种仪式的保留，一种不愿被风干被遗弃的坚守，甚至还包含着某种程度上的自豪与满足。他们平时是农民，靠种地为生，他们的子女要么在外打工，要么在本地做生意，基本上是小康的水平。因而，举重人并不在乎从举重的活计里挣得多少收入，他们的作为在于哪位村里人走了，最终是由他们引向阴间天国，他们以这种方式诠释着渗透于我们民族血脉中“生生不息”的宇宙观、人生观和社会意识，所以，每家每户都难免不死人，所以每家每户都需要他们，举重人不可或缺，他们的存在意味着文化的创造与传承，他们的作用必将长久的延续下去。

我与几位举重人的交情并非一般，这个“并非一般”，不在于他们与孩子姥姥同住一村，不在于它原靠近街头现已与镇上溶为一体，不在于我家三位老人都经由他们埋入土中。而是自打参加工作，还没有找对象的时侯，就已与他们相识相融。从初始一个人既是领导又是电工的电管站，到后来几十个人最最红火的全国先进单位，直至转行行政领导，服务一方，成为他们的父母官，我与他们的交情都是非常真诚且自然的。我的平民意识平易近人，我的乐以助人吃苦耐劳以及不计得失手脚干净，换取的是这些人对我的信任与理解。在上世纪80年代，我所在的区域几乎所有10千伏以下高低压电杆都是以这支“举重队”为骨干的队伍竖立起来的。90年代中期，其时我已是这个镇上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负责拆迁工作，其突破口也是从“举重队”这里打开的，新世纪之初，组织上安排我回到家乡收拾烂摊子，全镇的村班子几近瘫痪，“三提五统”收不上来，基层政权岌岌可危，我借一次祭奠的机会，向举重队长问计解惑，他告诉我：“把儿子把拾（管理）好。”虽聊聊六个字，但我理解他所指的“儿子”是哪个阶层，坚定了我解决村班子问题的决策信心。后来的成果证明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儿子”管好了，工作上去了，被动局面彻底打开。

今天，岳父的“家”又由举重人搬迁，从原来的墓地到新辟的公墓，大约两公里，两三小时过后，分别了10年之久的老两口终于在同一个墓穴重逢。举重人谢绝每人应得的100元人民币，他们只收下几包香烟。领头的老张说，我和他老两口是老邻居，老交情，今天为了他俩团聚，我们应该的。我不经意问声“你们已送走了多少人”？老张幽默的说，“一个连不止了，我要等当上了营长才去你小孩老爷（外公）那里报到！”一句轻松的幽默，将笑声撒满归路。

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的乡亲们，举重人虽平凡琐细，名不见经传，但他们举起的却是一种高贵的生命态度，较之早已置身度外的官场惯见的丑陋心态，较之现为之服务的文化圈里的种种酸腐傲慢与争名夺利，举重人要高尚许多，因为他们更朴实，更豁达。我愿永远与他们为伍，开怀畅饮“老糟坊”。

                2010年1月25日于痴儿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