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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庄子的“道”及其意义(之一)

(2009-12-06 21:13:26)
标签:

庄子

杂谈

分类: 中国哲学

论庄子的“道”及其意义(之一)

      严春友 

道,是庄子思想中最基本、因而也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因此,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直接影响到对整个庄子思想的理解。同时,对于道的理解,也涉及哲学中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因而也关系到我们今天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一.道的含义

 从总体上看,庄子的道是不可定义的,任何定义都难以完全概括道,说出道。常常只能以否定的方式来描述,只能说它不是什么,换句话说,只能以否定的方式接近它。原因在于,道是无限的,它不是任何一种现实事物,不是任何现成的东西。当然,也不能说它是“可能世界”[1],它既是全部的可能性,也是全部的现实性。无限是不可说的,可说的不是无限,“说”就是一种规定,而规定总是有限的,一旦去规定道,它就成为有限的东西,因此才说“道昭而不道”(《齐物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知北游》)。记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人们的误解大多由此而生,把庄子的只言片语看作道,而没有去体会文字所意指的那个道,没有把这些文字只看作是开显道的一条途径。

无限性是道的根本性质,也是我们理解道的关键。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夫道未始有封”(《齐物论》),“道无终始”(《秋水》)。道在时间上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在空间上没有界限。界限是有限事物的特性,而道是超越于这些界限之上的,或者说,这些界限正是道的规定。正因为道是无限的,它才能够囊括万物:“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渊乎其不可测也。”(《天道》)道的这种无限性使它具有不可测量性,与它相比,即使在太极之上也不算高,在六极之下也不算深,在天地之前产生也算不上长久,在上古时代就开始生长也算不上古老。无论我们想象得多么巨大和长久,它们都总是一种有限的东西,因而都不能和道的无限相比,都不能更接近道。所以,无论多大的数量,与无限都不具有可比性。当然,从下文我们将会看到,道的无限性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在质的方面也同样是无限的,它千变万化,没有限度。

道因此便是终极存在。终极的意思就是“自本自根”,自己就是自己存在的根据,再往前就没有别的存在或根据了,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往前”的问题,它既然是无限的,也就没有在它之前的存在。

终极,还意味着它是万物的根源。“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狶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勘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大宗师》)“且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渔父》)就此而言,道是万物得以存在的原因,这种原因不是存在于万物之外,而是内在于每个事物之中,道就是每个事物内在的生命力,规定着它们的存亡,也规定着它们的具体过程,每个事物的存在过程也就是这种内在生命力的展现与消亡的过程。万物因道而生,失道而亡。从这个方面说,道是事物产生与存在的动力。

这种终极存在也一定是永恒的。但这永恒并不存在于流转变化过程之外,它就存在于这永远变化着的过程之中,道就在这千千万万的具体事物的流转生灭过程中永久地存在着。所谓“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大宗师》)所谓“不死”、“不生”并不是说它是一种变化过程中的僵硬不变之物,相反,道就是这变化流转过程本身,道的生命就在于它的变化,道就是那贯穿于万物之中的变化的能力,就是这变化本身。正因为道能够生也能够死,它才能够超越生死,或者说,道就是生灭过程本身,因而道恰恰是在生灭过程中超越了生死。而这正是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本性就是一种死的能力。生,意味着每个生物从前辈那里获得了一种死亡的能力。当一种生物具有死的能力的时候它还活着,当它不具有死的能力的时候也就真正地死亡了。而道永远具有生与死的能力,故而能够超越生死,即永恒地存在着。从这个角度不妨可以说,道就是终极的生命,而万物的生命只是这一永恒生命的短暂显现。每个特定的事物,当它消亡的时候其特定的生命也就终结了,它不能够再生,但道却可以从这死的形态中再生,转变成别的存在形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子说万物是一体的。万物之所以是一体的,是由于道贯通于其中,“道通其分也”(《庚桑楚》),也可以说,万物虽然千差万别,但道把它们通为一体。“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齐物论》)从道的观点看,一切事物都具有其构成着的方面,同时也有毁坏着的方面,因此可以说成就意味着毁,而毁也意味着成。因而就总体而言也就无所谓成与毁了,成与毁由于道而通为同一个过程。事物成毁流变,而道居其中。那些看起来相反的事物也是如此:“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与憰怪,道通为一。”(《齐物论》)这里并不是要消除这些对立着的事物之间的差别,而是从道的角度来看它们是相通的,它们之间相通无碍。无论是小草还是大柱子,也无论是丑女还是西施,都是道的存在形式,或者说道既可以化为丑女,也可以化为西施,因此西施也可以化为丑女,而丑女也可以化为西施,两者因道而通。凡是存在的就有其存在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道。丑女与西施都是依道而存,前者不因丑而远离道,后者也不因美而更靠近道。在道的境域中,一切事物都超越了差异性对它们的限制,而相通了。

道,虽然是“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天地》)却又“无为无形”(《大宗师》)。先看一看“无形”。道覆载万物,贯通于万物之中,而万物是有形的,为什么又说道是无形的呢?这里体现出道与物的区别,所谓“物物者之非物也”(《在宥》)。物是有形的,可见的,但物是有限的。物虽然包含在道之中,却不是道的全体,有限的某物之理只是道之理的局部,是道的局部在这一物上的显现。道是万物生灭之理,万物不断生灭,而生灭之道理不灭。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对于个别事物具有超越性。生灭变化之道是内在于物之中的,并不直接表现在物之形上;而且道超越于具体的生灭变化过程之上,因而不能直观;最后作为总体的道是无限的,无限的东西不可能有形状。而且“其来无迹,其往无崖,无门无房,四达之皇皇也。”(《知北游》)我们不仅无法用感官去把握它,也无法掌握它的行踪。因此,对于道,我们就“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尽管我们知道它“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天运》)道在时间上也是无限的,而物有开始和终结:“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秋水》)道就存在于这生死、虚满的过程中。道无始无终,怎么可见呢?它是超越于一切形之上的。道之无形性还在于,道时时刻刻处于变化流转过程之中,有形之物则只是道在此时此地之有限的显现,一旦显形它就成了一种现成之物、受限制之物了,道则不局限于某物之中,不是某种现成的东西,相反,它超出了任何限制,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而这无限可能性是无形的。有形的万物就来自于这无形的道:“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知北游》)既然有形的万物来自无形的道,那就意味着,无形隐含着一切的形,否则它就不可能成为一切有形之物的根源。

道之“覆载万物”,并非有意而为,而是无为的。“无为为之之谓天”(《天地》),虽然万物秩序井然,似乎都是合乎目的的,却并不是有意识地安排,而是事物“自化”的结果。“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天道》)“万物之本”也就是道,无为也就是“虚静恬淡寂漠”。道仿佛是虚无的,但这虚无却包含着最大的有,万物莫不出乎道;道好象是寂静的,却包含着一切运动变化;道没有任何欲求,却拥有一切。因此,“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则阳》)道的运行只是自然而然,并不刻意地要达到什么,故而无名;没有所要追求的东西,所以就无为。道因无为而无所不为,因为无为的结果就是“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天道》),万物自由自在地生长繁衍,各行其道,各性其性,事物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现,事物的本性得到了实现,其天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在无为的状态下,反而实现了最大的有为,即“无不为”,道也因而实现了自身。

道无为而为,与物俱化,却不是物,不像物那样是受限制的,相反它是“无为而尊者”(《在宥》),是物的限制者,规定着物的界限。就此而言,道又表现为一种强制性的力量:“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知北游》)。万物皆因道而存在,因此道又是万物的“主宰”,是万物得以存在的力量。

道与物相比,如果说物是有,那么道就是无。“出无本,入无窍。有实而无乎处,有长而无乎本剽,有所出而无窍者有实。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见其形,是谓天门。天门者,无有也。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庚桑楚》)我们不知道道来自何处,也不知道它归于何处。道无处不在,却不见其处所;道无时不在,却看不到它的终始。因为道是无限的,不可能有其处所,有处所的是有限之物。事物千变万化,有生有死,有出有入,而道就出入于其中,却看不到它的形状。这就是天道的门,万物从天门出,即是生,从天门入,即是死亡。天道因此就是无有,而万物则是有;天道为虚,万物为实。而这有必定来自无有,因为有不能来自有,有是有限之物,不具备无限化生的能力,惟有道这个“无有”才能够将无和有统一起来。在有限、有形的事物中,有就是有,无就是无,但在道中这两者就统一了。

由此可以看出,道这个“无”并不是“没有”。既然万物出自道,那就不能把道理解为“绝对空虚”,如果是绝对虚空,它就不可能产生出万物。按照这种看法,“道是世界的总根源,绝对空虚是世界生成的最初阶段,可见道便是绝对空虚”[2];“总之跟道一样虚无。”[3]然而这并不是庄子所理解的道。庄子的道是无限的,而这段话中的道是有限的。根据这段话的理解,“道便是绝对空虚”,而“绝对空虚是世界生成的最初阶段”,这样,道就只是在世界生成的最初阶段存在,而生成世界以后就不存在了,道因此成了一种有限存在。这与庄子的思想全然不符,在庄子看来,道是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怎么可能是这样一种有限存在呢?其所以得出这种看法是由于误解了庄子的“无有”、“虚无”等概念。庄子的“无”或“虚无”是相对于有或有形之物来说的,物是有限的、现成的存在,它们有形有象,而道是无限、无形和无象的;相对于人来说,道是无知无欲的;道寓于万物之中,但它可知而不可感,不具有感官上的可感知性。故而称之为“无”。庄子说:“谓盈虚衰杀,彼为盈虚非盈虚,彼为衰杀非衰杀,彼为本末非本末,彼为积散非积散也。”(《知北游》)道就显现在盈虚、衰杀、本末、聚散的过程之中,这些过程都是道之所为,但道不等于这些过程本身,而是规定着这些过程的东西,这些过程是可见的,而这些过程的规定者却不可见,相对于这些过程本身而言,这个起规定作用的道就是无,有限之物是实的,而道是虚的。道虽然无形无象,却包含着全部的有,它至虚却至实,即包含着全部的实,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够生天生地。所以,庄子所说的“无”并不等于什么也没有,更不是“绝对空虚”,而是真正的有,因为一切有都来自道。假如道是“绝对空虚”,它怎么可能产生万物?“绝对空虚”只是死的空间,不可能具有生成万物的生命力。道实质上是以无的形式存在着的无限的或绝对的有,所谓无限或绝对,就是不受界限限制的意思。

从庄子本人的论述也可以看出,道具有“全”的特点(如冯友兰先生所言)。所谓“全”就是无所不在,就是万物莫不出于道。既然道具有这样的“全”性,那么就没有“绝对空虚”存在的余地了。《知北游》中那段著名的论道的对话中就有这个意思:“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尝相与游乎无何有之宫,同合而论,无所终穷乎!尝相与无为乎!澹而静乎!漠而清乎!调而闲乎!寥已吾志,吾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来不知其所止。吾已往来焉而不知其所终,彷徨乎冯闳,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穷。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谓盈虚衰杀,彼为盈虚非盈虚,彼为衰杀非衰杀,彼为本末非本末,彼为积散非积散也。’”由于道无处不在,所以不能问道在何处,因为当问道在何处的时候就已经把道看作一种物,就是有限的东西了,所以庄子说“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这种提问的方式就不对。道的这种无处不在,在于“无乎逃物”,没有什么事物能够离开道而存在,连瓦甓、屎溺中都有道,还有什么东西没有道呢?应当说,“周遍咸”正是对于道的特征的一种描述,“周遍咸”也就是“全”,若不全,道就不是无限的了。当然,严格地说,用“全”这个字来描述道也有不确切之处,“全”字总给人一种有边界、有限度的感觉,但我们没有更恰切的字句来描述。

道的这种“全”还不只是质上的,而且也是量上的,也就是说,道不仅规定着事物的质,而且还规定着事物的量。“夫道,渊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无以鸣。故金石有声,不考不鸣。万物孰能定之!……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与万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时骋而要其宿,大小、长短、修远。”(《天地》)道隐藏得很深,宁静得如水一般透彻,但它能够支配万物,而且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支配,而是在事物的最精微处也显示出它的作用,因此道能大能小,能长能短,可久可远。道虽然广大以至于无所不备,却又能够时时刻刻与万物融为一体,满足事物的一切需要,规定着事物的一切细节。道的这种作用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所以说“神之又神”。

由此可以看出,道与物并不是分离的,道并不存在于物之外,而是就存在于事物之中。道既然是“全”,那么一切事物就在道中,正如道在一切事物中;既然道规定着事物的质与量,那么道就时时、处处与物同在。从这个角度可以说道、物不二。两者的区别只在于无限和有限、无形和有形,但这两者相区别,并不是相分离,无限与无形寓于有限和有形之中,正如有限和有形只能通过无限与无形而存在。

因此,事物并不是虚假的现象,而道也不是与这现象相对的本质,在庄子那里没有西方哲学中的“现象”与“本质”这样的观念。有人认为,“对于后期庄学来说,具体事物不过一些虚假不实的现象,道不再存在于它们之中了。《大宗师》告诉我们……道不再存在于它们之中了。”[4]他们的根据是以下一段话:“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道不生不死,而万物有生有死,由于庄子主张这两者有实质性的区别,他们就得出结论说:“道究竟在哪里呢?当然是在任何具体事物之外。”[5]这样的提问方式,可以用庄子的话来回答:“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而且这个“当然”也太想当然了,如果道在具体事物之外,它怎么对事物发生作用?如果道在具体事物之外,它自身就降低为一种与具体事物并列的事物,与具体事物就没有区别了,一种具体事物怎么可能“是世界的总根源”[6]?他们所谓的“早期庄学”也同样强调两者的区别,比如:“彼为盈虚非盈虚,彼为衰杀非衰杀,彼为本末非本末,彼为积散非积散也。”(《知北游》)为什么这样的道就不是与具体事物相分离的呢?这于逻辑上讲不通。庄子强调二者的分别,并不意味着二者相分离,庄子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说过二者可以相分离的话——如果是那样的话,庄子的思想就太简单和肤浅了。在庄子看来,道是一刻也不能脱离事物而存在的,道就存在于事物的生死、成毁、盈虚、衰杀、本末、积散过程之中,这整个过程就是道之所为。假如道存在于这些过程之外,它怎么能够实现自身呢?离开了这些过程,离开了具体事物,道就是死的东西,因而也就无法存在了。因此庄子也并没有“否定了具体事物”[7],假如否定了具体事物,道将无处存在。当然,尽管具体事物、具体过程是道的存在方式,但道又是超越于具体事物和具体过程之上的,因此庄子说“彼为盈虚非盈虚,彼为衰杀非衰杀,彼为本末非本末,彼为积散非积散也。”这些过程虽然是道之所为,但道又不停留在任何一种有限的事物和过程中,否则它就不可能是万物之本,也不可能是“自本自根”了,因为任何有限事物都不能成为万物之本,也不可能自本自根。这样,就不能说“具体事物不过一些虚假不实的现象”,在庄子那里并没有这样的意思,按照他的观点,具体事物具有暂时性和有限性,但并不因此就是虚假的,这是因为具体事物就是道的存在过程,道就时时、处处存在于事物之中,事物就因“得道”而具有了真性。

种种误解都与这些学者把庄子的道理解为实体有关。例如有的认为“后期庄学……把道从万事万物中抽象出来,化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这样,它就把世界二重化了:一方面是道,它是一切现象的本原,一切运动的动力,是最真实的存在;另一方面是现实世界,它是没有本质的现象,没有动力的运动,是虚幻的存在。”[8]有的主张,“老之道,很有点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庄之道,则像康德的‘自在之物’。道是高度抽象的绝对,无论康德、黑格尔、老子、庄子,都是如此。但康德、黑格尔的绝对是死的,老、庄的绝对是活的。”[9]有的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庄子的‘道’更可以斯宾诺莎的‘实体’来做注解。”根据是,“斯宾诺莎的‘实体’,按照黑格尔的准确理解来说,就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总体,没有一个规定性不包含并消解于这个绝对物之中’”[10]。“总之,道是超现实超感官的神秘的实体。”[11]

老子和庄子的道与西方哲学中的实体,的确存在着某种类似之处,这就是:它们都是世界的本原和万物的根源,是万物存在的最终根据。但除此之外,就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了,因此不能说庄子的道是实体,因为道与实体有着实质性的不同。崔宜明也主张道不是实体:“道存在,但不是实体性的存在。”道具有“非实体性”。[12]但是他把实体仅仅理解为“实物”,而道不是实物,所以不是实体。“实体”这个概念是复杂的,在西方哲学中有多种含义,“实物”这个含义只是其中的一种,而且还不是最主要的一种。那么,下面我们考察以下实体的几种主要含义,看看庄子的道是否与其相符。

实体这一概念是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来的,但即使在他那里,也具有多种含义。其中最根本的含义是:“实体,在最严格、最原始、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是既不述说一个主体,也不存在一个主体之中。如‘个别的人’、‘个别的马’。”[13]这个意义上的实体就是个别事物,只有个别事物符合这个条件。崔宜明所说的实体只是此种意义上的。正如崔宜明所言,庄子的道不是这种实体,道显现为多(万物),却不是多,而个体事物是多。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还有第二实体,即属和种,如“人”和“动物”。庄子的道显然也不是这种实体。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形式才是实体,因为形式决定了每个事物的本质、存在,如果没有形式,事物就没有现实性。庄子的道虽然也有类似于形式的含义,但并不只有这一种含义,而且道也是超越于具体事物的形式之上的,尽管它规定着事物的形式。最后,第一推动者是终极的实体。之所以要有一个第一推动者存在,是因为宇宙中的一切不能都是变化的,如果这样的话,宇宙中就没有真的东西存在了,那么宇宙就是虚幻的了。因而必须有一个永恒不动的实体。“因为实体是存在物的基础,所以如果本体(即实体——引者注。下同)全都是可以毁灭的,则所有的东西也都可以毁灭”[14]。这样的实体就成为变化中的不变者了。运动必有运动的原因,而这原因又有其原因,以至于无穷。但这样就等于说运动是没有原因的。所以这个运动的链条必须有个终结,这就是第一推动因,它是一切运动终极的推动因。它之所以是终极的推动因,在于它自己是不动的,而同时它又主动地推动着一切事物的运动,“宇宙间总该有一个原动者,自己不动,而使一切动变事物入于动变。”[15]“因为被动事物必需有某物致使运动,而原动者又必须自己不动。”[16]只有它自己不动,才是终极的推动因,它若是运动的,那就一定还有推定它运动的原因,就不是终极的了。于是他得出结论说:“在感觉事物以外有一个永恒,不动变,而独立的本体……这本体没有任何量度,没有部分而不可区分”[17]。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运动主要指位置运动。庄子的道也不是这样的第一推动者,道虽有终极的意义,但无终始,“化其万物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山木》)因此也就无所谓“第一”与否。道自身也是千变万化的,而不是永恒不变、不动的,道的变化也不仅仅是空间上的位置移动,更重要的是质上的变化。道也不仅仅是第一推动,而且也是时刻在推动的力量。

庄子的道与康德的自在之物也是不同的。仅就道不可为人所把握而言,它似乎与自在之物有某种类似之处,但实质上却不同,因为自在之物永远存在于彼岸,不可知,而道就存在于此岸世界中,虽然不可见、不可闻,但可知。至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同样与庄子的道有本质性的不同。绝对精神是主体与客体的绝对统一,它是按照辩证法而发展的,开始时是无意识的同一,后来因内在矛盾的推动而分裂为对立着的两个方面,最后达到对立面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返回到自身。在黑格尔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18]“而且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实体作为主体是纯粹的简单的否定性,唯其如此,它是单一的东西的分裂为二的过程或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程,而这种过程又是这种漠不相干的区别及其对立的否定。所以唯有这种正在重建其自身的同一性或在他物中的自身反映,才是绝对的真理,而原始的或直接的统一性,就其本身而言,则不是绝对的真理。真理就是它自己的完成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圆圈,预悬它的终点为目的并以它的终点为起点,而且只当它实现了并达到了它的终点它才是现实的。”[19]不难看出,庄子的道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即实体)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道并不是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程,也没有什么预悬的目的。

总起来说,实体这个概念大部分情况下是指一种永恒不变的、在现象背后起支撑作用的东西。如斯宾诺莎的实体、莱布尼兹的实体都是如此。这样的实体缺少生机,而庄子的道充满了生机。莱布尼兹的单子(实体)虽然是有机论的,但却是上帝一劳永逸地一次创造完成了的;黑格尔赋予绝对精神以辨证运动的本性,但又过于逻辑化。所以他们两人的实体也同样显得僵硬和机械。庄子的道具有超感官、超有限的特征,但并不是“超现实的”,相反,它就是现实性本身。

可见庄子的道与西方哲学中的实体并不相同。把庄子的道理解为实体,就必定会得出“把世界二重化”和现实世界“是没有本质的现象,没有动力的运动,是虚幻的存在”的结论。

庄子的道既然不是实体,那么也就不仅仅是“世界的总根源”[20]或是“宇宙最后根源”[21]。道既是总根源,同时也是事物存在的具体根源,时时、处处与物为一体,规定着事物的一切活动。同样,道也不是一种普遍性或统一性,不是“更加普遍的作为共同根源的统一性”[22],因为普遍性和统一性总是与特殊性和差异性相对而言的,前者对于后者具有某种排斥性,而道却规定着全部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因此也不能说道具有“无差别性”,是“无差别的混然如一的绝对。”[23]它“无差别、无界限、无规定性。”[24]仅以“道无上无下、无高无深、无先无后、无内无外,既无空间之界限,亦无时间之阶段,是永恒如一的”[25]为根据,就断言道是“绝对的同一”[26],没有差别,是难以成立的。道的这些性质是说它的无限性,对于无限来说,当然没有上下、高深、先后之分。道不仅不是“绝对同一”,而是相反,包含着全部的差异性,因为一切差异、多样性都来自道,庄子处处强调的事物之间的不同性质和事物的独特性,就是道的多样性的体现,道规定着事物的全部差异性。同时,“绝对同一”这种说法是西方哲学中以实体论为前提的一种说法,既然庄子思想不是实体论的,那么用这个概念来概括庄子思想就不合适。“绝对同一”是对存在于现象背后的实体的一种规定,而庄子并没有这样的思想。道“没有任何规定性”[27],只说明由于它是无限的,无法为人所规定,而不是说它“没有任何内在的差别”[28],它没有任何规定性,恰恰是因为它包含着一切规定性,即一切差别。“抽象得没有任何现实的内容”[29],是因为道包含着全部的现实内容,亦即包含着无限的现实内容,任何事物一旦失去了道就无法存在,因此可以说道就是全部的现实性。由于道是全部的现实性,所以我们无法用任何有限的内容去规定它。前文提到的道的“全”性也包含这里所说的意思。庄子对此论述道:“今彼神明至精,与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圆,莫知其根也。扁然而万物,自古以固存。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豪为小,待之成体;天下莫不沈浮,终身不故;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可以观于天矣!”(《知北游》)道与万物的化生共在,六合之巨,秋毫之小,都因道而成,道蕴涵着一切事物的一切性质和一切过程,怎么能够说道没有任何内在差别、没有任何规定呢?庄子大多以否定的形式谈论道,并不意味着道没有规定,而是因为道无法规定,超出了我们的任何规定。

道的性质绝然不是僵死的“普遍性”、“统一性”或“绝对同一”所能够概括的,道不仅超越了有限的个体事物,而且也超越了人们对它所做的种种概括和界定。其所以如此,正是由于道所蕴涵的无限生机,道蕴涵着无限丰富的内容,进行着无限多样的变化,因而总是出乎人的预料。人们的判断力图去把握道,但判断所把握的总是有限的、僵硬而缺少生机的东西,所以道总在人们的判断之外,即道超出了人对它的种种规定。道的“复通为一”,是说道使一切事物构成了一个千变万化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不存在绝对的界限。所谓普遍性、统一性或绝对同一,就是某些学者对于道的这种性质的误解。道本身并不具有人所赋予它的那些性质和界限,这些界限是由于人们为了辩明是非所导致的:“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请言其畛: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此之谓八德。”(《齐物论》)这些界限都只是人为的规定,道本身既然是无穷的,怎么会有上下左右之分呢?人的这些判断是从人的角度出发得出来的。人们还赋予事物以贵贱的性质,但“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秋水》),或者如庄子所说的,“吾知道之可以贵、可以贱、可以约、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数也。”(《知北游》)贵贱只是人以自己的好恶赋予事物的,贵贱并不是事物本身的性质。这是因为,“天地虽大,其化均也”(《天地》),道不偏袒任何一种事物,它无知无欲,没有意识,也没有目的,并不追求什么,也不要占有什么,故而对一切事物“一视同仁”,事物也就没有好坏贵贱之分——这种观念是人从一己的私心出发所作出的区分。道无边无际,所以无上无下;无始无终,所以无久无暂;无欲无私,所以无贵无贱;无意无识,所以无是无非。可以看出,道是超出人的两极判断的,人的判断难以避免肯定与否定这两个极端,就此来说,道具有“居中”的特点,或者具有“无常”的特性(事物总出乎人的意料),如同张祥龙先生所指出的那样[30]

因为道是复杂多变的,道因时因地而不同,所以就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东西。因此,我们就不能以一种普遍、抽象、僵死的标准去衡量事物或行为,否则就弄巧成拙。“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蕲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传,应物而不穷者也。……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走。彼知矉美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穷哉!”(《天运》)在陆上行舟,而在水中行车,就是违反了道。丑女模仿西施,反而使自己更难看,也是违反了道。她不知道皱眉头在西施身上是美的,而在她自己身上不一定美,西施并不是因皱眉头而美,而是皱眉头因西施之美才美。而且这种美只有在那样的人、那样的地点、那样的时候和那样的心境中才会产生。因此,“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天运》)假如得了道,就没有什么行不通的,若是失去了道,则什么也行不通,而这个道又是因时因地而异的。

既然万物出于道,又归于道,那么就没有真正的产生,也没有真正的死亡,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未尝死、未尝生”(《至乐》)。事物的产生和消逝是由于道的作用,道的这种微妙作用庄子称之为“几”或“机”:“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蠙之衣……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至乐》)种子中隐含着玄机或微妙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以称之为几或机。机依据一定的条件而依次化生出各种生物,最后化生成人,而人最终又返于机。万物都是这种机的产物,最后又都返回于机。所以这段文字中的“种”一词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植物的种子,而应理解为道,是“万物皆种也”的“种”,这样才可以说“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所谓机,不是在道之外或道之中的一种实体,而应是道的具体而微妙的作用,似乎就是老子所说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只是老子所指比较抽象,而庄子所指比较具体,因此可以称之为玄机。之所以说机不是实体,是由于机并不是一种实在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布袋,里边已经现成地装载着万物,相反,化生出什么样的事物,要依境域而定。所谓“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是说由于玄机而产生,由于玄机而消失。这种消失也不是变成了绝对的虚无,而是仍然蕴涵于玄机之中。庄子的这段文字所说要说明的,不是生物的进化(如同许多人所理解的那样),而是各种事物之间并无绝对分明的界限,它们都可以依一定的条件而化生,或者说不同的事物之间都可以“道通为一”,万物只是道的不同存在形态,当然,这些不同的形态是通过机的微妙作用而产生的;而且它们存在的根据都是来源于机,最终也要复归于机。这样看来,生者未尝生,它们在机中都已经有存在的根据;而死者未尝死,它们隐没在机之中。《寓言》中的一段话就是对这段话的进一步阐发:“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就从每一事物中可以产生出另外的事物来看,每个事物都可以看作是种子(这里采用了曹础基先生的解释,姚汉荣等先生“把万物皆种也”解释为“万物都有其共同的本原”,似不妥),从每个事物中都可以生长出新的事物。事物就这样以不同的形态相互更替着,首尾相接,一种形态的终结就是另一种形态的开始,如同圆环,找不到开端和结尾。这就是自然的造化,或者是机的造化。

这就是庄子的道。这样的道玄之又玄,是终极的存在。道的终极性不仅在于它是万物的根源和根据,还在于它是人类认识的终极界限,无论我们具有怎样的认识能力,也无论我们的认识怎样没有具体的限度,都无法超越这界限,否则,道就不是终极存在了。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道的存在,却无法精确地把它说出来,所以说“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齐物论》)无数的现象都显示出道的存在:“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也?”(《齐物论》促使这些现象发生的原因我们无法知道,但它的确存在着。尽管事物能够自化,但它们为什么能够自化?一定有使自化成为可能的因素存在着。“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己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汝皆说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齐物论》)感到似乎有一个主宰者,但又看不到它的征兆。无论我们知道它存在与否,其自身都不会有所改变。“化其万物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山木》)万物化生,可是我们不知道万物是怎样相互更替的,我们无法知道这化生过程的终始。使这种种现象发生的那个“莫知”者,就是道。在我们面前所发生的种种现象,在在都表明有一种我们无法描述的力量存在着,是它推动着事物生死存亡的过程,我们可以勉强把它称之为道。至于道是怎样的,它怎样推动着这些事物的产生与消亡,我们就无法知道了,或者说,我们根本是无法说清楚的。对于道的这种知,庄子称之为“不知之知”(《知北游》)。【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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