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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06 21: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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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绝圣弃智杂谈 |
分类： 中国哲学 |
绝圣弃智——庄子对人类智慧的批判
严春友
摘要：庄子发挥了老子“绝圣弃智”的思想，指出了人类智慧带来的种种灾难和负面作用，因而主张消除智慧，回到原始的淳朴状态。现代学者对此多有异议，认为是反文明、反人类。这是对庄子的误解。庄子这一命题成立的前提是“终极”，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一种理论，逻辑上是自恰的。庄子的用意恰恰不在于反人类，而是反对人的异化，使人成为真正的人（真人）。这一命题存在的问题也不在于它是浪漫的幻想，而在于它包含着不可克服的悖论：智慧是不可消除的，因为消除智慧的智慧本身就是一种智慧；智慧是人的本体，若是被消除了，必定会导致“人死了”的结局。
关键词：绝圣弃智；智慧；终极。
一．为什么要“绝圣弃智”？
之所以要绝圣弃智，是因为智慧不一定给人带来好处，或者说，它既可能带来好处，也可能导致灾难，而这种灾难往往是致命的。
1．智慧扰乱了人心
智慧最大的罪过在于它扰乱了人心，而人心是不可轻易扰乱的，一旦扰乱便不可控制。“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绝圣弃智，而天下大治。”（《庄子·在宥》。以下凡引自该书者，只注篇名。）有了智慧和知识，人就要去弄清真假、对错，分别善恶，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意见，天下变得喋喋不休，最终谁也不知道真假、善恶了。于是人们便是非颠倒，善恶不分，以至于人心混乱，天下无序。天下无序是人心混乱的外在表现，人心之乱是天下混乱的根源，人心不乱，天下何以乱？“偾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在宥》）最骄纵而无法约束的，大概只有人心了，它深不可测，远不可及，忽上忽下，人欲望一旦被激起，就难以制约。所以庄子特别强调不要轻易干扰人的心灵，不要让人有智慧，因为智慧充满了危险，这种危险不同于技术所带来的危险，它是根源性的，这种危险一经产生，就无法约束。只有让人心处于无知状态，才可以消除这种危险。
统治者不知道这个道理，往往对人心进行干预，结果适得其反，导致天下大乱。“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胠箧》）由于推崇才智，就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各种不同的观点之间争论不休，天下因此失去了安宁，原来天然的秩序遭到了破坏，人心由此失去了宁静，欲望被唤起。这样，人心的纯朴也就遭到了破坏，从浑沌状态进入了聪明状态，你、我之分也就随之产生了，这种聪明必然会导致人们之间的争斗。正如老子所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智慧是导致虚伪的根本原因，智慧越发达，巧诈就越花样繁多。没有智慧，也就无所谓真假，也就没有了伪诈。故而庄子主张无为而治，统治者无为，臣民心中就无事，无事便不会生非。
因此庄子主张用抛弃智慧的方法来消除“大伪”。“绝圣弃智，而天下大治。”（《在宥》）老子也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老子》十九章）这种方法应该说是最根本的方法，因为智慧是一切罪恶的总根源，若是消除了这个总根源，由它所产生的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也就随之销声匿迹了。
2．智慧是罪恶的根源
为什么说智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呢？这在只看到了智慧的好处的今人眼中，可能是难于理解的，那么就让我们听听庄子是怎么说的，看看其中的道理何在。
首先，智慧使人们相互倾轧，你争我斗，从而失去了人的纯朴天性。“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人间世》）道德因人们争夺名声而丧失，人们为了相互争斗就加倍地费尽心机地动心思。因此，“名”使人们相互争斗，智慧则成为争斗的工具。这两者都是“凶器”，是不应该推行于天下的。
其次，智慧煽动起了人的欲望，而欲望使人不知足，不知足反过来更加深了人们之间的争斗。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章）人要是不知足，就永远有欲求，心灵就不可能安宁，人们之间的相互倾轧也就不可能终结。如果知足，同样的财富就显得多；如果不知足，同样的财富就显得匮乏。所以说，知足才是最大的满足。
因此老子和庄子主张，不仅要消除智慧，使人回归无知状态，而且要消除使人产生欲望和争斗的各种社会条件：“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常使民无知无欲……则无不治。”（《老子》三章）“夫惟不争，故无尤。”（《老子》八章）人们没有争夺的欲望，就不会产生怨恨，没有怨恨，天下就太平。智慧使人陷入了无休止的争夺，智慧使人尔诈我虞，智慧使人失去了精神上的青春，变得老于世故。智慧使人只看到眼前的蝇头小利，而忘记了背后隐藏的致命危险——这难道不说明：智慧使人愚蠢吗？
3．智慧是中性的，它既可以为圣人所用，也可以为盗贼所用
智慧既然只是一种工具，那么它就既可以为好人所利用，也可以为坏人所用，既可以用它来行善事，也可以用来作恶。这两者总是相互伴随的，人们不可能只保留它的好处，而消除它的坏处，要消除它的坏处，就只有彻底抛弃智慧。
在庄子看来，智慧更多地是对坏人有利：“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胠箧》）世俗所谓的智慧恰恰是愚蠢，而圣人的智慧也为盗贼开了方便之门。庄子论证说：人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财物，防备盗窃，就会把财物放在箱子里，而且还要用绳子紧紧捆住。这就是世俗之人所谓的聪明。但是，当盗贼来了以后，他会背起箱子跑掉，还生怕你对箱子捆绑得不结实呢！这样说来，人们原先的行为岂不是在为盗贼做准备了吗？原先所认为的智慧也就变成了愚蠢。齐国过去地盘广袤，方圆有两千里，国家兴旺，人民安居乐业；各级官员也按照圣人的礼法来治理国家。但是，当田成子杀死了国王齐简公的时候，难道仅仅是盗窃了他的国家吗？圣人的礼法制度也同时被他盗取了。因此田成子虽然有盗贼之名，却安乐如同尧舜，小国不敢非议，大国不敢诛杀，拥有齐国达十二代之久。由此看来，他不正是利用了所窃取来的国家、连同其礼法制度来保护自己的盗贼之身的吗？这就表明，国家和圣人的礼法制度并不仅仅是对正直的人有用，而且对盗贼也是有用的。关龙逢被杀，比干被挖心，伍子胥被抛进江中，这些人都是道德高尚的人，却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而盗贼却可以利用那些高尚的道德规范来保护自己。
由此可见，善人和恶人都可以利用圣人的礼法制度来成就自己的事业。“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所以说，“圣人生而大盗起。”（《胠箧》）善人得不到圣人的礼法不能成为善人，而盗跖得不到圣人的礼法也不能成为盗贼；天下总是善人少而恶人多，那么圣人对天下的好作用就少而坏作用多。看来，圣人的智慧是扰乱天下的利器，是不应该公开出来让天下人知道的。圣人的一切发明都可以为盗贼所用。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彼窃钩者盗，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胠箧》）那些盗窃了一点点钱的人要杀头，盗窃了国家的人却成了诸侯，而诸侯还被认为是行仁义的人，这难道不是连仁义和圣人的智慧一起窃取了吗？那些因窃取了斗秤符玺和仁义而获得好处的人，不会因为加官进爵而行善，也不会因为严刑的惩罚而终止作恶。
庄子把这些都归罪于圣人，因为圣人教给人们以知识，使人有了知的能力。人们本来生活于原始淳朴的状态中，无知无欲，而圣人教导给他们智慧，发明了种种使人聪明的东西，结果使他们失去了天性。“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马蹄》）心是行为的根源，当人在原始的无知状态中的时候心中并无好坏、高低、贵贱的观念，因而在现实生活中也就没有这样的区分。他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诡计、伤害他人这样的事情，所以也就不知道去做这些事。所有的罪过都是由于圣人的“启蒙”，使人有了智慧，人一旦有了智慧，其素朴的天性也就不存在了，种种区分、诡计也就产生了。
因此庄子大声疾呼：“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胠箧》）所有那些人为的东西都是扰乱人心的，有了珠宝，也就随之产生了盗贼；有了契约和玺印，信用也就不存在了；有了斗称，人们就斤斤计较；有了圣人所制定的法则，人们的天性就受到了破坏。只有消除了所有这些人为的东西，人们才能够恢复其本来的状态，重归于素朴。
庄子的这些议论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智慧的另一面，这就是它的负面效应；也揭示了人类的所谓“文明”对于人的天性的伤害。人类的种种发明，当它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时，就会违背发明者的初衷。比如刀子，发明它的本意是为了人的方便，用来切割物品的，但罪犯却用它来杀人；枪支，本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但也可以用来伤人；现在的高科技，本是用来增进人类福利的，但也有人用来犯罪。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同样地，人类所创设的各种制度，其本意也是为了人的福利和幸福，但无论理论上多么好的社会制度，一旦成为现实，就往往违背了创始者的本意，反而成为束缚人的桎梏。原因在于，一旦成为一种社会制度和规范，那么这种制度和规范就会给某些人带来好处，所有的人也就会想方设法来获取这种好处，为此他就要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人们的真实本性也就丧失了。而且这种规范作为一种工具是人人可以利用的，因为它是中性的，好人和坏人都可以利用。
这样看来，法律制度和规范的日益繁复，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进步，相反，倒是意味着退步；不意味着文明，反而意味着野蛮。因为，这种繁复只能说明，人已经失去了天性的纯朴和善良，而只有借助于外在的规范、约束才“善良”起来，他的善行是出于不得已的强制，这难道不是退步吗？在本性纯朴的人们之间，无须任何外在的约束，他们心中本来就有着诚信。当诚信需要用契约和付印甚至法律来约束的时候，那还是诚信吗？种种社会规范强制着人们的行为，这也不行，那也不许，人成了他自己所创设的制度的奴隶，这些规范成了束缚人的镣铐，人像牛羊一样生活在自己设定的圈棚中，人已经不把人当人了，而是当成了牲畜；当然，也可能由于人已经变成了牲畜，才有了牲畜般的规范。法律制度的发达并不意味着人的文明，相反，意味着人的纯朴本性的丧失，意味着人心的阴险和堕落。正因为诡计和狡猾使人的心灵变得无法揣测，才需要严密的法律制度去防范。如果人心是纯白的，法律就毫无用处了。
庄子（还有老子）关于智慧的论述的确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智慧使人狡猾，智慧导致虚伪。我们每个人都不难观察到这一点：当一个人处于孩童时代也即浑沌无知状态的时候，他是淳朴无邪的，他内心纯白无物，不知道要防范他人，不知道遮掩自己，他也没有什么需要遮掩的；而一旦他有了智慧，有了意识，就完全不同了，即使他仍然是一个正直的人，其言行也是躲躲闪闪，原来的纯白素朴就消失了。可是，人又不能没有智慧。看来，我们只能生活于这样一种矛盾状态之中了：智慧使我们聪明，也使我们愚蠢；使我们文明，也使我们野蛮。
4．有机事者必有机心
技术是智慧的结晶，所以庄子主张要抛弃技术，即使有能够提高效率的技术也不应当去应用，因为对于技术的运用会破坏人心的淳朴和纯洁。庄子用那个著名的“子贡南游于楚”的故事说明了这个道理（《天地》）。子贡所碰见的那个老翁为什么有精巧省力的机械不用，而用费力而效率底的方法呢？因为它会败坏人心。人若追求机巧的机械，必会做机巧之事，做机巧之事，就会有机巧之心，有了机巧之心，人的心灵就不那么纯洁了，人就容易进入急功近利的境地。而人心不纯洁，则天下也就不可能纯洁。因此，庄子并不是不知道机械给人带来的好处，但那些好处与所带来的坏处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好处只是些蝇头小利，而坏处却是根本性的，它破坏了德性的源头——人心。
处在两千多年以后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时代的我们，对于庄子的这种预见更有着深切的体会。作为已经完全被科学技术所包围、从骨子里渗透着科学的我们，也许一时难以接受庄子的观点，但庄子的警告却是不能不听的，在享用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种种好处的时候，也不应该忘记它所带来的种种害处。
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强化了人类的自大心理，似乎只要有了科学，这个世界就可以臣服在他的脚下。于是就有了种种对自然的改造活动。科学使人们相信：“依靠我们的智慧、远见和共同行动，未来的命运将掌握在我们手中”，“不要自己吓自己──人类毕竟不是６５００万年前的爬行动物，”[1]。人类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吗？如果还这么自信，也许人类的结局比６５００万年前的灭绝的恐龙还要可悲！这种自信是没有理由的。人类诚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他的智慧并不足以控制自然，因为，无论科学发展到怎样的程度，也无论人类有怎样的远见，与大自然的智慧相比，他的智慧都只是一种小智慧，宇宙是无限的，而他的智慧总是有限的，以有限的智慧不可能控制无限的宇宙。西方国家目前兴起了撤除水坝的运动，原因是它们严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控制自然的结果，是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消失的森林，干涸的河流，横流的污水，失常的气候。生态系统的破坏，需要上千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而有些则是无法恢复的，如生物的灭绝。我们只知道计算经济的增长，但是在某些地方，这些经济收益远远抵不上生态的损失。
再者，人类尚且连自己的行为都不能控制──如战争、谋杀、对自然的无限制开发等等非理性的行为──怎么能谈得上控制自然呢？“征服自然”，不过是一个狂妄的幻想罢了。
目前，全世界生态状况最好的地方存在于朝鲜和韩国之间，就是三八线周围几百平方公里的地方。这里的生态状况之所以好，是因为自从停战以来这个区域成了禁区，不许任何人进入。据说，这个区域草木繁茂，物种丰富。这既是对老庄自然无为思想的印证，也是对人类改造活动的一种尖锐的讽刺。
当然，在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放弃科学技术，但必须慎重地使用它；否则我们难以预料其后果。这或许就是庄子的思想对于当今人类的意义之所在。
因此庄子强调：“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天地》）要治理天下，就必须先治理自己的心，自己的心尚且需要治理，哪有工夫治理天下呢！若自己的心不正，天下如何能正？而机械会使人心不正，故而不用。人心的损失是最大的损失，人心的破坏是最根本的破坏。一旦人的心灵受到了污染，那么一切就都无可挽回了。那大地上的千疮百孔若不是人类心灵的伤痕又是什么呢？那荒凉并且疯狂扩展着的，并不是什么沙漠，而是人类无穷无尽的欲望。
二．终极：理解“绝圣弃智”的角度
由于庄子主张抛弃智慧、抛弃技术，消除人为的一切东西，回归于自然，因而许多人说他“具有反人类、反文明倾向”[2]，或是反文化的。如果这样来定位庄子的思想，那么就只能完全否定庄子思想的意义，既然他反人类、反文明，那就意味着与人类为敌，一个与人类为敌的人当然会受到人类的反对。
要理解庄子的思想，必须从“终极”这个视域出发，否则便不可理解或必定会发生误解，而予以否定。所谓终极，在这里是“根源”的意思。庄子是从根源上来审视人类认识活动和智慧的。若是从眼前的、局部的角度看，那么认识和智慧似乎给人类带来了无数的好处，但从根源上看却不然，人类淳朴的天性正因这好处而受到了根本性扰乱，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对人类的伤害是根本性的，因为人心一旦受到扰乱便不可能再恢复到淳朴的状态了。正是由于庄子看到了知识、智慧的这种双面性，他才主张“绝圣弃智”。庄子所提出的解决方法也是终极性的，他并不是没有看到知识、智慧给人带来的好处、方便，而是深刻地看到了智慧的双面性，看到了智慧背后隐藏着的危险，所以才提出这样一种根本性的解决方案。从现实上来说，要废除智慧是不可能的，但从理论上来说，庄子的观点却是自恰的，是合乎逻辑的。理论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我们在考虑一种学说的时候，首先应当考虑它在理论上的价值和意义，而不能以现实去剪裁理论——如果这样的话，任何理论就都成为多余，都应当取消，因为任何理论都不会与现实完全相符或完全能够应用于现实。
庄子的问题不在于反人类、反文明，不在于其不能实现而只是一种浪漫的幻想，而在于智慧之不可消除，因为，当我们去消除智慧的时候却正在运用着智慧。人一旦拥有了智慧，就不可能再退回到没有智慧的状态，不可能再变得愚蠢。当我们刻意去放弃智慧的时候，依然保持着一种智慧，即放弃的智慧，庄子本人就是如此。因此，就不可能真正进入无知、无欲的状态，我们要进入这种状态本身难道不就是一种“知”、一种“欲”吗？那个正在消除者要消除的恰恰是正在消除着的他自己，这样一种意识活动怎么可能消除掉呢？要抛弃知识和智慧，就必须消除掉意识，然而那个消除着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意识。这才是庄子的问题之所在。换句话说，庄子的这一思想包含着无法克服的悖论。
此外，庄子所反的恰恰不是人类，而是人类的非人状态，是人类表面文明中的不文明状态。借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来说，这种状态就是人的异化，人的非本真状态。在庄子看来，那些处于名、利、权中的人们都是他们所追求之物的奴隶，他们被这些东西深深地伤害着而不自知，那些东西毫无价值他们却自以为有价值。那么什么是人的本真状态呢？庄子认为“真人”才是人的真实状态和应当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完全摆脱了那些身外之物的束缚，进入自由的境界。可见，庄子根本不是什么反人类，而是要人更真实而自由地生存。
庄子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和现成性。人们总把自己的认识当作是世界本身，以至于迷失在自己所设定的概念之井中，从而忘记了真正的存在。比如人类给这个世界设置了种种界限，以为这就是存在的界限，岂不知这只是人的认识的界限。人所谓的“世界”仅仅是人的一个概念，因为这个世界的各种性质都只是人的认识的性质的折射，如世界的大小、边界等等。世界本身无大小，世界之大、世界的范围仅是人的认识的范围罢了，而事物的边界也仅是人类认识的边界。例如，现在物理学上所说的夸克是可分性的最后界限，然而这个界限并不是自然本身的界限，而是人类认识的界限，是人类的分解能力的界限，它只说明以现在人类所具有的认识和能力尚无法打开夸克。以今天科学上公认的一些事实更可以说明，人类所谓的有并不是有，所谓的无也不是无：“大自然本无所谓颜色、声音、味道，它只有光的波长、振动频率和相关的化学反应、物理效应。纯粹是为着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才‘选择’了16——20000赫兹这段声波作为‘可听’的声音，选取400——800纳米的光波作为‘可视’颜色。超出这个频率范围的声波哪怕再‘响’我们也听不见——谓之‘静’；越出这段波长的光哪怕再‘亮’我们也看不到——谓之‘黑’。可见静并非一定无‘声’，黑并非一定无‘光’，何以如此？完全是为照顾我们生存需要。试想人类若能听到16赫兹以下的‘次声’，则自家胸腔内，心脏跳动声如擂鼓，两肺呼吸声如拉风箱，腹腔肠胃蠕动如狗舔汤盆，屋外孤鸟离枝，枝颤如拨琴弦，室内睡猫鼻息，气流如风吹笛……日日夜夜陷入如此嘈杂，人类将何以安宁？同理，人类若能看到波长800纳米以上的红外线，则夜间人体通明，桌椅件件发光，取暖炉强光刺眼，又将何以安眠？盐本无所谓‘咸’，糖本无所谓‘甜’，空气与水本无所谓‘无色、无嗅、无味、’，这均为有利于人类生活需求而已。大自然无意特别恩宠人类，并未给予它超出实际需要的任何东西。人之视觉不如鹰之高远，不能像猫夜视；人之听觉不如蝙蝠之能辨‘超声’；人之嗅觉不如猎犬与野兽。人类不能感知气压、电压、磁极、次声，不能自计时间，人类不得不靠发明各类仪器，借以延伸感官。”[3]人类所谓的“黑”只是其视觉的界限，所谓的“静”仅是听觉的界限，所谓的“味道”是其味觉的界限，这就是这些概念的真实含义。但是人却把它们当成了存在本身，以为世界本身就存在着黑暗、寂静和味道。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世界我们是不可能彻底说清的，因为我们所能够勉强说清的只能是我们的感觉和认识，至于这个范围之外的事情就无法说清了。既然如此，人类也就不可能去控制自然；不用说控制自然，就是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恐怕也难以控制。
人类根据自己的认识赋予世界万物以价值，事物被打上了好坏、贵贱的印记，而世界本身根本没有这些性质。由于人类将自己局限于这个概念之井中，忘记了真正的存在，把语言本身当成了存在，因而导致了语言冲突。人类的许多冲突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而只是语言上的冲突。他们有时为了几个名词而争斗，以至于血流成河，甚至于争斗几个世纪之久，就是由于他们斤斤计较于概念，而忘记了事实。当这段历史过去以后，就会发现这些争斗是毫无意义的。正因为这样，庄子特别强调不要停留于概念、名词的争论，而要进入道的境界，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存在的境界。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学者致力于研究庄子的概念，力图弄清庄子每个概念的含义，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庄子的根本精神。那种根本的、难以用语言来描述清楚的境界才是根源性的，关键的问题在于你达到了怎样的境界，而不在于你说出了什么样的概念、名词，不能不说，对于概念的争论是走入了歧途，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如果丢弃了存在，那些美丽的概念和逻辑就成为开在思想之树上的谎花。
庄子对于人类知识和智慧的批判具有普遍的意义。它表明，智慧不一定使人幸福，相反，从根本上来说，智慧正是人的悲剧性之所在，因为智慧使人具有意识，而意识是人类悲剧的根源。这种根源性还不只是说它是人类一切悲剧之所出，更重要的在于它本身就具有悲剧性，从而具有了本体性的意义，成为人类所无法摆脱的属性，而这是更深刻的悲剧。这种悲剧性在于，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必死的结局，他也明明意识到世界是永恒的，因此而知道自己仅仅是这永恒的时间长河中极为短暂的一刹那，在这一刹那之后便沉入永恒的虚无，然而却没有任何办法去改变这一状况，只能眼看着自己日渐衰老，最后死去。就此而言，他一生下来就无疑是一个被判了死刑的囚徒，在等待着刑期的到来，无可奈何地等待着死亡。人类的种种信仰、仪式、宗教都是为了逃避死亡而创设的，对死亡的逃避和恐惧渗透了人类文化的骨髓，这一切都是由于人有意识，有智慧。
死亡意识是一种可怕的意识，它往往使人产生无尽的恐惧，因为，死亡意味着虚无，他将从这个世界消失，他将停止思维、说话，停止喜怒哀乐，他一生中所得到的一切都将失去，他将成为一堆与他无关的物质，他将被人忘却、被世界忘却。但是地球仍将照常运转，宇宙依然故我，天空还是那样蓝，花朵仍是那样艳。我存在与否已经与它们毫无关系。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是否承认这一点，事实上每个人都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之中，因为他有意识。因此，作为人类，与其说活着是为了幸福，不如说活着是为了逃避死亡。从历史上可以看出，每一代人都在寻求长生不老之术，而且从很古的时候就已开始了这项悲壮而绝望的活动：童年期的人类就已深切地感受到了死的可怕，于是想象出长生不死的仙、万能的神。人类求长生的愿望是何其强烈！可是，这只是一种绝望的希望。退一步说，即使真的能够长寿，能活一万岁，与无限的宇宙相比又算几何？不仅每个人总是要死的，而且整个人类也是要死的，因为现有的宇宙终归要归于虚无。人是无路可逃的。
人如果没有意识，便不会有这样刻骨铭心的恐惧。动物也有模糊的意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动物并没有像人类这样深刻的悲剧意识，因为动物虽然也意识到自己的死亡，但不可能意识到世界的无限性。因此，人最大的悲剧不是别的，正在于意识的这种悲剧性：人意识到了自己死亡的必然性，但却无可奈何！意识到了又有什么用呢？动、植物意识不到，它们任其自然地生死，人却要挣扎，要逃避，但结果却是一样的。正如庄子所揭示的那样，人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存在啊。
意识诚然起着使人觉醒的作用，然而觉醒不见得就是好事，觉醒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一种悲剧。我们不妨设想，如果一头猪拥有了智慧，发生了觉醒，将会怎样呢？那无疑将是一件十分悲惨的事情，它将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这一辈子，天天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小小的猪圈，不是监狱又是什么呢？我每天吃喝，就是为了最后被人宰一刀，我这样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猪只有两条出路，或者继续呆在它的监狱里，但因痛苦而日渐消瘦，最终忧郁而死；或者逃出猪圈，寻求更高级的生活。但不管怎样，猪的生活将不再平静，猪将失去它的天然本性，并将生活于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可见，猪之所以能够心安理得地满足于它现在的生活，完全是由于它没有这样的智慧，没有这样的意识，由于它的无知，否则它绝对不可能这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着。
然而，令人遗憾地是，在某种意义上人其实也是这样一头猪，但人是一头觉醒了的猪，所以人生充满了争斗和痛苦。如果没有智慧，人就不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不满、形形色色的罪行、花样繁多的狡诈，因而人就会像猪那样生活在知足而宁静的生活中。
由此可以看出庄子“绝圣弃智”思想的用意所在。从终极的角度说，根除智慧，固然使人类失去了一些由智慧所得的好处，但也可以根除一切由此带来的灾难，从根本上避免一切痛苦。至于其在现实上是否可能，那是另一回事，起码理论上是自恰的，合乎逻辑的。
庄子所提出的“绝圣弃智”的方法的确是解决人类所有问题的最根本的方法，或者说是终极的方法，如果没有了意识，形形色色的问题就都没有存在的余地了。可是，我们不能不说，这又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方法，因为，即使意识到了智慧的根源性的负面作用，也没有办法消除它，智慧对于人来说是本体性的，若是消除了这种本体和根源，人也就不存在了。就此而言，消除智慧，也就意味着消除“人”，其结果必定是“人死了”：一个丧失了“意识”的人，那还是人吗？这才是庄子的问题所在。
参考文献
[1]《环球时报》，1999年2月12日。
[2] 崔大华：《庄学研究》，第242页，人民出版社1997版。
[3] 詹克明：《敬畏自然》，载《风，径自吹去》，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Without Saint, Without Wisdom ------
Yan Chunyou
( Centre of Value and Cul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100875; P. R. China)
Abstract: Like Laozi, Zhuangzi also maintained “without saint, without wisdom”, and pointed out that human wisdom produced disasters and its negative effects. Thus Zhuangzi insisted that eliminated human wisdom and returned to the artless primitive times. To this viewpoint, some contemporary scholars opposed and thought that it is anti-civilization and anti-humankind. I think, from the point of the ultimate, this proposition, as a theory, is rational in logic. This proposition does not means anti-civilization and anti-humankind, but anti-dissimilation and makes person become the true person. The problem of this proposition is that there is the paradox: wisdom is impossible to be eliminated, because it is the wisdom itself that it is being eliminating the wisdom! Wisdom is the essence, if it is eliminated, it is sure to lead to the result: person is 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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