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阅读的目的

        第一次知道女权主义的先驱西蒙娜·德·波伏娃是在1988年的北京。

        第一次读到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著作《第二性——女人》是在1988年，那时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读书。看到同学中有人买到这本书在读，我借过来看了看，感觉很有意思，便赶快去东四书店买回一本，迫不及待把这本长达几十万字的书在一星期之内读完。在这之前，西蒙娜·德·波伏娃在我的眼中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最近一次读到有关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著作《第二性——女人》、《心心相印——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娃》、《少女的心——我与萨特》、《拒绝做第二性的女人——西蒙娜·德·波伏娃访问录》是因为我的学长文学评论家郑礼先生在其博客上发表一篇署名文章《萨特与西蒙.德.波伏瓦的爱情http://zhengli138119.blog.sohu.com/82392434.html  》。

        尽管现在已经进入网络时代，人们已经渐渐习惯在网络上读不需要书本的书，然而，我还是习惯我自己的阅读方式——从书架上取出尘封已久的书，拂去岁月的尘埃，打开那已经被我因折叠或划痕而显得陈旧的书籍，放下手中一切的琐事，目无旁骛静静地开始我的阅读。

        曾力先生说，阅读的目的，有时就是为了尽可能清晰地透过一行行文字望到那个独一无二的、既陌生又熟悉、无比亲切的高大身影。当你为一篇作品激动的时候，这种激动往往处在较浅的层次，而且这种激动不会持久。但是当你为一个作家激动的时候，情况就会绝然不同。为作家而生的激动将会是生命行程中深深的、难以磨灭的一次经历。“人”的丰碑在你心中耸立起来，让你一生仰视，照耀你，指引你，那该是何等的境界！

        是的，再读西蒙娜·德·波伏娃自传《少女的心——我与萨特》及其它相关的作品，我长久地为西蒙娜·德·波伏娃这位伟大的女性作家而激动。我也常常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世界上曾出现过的那些伟大的作家而激动。记得在我的《最忆读书时光》系列文章里，我曾写道：

        “在现代作家那里，我们再也找不到托尔斯泰和妥思陀耶夫斯基当年的真诚和激动；找不到屠格涅夫的多情而善良；找不到博尔赫斯庄重的深棕色；找不到乔依斯那样走得最远、不允许重复的艺术家；找不到卡夫卡那样一个不灭的、特别的灵魂；找不到聂鲁达那种始终是热情灼人的歌手；找不到像劳伦斯写性，却首先给人一种洁净和纯粹感；找不到像契珂夫那样洁净、纯粹、完美，以致托尔斯泰赞叹他为“完美的人”；找不到像萨特那样集艺术、哲学、社会学诸方面的综合，比任何作家、艺术家都更具有“当代性”。他是在他那个国度，那个季节里茁壮成长的一颗大树，在这颗大树的旁边，还长着与他差不多一般高大的另一株大树：西蒙.波伏瓦 ------”

                              二，一生都在灵魂探索的西蒙娜·德·波伏娃

        西蒙娜·德·波伏娃五十岁开始写回忆录。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开始了“一发而不可收的冒险。”

        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四部回忆录便是这次“冒险”留下的硕果。它们记述了西蒙娜·德·波伏娃从童年到老年差不多一生的各个时期的生活经历。《少女的心——我与萨特》是这四部中的第二部。它顺连第一部，生动而真实地记述了从结识萨特（1929）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39）整整十年的生活历程。对西蒙娜·德·波伏娃来说，这是她一生至关重要的十年，首先便是她与萨特在事业和生活上的亲密缔结。自通过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后，西蒙娜·德·波伏娃先后被派往马赛、鲁昂任教，后又回到巴黎任教；萨特先服兵役入伍，做气象站工作，后来又在阿尔弗中学任哲学教师。书中记述了他们在一起读书、写作、旅游和探讨人生、充满诗情的生活，同时还有大量篇幅写了萨特的女友卡米耶、奥尔嘉、勒麦尔夫人等与他们的充满情趣的生活，从中表现出浓厚的存在主义道德观、人生观和爱情观。 

        1908年1月9日，西蒙娜·德·波伏娃出身于巴黎，“不安定的生活，让我一生都在灵魂探索，这也揭示了我为何成为知识分子。”

        西蒙娜·德·波伏娃写道：“当我开始谈论自己时，我想我在进行一次一发而不可收的大胆的冒险。对我最初的二十年，很久以来我就一直想写，我永远没有忘记年轻时我希望自己成为的那种女性角色。不久这个角色就完全占据了我的灵魂和肉体，过去的我从此不复存在，连同她的影子也当然无存了。我祈望着有一天她把我从她让我陷入的角色境地中拯救出来。也许，我的写作仅仅就是为了使我能够实现这一夙愿。当我五十岁时，我认为时候到了。我把我的情思赋予给那个童贞可掬的少女和豆蔻丰茂的姑娘，虽然她们随着逝水一起流去了，但我要把她们铭刻在我的纸上。”

        “也许有人会说这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已。其实不然。无论是萨穆埃尔.贝比，还是雅克.卢梭。是出人头地者还是碌碌平常之辈，一个人只要真诚地袒露自己，就会或多或少在情感世界里得到他人的共鸣。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可能对他人没有一点认识作用。另外，作家总显得扑朔迷离：您为什么写作？您是怎样生活的？在这类问题上，有人喜欢趣闻轶事，道听途说，乃至搬弄是非，这说明人们希望知道作家的日常生活方式。而研究具体情况比抽象地和笼统地解释更能说明问题，正是这点也鼓励我去追寻我的生活足迹。也许这种袒露有助于消除一些误解，这些误解总是在作家与读者之间造成隔阂，而我对这种隔阂感到非常烦恼。一本书能够让人知道它在什么情况下，取什么角度以及由谁而写的，它才具有其真实含义。”

        “许多评论家认为在我的《回忆录》中，我似乎在向姑娘们说教。应该说我是特别希望偿清一笔债务，但这一点无论如何没有使我对一生的总结包含这种意义上的含义，我满足于阐明我的生活，我不想做什么预断。只有叙述才能引起人的兴趣，同时也对人有所用处。我在这些纸张中试图表达的生活有什么用，对谁有用，我不知道，但我仅希望人们在阅读它时也同样持纯正态度。”

        关于她和萨特的故事常常是最引人注目的。        

        少女时的波伏娃在索邦大学主修哲学，也在那里遇到了比她大3岁半的萨特，“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遇到一个智力上比我高一等的人。” 

        她说，她之所以拒绝了萨特的求婚是因为她知道萨特不喜欢那样，但尽管如此，他们的关系维系了一生，“终身相爱”。他们相互包容，除了学术上暂时的分歧。  波伏娃承认，这样一种关系也并非总是成功，“我知道他不会伤害我，除非他先我离开这个世界。”“自21岁以来，我从未感觉到孤独。”

        作为女人，波伏瓦一生用令人敬畏的勇气和正直践行着自己的理论：“个人的基本意见必须在男女具备同等才能的前提下表达，其基础是他们存在的一般结构，与他们的性别没有关系”。波伏娃说，“我们倡导了这样一种关系，它自由、亲密和坦诚。”

        萨特去美国访问，结识并爱上了多情的多洛丽丝，以后经常寻找机会去美国走一下；同样，西蒙娜·德·波伏娃去美国访问，爱上英俊的翻译阿格林，回国后给阿格林写的情书，热烈得让人傻眼。但是当多洛丽丝要和萨特厮守一生时；当阿格林要和西蒙娜永不分开时，两人毫不犹豫地回绝了。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爱情，精神的交流和交锋大于肉体的需求。这对哲人的感情生活里，有些事情在常人是难于理解的。萨特和西蒙娜可以双双出国访问，双双接受媒体采访，俨然是一对夫妻，但各人有家，有住房，各人著述，相互指正，相互切磋。在萨特逝世前，西蒙娜所有的书出版前都是经过萨特通读全稿的。他们是思想交融的情侣，不是举案齐眉的夫妻。婚姻对他们是没有意义的词汇。思想的结合，精神的交融，尊重彼此的人格主体，尊重彼此的人身独立，这才铸成他们高于婚姻的爱情。

        1956年，萨特认识19岁的女学生阿莱特，这个阿尔及利亚姑娘不久成为萨特的情人。1965年，萨特把阿莱特收养为女儿，养父比养女大32岁。 萨特病重期间，西蒙娜的一位女友向她提出问题，如何理解她与萨特的爱情及《第二性》里的一句话：“一对幸福的男女是在爱情中认识自己，置天地和时间于不顾，他们自我满足，他们实现绝对。”

        波伏娃对此的回答是：“至于《第二性》的引文，并不直接波及萨特和我的问题。我从我们的爱情里获得了启发，而源自幸福爱情的绝对感，幸好是普天下都能实现的事情。两个深深相爱的人热爱生活，是无需任何别的理由的。纵然岁月流逝，真正的爱情始终能保持，会赋予生活全部的意义，全部存在的理由。”

        西蒙娜·德·波伏娃是现代少有的女性哲学家之一，也是一位重要的理论家，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不论是她那个时代的批评家或者争购她小说及其回忆录的读者都承认她是一位重要的作家。这份记录足以令人为她骄傲。但还是有所遗漏：除了写作与思考，西蒙娜·德·波伏娃还有转化为行动的一生。我认为那也正是她的独特与令人着迷之处——文字与行动交互作用。对西蒙娜·德·波伏娃而言，作品即是她的生命。

         西蒙娜·德·波伏娃是一位拒绝被动接受性别角色的女人，她坚守立场，藐视一切成规与相反的见解。她从没有结婚，然而她的爱情深刻专一。她没有子女——然而在年轻一辈中，许多人在关键性事务上以她为榜样。她不随俗——但她也不逃避问题。她在身体上、心智上奋战抗拒一切压力，包括流行的思潮。她不愿受束缚，但是她不忘本：她根植于她的城市、人民以及她统一而清晰地追寻与发展的思想中，然而她随时可以改变，可以激进化。

         在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回忆录中，她描述、省思她的一生，毫无保留。不过有时她的小说泄漏得更多。那些由她个人经验引发的小说，（像她的第一本著作《女宾客》）似乎比《他人之血》之类为阐释复杂理念而写的小说更为有力。在与萨特最后一次谈话中，西蒙娜·德·波伏娃问萨特，如果必须选择的话，愿以哲学家还是作家留名后世，萨特说，作家。当记者爱丽丝也间接地问西蒙娜·德·波伏娃同一个问题，她也选择了文学。当把她的著作和萨特的加以比较，她说：“我以文学见长。”

          原文链接：http://jstd.blog.sohu.com/832368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