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夏天，我拿着师大的毕业派遣书到市教育局。在一群乱哄哄的报到的人群中，我挤进了教育局人事科。一个头顶只剩十多根头发仍然三七开的中年男人斜眼看了一下我的派遣书，顺手扔进他身前半开着的抽屉，又抓过一本汗腻腻的签到本让我签完名，然后扔给我一张报到通知书。他动作简捷、娴熟，像早上路边早点摊上炸油条的师傅，从下锅到起锅，整个过程不超过一分钟。我知道，在这短短的过程中，我已完成了一个大学生向中学教师的转变。我还想问两句我将去报到的学校的情况，他赶紧挥挥手，把我尚未出口的话挡了回去。身后那群急着报到毕业生的迅速把我排挤掉，我感觉自己是一节临近肛门的大便，身不由己就脱颖而出。挤卵！又不是去当国务院总理，我骂了一句，走出大门。
这座长江边最著名的火炉，临近中午的太阳照在白晃晃的街面，远远看得见一道道若有若无的轻烟升腾，从七月的大街上走过，听得到自己皮肤下滋滋往外冒油的声音。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我对作中学教师没感觉，我有一种错觉，教书应该是老人和妇女的活路，属于花白的头发和慈祥的笑容。这或许是因为从小到大我的老师都是女性和老人的缘故吧。但四年大学空虚和无聊以及晨昏颠倒的生活同样使我厌卷，我早己像一只在笼子里养足精神的猛兽，渴望冲进山林一番作为。我不知道在布满学生娃娃的校园，我犀利的爪牙如何有用武之地？
我不知不觉空腹走了近一个小时，才到我报到的学校。这是一所新建的培养导游、模特、幼教为主的职业中学，坐落在近郊一座光秃秃的山上，周边是一片新建的居住区和无数吊车起落有致的手臂。除了由于新的居住区没完全建成，学校不通公交车外，说实话，对于一个刚踏上教学岗位的青年教师来讲，这己经是一个不错的起点。何况，这学校离我家步行只有一刻钟的距离。
但我的心思完全没有投入到祖国的教育事业上，我一门心思想到报社当记者或文学期刊当编辑。我的高中同学马朝阳就在晚报当记者。马朝阳没考上大学，后来不知怎么弄了张电大的专科文凭就混进晚报，经常牛皮哄哄骑一部120的嘉陵摩托招摇过市。这小子从小不会写作文。有一次，大约是高二时，考作文，老师布置写散文《春雨》，一千字。这小子就写了一句话“春雨下得哗啦啦”就没法写下去了，后来临机一动，又续写到“我在窗前数雨点”；接下来，就从1数到1000，足足凑够了千字篇幅。这故事作为我母校的经典笑谈一直流传多年。我看到马朝阳那副吃不完要不完的嘴脸时，就不由得想到这个故事，我想这蠢货写写简讯倒是物尽其用，如果让他写篇深度报道、报告文学之类大非逼得上吊不可。
我大学读的中文系，四年下来，书念得不算用功，文章发表得不少，还得过几次几本全国小有名气的文学期刊评的新人新作奖。一时间意气风发，踌躇满怀，以为毕业后进不了作协，最次也到晚报编副刊。虽然我念的是师大，但每年中文系的毕业生真正分到中学的只有一半，另一半不是进新闻出版单位就是进政府机关。大四时，母亲弄了两整箱五粮液让我给系上领导送礼，我暗自认为多此一举，结果十二瓶价值不菲的美酒全倒进我和我那群狐朋狗友的胃里。所以，当我拿到去市教育局的派遣书时，如遭当头一棒，尽管我对社会了解不深，但还是清楚中学教师是贫穷、没地位的职业，而且一入校门深如海，教育部门的政策是只能进不能出。一时间，只觉得天地昏暗、前途渺茫。
不过多想也无益，有句广告词叫“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鲤鱼也有跳龙门的时候，教师这条道，我未必就一直走到黑。正午刚过，停下来，一股又饥又渴的感觉不可遏止地涌上来，我想还是赶紧办完报到手续，回家填饱肚子打湿喉咙再说。也许是放暑假的缘故，校园里静悄悄未逢见一个人，我昏头胀脑绕了一大圈才在教学楼后找到三层楼的行政楼。这是一座新竣工不久的建筑，走进楼道里还嗅得到一股水泥灰浆的呛鼻味。我一口气不停跑上三楼，一头闯进校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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