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大公王”的大公报主笔王芸生，一生笔耕不辍，从事新闻工作四十余年，他的名字甚至与中国近现代新闻史都是不可分的。他历任天津《商报》主笔，天津《大公报》编辑、编辑主任，《大公报》渝馆、总馆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代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公报》社长、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

然而，这样一位“报界”巨人，却有着不一样的童年，曾经为了上学，而不得不在茶馆当学徒。

出身贫寒，酷爱读书

王芸生1901年出生于天津静海西头佟家楼南运河北岸的贫民区，由于家境贫寒，他从小身体孱弱。五六岁的时候，王芸生看到别人读书写字，很是羡慕，于是央求母亲，希望能够读书。王芸生的一个同族的伯父开了一间私塾，开馆授课，以严厉著称。最终，王芸生得到族伯的许可，进入该私塾读书。王芸生的父亲给他取了个官名叫做“德鹏”。

这位族伯教书认真，却从不顾及教学方法。学生稍有不慎，就会被族伯抽打。当时的王芸生身体弱小，甚至要人抱上板凳，才能够得着桌面。王芸生上学第一天，就挨了打。因为族伯要大家写字，而王芸生对着桌上的纸笔，抄起来就准备写，却被族伯用藤条从背后狠狠地抽了几下。原来写字要用右手，而王芸生用了左手。不久，这位族伯去世，王芸生只好辍学回家。

王芸生天生好学，人又聪明，很多东西一学就会。母亲见他求学心切，就省吃俭用，把他送到了新开的一家专门给儿童启蒙的私塾，当时叫做蒙馆。这位蒙馆的先生姓陈，仍然以严厉著称，与王芸生的族伯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陈先生有一个绰号叫做“陈扒皮”。王芸生在蒙馆求学，非常勤奋，早出晚归，陈先生教授的四书五经，他读一遍就能背诵。而且无论是对联、算盘还是唐诗宋词，王芸生都能很快学会。因此，他受到同学们的赞扬，而以严厉著称的陈先生，竟然没有一次打过王芸生。不久之后，陈先生对王芸生说：“你学得又快又好！我已经没有什么好教你的。”于是，他就离开了蒙馆。

茶馆学徒，热衷读报

王芸生原本希望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就读，但是没有钱，也只好暂时断了读书的念头。为了补贴家用，在一位邻居的帮助下，王芸生到了天津东浮桥头的一家茶馆里当学徒。学徒很辛苦，不仅要在店里面打杂，包茶叶、冲茶水，甚至在后堂要伺候掌柜的一家生活起居。尽管这样，王芸生仍然坚持在干完活儿之后，看书写字。

后来，王芸生发现当时的《白话午报》和《益世报》里面有很多新鲜的信息。于是一边干活，一边读这些报纸。他在旁边的报栏里，把副刊和政论的内容剪出来，保存起来，经常拿出来看。后来竟然收集了一大本。时间长了，王芸生发现，这报纸上写的东西也不过如此，自己也能写。于是模仿着报纸上的口气，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做《新新年致旧新年书》，用调侃的笔法，讽刺大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段祺瑞。稿子投到《益世报》，不到三天，竟然刊发出来。王芸生异常兴奋，这是他第一次给报社投稿啊。

这给王芸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觉得靠投稿能赚大钱，于是干脆辞了工作，天天在家写稿，可是基本上都石沉大海。他的南开梦，又一次远离了。

洋行学徒，苦练英文

王芸生的哥哥在一位洋行经理家里当厨师，于是就托人找关系，介绍王芸生在“中国北方木行”当学徒。在这所买办开设的洋行里，王芸生每天下班之后，都要去阅览室阅读报纸杂志，在这个阅览室里，他学到了相当多有益的知识。之后他又发现，洋行里很多文书来往，用的都是英文，他完全看不懂。于是王芸生暗下决心，一定要学会英文。

正在此时，上海《申报》刊登出商务印书馆英文函授学校招生的广告，王芸生盘算了一下，所有费用需要四十多元，这对于一个学徒来说，根本就是天文数字。他大胆地向木行的老板求助，希望能够获取资助，学习英文。原本没有抱希望的王芸生，却发现幸运之神眷顾了他，木行老板对这个勤奋好学的学徒非常看好，借给他四十元钱，让他学习英文。

经过一番苦学，王芸生已经能够简单阅读英文刊物了，但是新的难题来了，英文怎么发音呢？学到的哑巴英语怎么跟人交流呢？A,B,C，王芸生读成“爱，皮，西”，还闹过很多笑话。万般无奈之下，王芸生只能又交学费，参加各种英语培训学校，总算过了发音关。

经过一番苦读，王芸生已经能够应付相当的业务了，翻译人员忙不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能帮着翻译文件了。不久，他又报名参加英文打字班，经过勤学苦练，王芸生已经完全能够独立处理英文文牍事务，成为了一名正式员工，每月能够领到三十多元的薪水。这对于一个从贫民窟来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