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头版头条刊登的这则《本报紧缩发行启事》称：“近年物价不断上涨，本报业务经营，久感困难。入春以来，产地纸价较之去年腾涨二倍以上，水陆运费亦复称是，而油墨器材等等，价格近亦日见腾贵……”他们决定立刻停止扩大订户和减少分销点，以遏止亏损。
　　谁听过一家媒体对读者有这样的恳求：
       (一)将阅过之报转赠亲友阅读
       (二)迄今为止单独订阅者，在可能情况下约集若干人联合订阅

 

　　《大公报》是中国读者信赖的报纸，正因为信赖，战争中它每转移一地，都在当地迅速扩大了发行。武汉版，53000份；桂林版，35000份；重庆版，近10万份！
　　这种影响，是用生命打拼出来的。撤离武汉时，《大公报》发表休刊声明：“我们的报，在津在沪，经多年经营，有相当基础。但自经暴敌进攻，我们的事业财产，已大抵随国权俱沦。所以在汉出版，实际就是几个人，此外毫无所有。而这些人可能贡献国家者，只是几支笔与几条命……”撤离桂林时，已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几十位坚持到最后的职工，背负行李，在黔桂交界的大山里徒步前进。在重庆，报馆被敌机炸毁，他们把印刷机搬进山洞，坚持出报不止。

　　它的困难，还在于它的“独身主义”。六十年后我检索到的旧《大公报》，其印刷质量不仅远较沪、港为差，也不如同在重庆的《中央日报》。报社很难足数得到政府配给的“洋报纸”(白桶纸)，不得不求于高价黑市；以至派人到乡间收购手工制纸。抗战八年，外汇不断跳跃，国币贬值，生活指数月月增高。但《大公报》没有向人伸手；最困难的关口，两次婉拒和各报一起申请由政府担保的国家银行贷款，因为报社的原则是“向不接受或参加任何方面资助”。
　　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续办《大公报》时，吴鼎昌曾说：“一般的报馆办不好，主要因为资金不足，滥拉政治关系，拿津贴，政局一有波动，报就垮了。”他计划拿5万元开一个报馆，准备赔光完事，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
　　
    它心甘情愿选择的困境，也正是它受读者厚爱的缘由。但到1945年，热爱《大公报》的读者已经对它的纸张和印刷质量忍无可忍，纷纷投书批评。因而这则紧缩发行启事，更是对读者的一份致歉信。
　　“愿向爱读诸君声明：……近月各地读者常因纸张太薄，印刷不清，惠赐督教，雅意殷拳，弥增感愧，但为事实所限，急切实难满足一般要求，除就现状尽最大可能在印刷技术上力图改进外，敬特披沥事实，至乞读者鉴谅。”
　　“爱读诸君”，“爱读诸君”！
   60年前《大公报》用的这个字眼，令想办严肃报纸的传媒晚辈，歆羡又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