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部单年度诗人作品选《中国诗歌1970》征订启事及目录

    《中国诗歌1970》将于2011年8月由黄河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由许烟华、高雷主编，收录了出生于1970年的南泉、老君、鲁川、陈颉、平林、魏克、旻旻、阿翔、马也、王晓振、邱绪胜、段家永、讴阳北方、可风、傅菲、林新荣、牛耕、许烟华、九荒、金所军、高雷、梨乡阿军、蜀东泊客、见君、琪轩、刘树明、杨勇、马萧萧、陈宗华、忘川、梦天岚、王九城、孙嘉镭、韩玉光、李铁峰、秦舟、黄蜂、尹波、朱佳发、高文、黄土路、程东斌、利子、宫雷、凭栏、蒙建华、晴朗李寒、远人、舒中、丑乙、朱建霞、谢荣胜、唐力、李寂荡、唐河、云帆、吕游、仲彦、曹东等59位诗人的诗歌作品，较为全面地展示中国诗坛1970年度出生的诗人及其作品，是中国第一部单年度诗人作品集。同时推出《中国诗歌1970》(山东卷)，收录了牛耕、许烟华、高雷、忘川、高文、宫雷、舒中七位山东诗人的诗作。刘波、房伟两位文学博士分别为两本书撰写总评。该书内容充实、装祯精美，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刘波：因诗缘和同龄而相聚的幸运

——论1970年出生的诗人

一

    70后诗人，这一按代际划分的命名法则，早已在文学界深入人心，而且这样的命名，似乎也已约定俗成，并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文学史。这是70后诗人即将“修成正果”的一个体现，不管这一代诗人是否已成为当下诗歌创作的主要力量，他们的陆续登台和亮相，以及持续性的写作，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此，大量专题研究文章和专著的问世，为这一代诗人立足于当下并进入文学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和巩固作用。

    现在，乐于为诗歌做事情的一批人，完成了这样的一件更为细化的事情：从70后诗人中，将1970年出生的中国诗人单列出来，并把他们的代表性作品集合在了一起，出版一本诗歌专集，这个创意，堪称新颖。1970年出生的诗人，应该是70后群体中年龄最大的一批，他们作为这一代际诗人群体里的“前辈”，始终坚守在世纪之交的诗歌现场，亲历并见证了70后诗人的成长与成熟，由此，他们已经成为了当代诗歌史的一部分。当我们集中阅读1970年出生的中国诗人的作品，也能看到这一年出生的诗人，他们的创作风格到底有哪些因年龄关系趋于相似，我们还能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同龄诗人的整体创作面貌，由这一方面来看，此举当属意义非凡。

    以前，我总是零散地在诗歌刊物和选本上看他们的作品，也没有特别注意他们都出生在同一年，但当他们被集中到一起时，其诗歌创作给人的感觉，很整齐，也很纯粹，有着我们所熟悉的青春、怀旧情调和存在主义气质。虽然1970年出生的中国诗人，可能还会更多，但这次的集中展示，基本上是这一群体里的优秀者和精英，他们的创作虽各有千秋，但总体风格趋于平和、稳重。他们有着60年代出生诗人的自由和野性气质，同时更兼具70后诗人的理性与现实感，懂得技艺的重要。所以，他们的精神与写作，对后来更年轻的70后乃至80后诗人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会很微妙，以至于我们不去注意都感觉不到，但他们那种潜移默化的双向传承，是不可忽视的。

    除开个别诗人奉行“生活在别处”的前卫精神之外，1970年出生的诗人中，大多数都不是走的先锋之路，而是以朴实的情感来书写人与世界的相遇，来表达人生和往事，记忆与救赎。他们没有组织什么社团和流派，也不玩概念和符号写作，就是本着一颗对诗歌的虔诚之心，去敬畏语言，去守护信仰，去将诗歌当作内心的宗教。他们大都有自己的专职工作，写诗，出于兴趣爱好，可能纯属业余，但或许正是这种业余现状，让他们与诗坛保持了距离，而没有过多的沉潜其中，因此对其看得更清楚、明析，更能以一种民间立场切入写作的核心。

    很多出道较早的70后诗人，后来因各种原因，不少人放弃了写作，消失于诗坛。而还能坚守在现场的，似乎殊为不易，如用高标准来要求他们的写作，就显得有些过分了。然而，如果说我们仅认为诗歌是少数人的文学，本就该是一种边缘化的状态，那么对于一些70后诗人保持写的态势，则仅仅只是一种低端要求。也即是说，他们不应只是满足于“还在写”这样一种简单的状态，而是应该思考如何写得更好。

    当然，也的确如此，70后诗人现在已成了当下诗歌写作的中坚力量，尽管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但这一事实，已不容置疑。70后诗人的经典化虽然因网络影响和文学环境的变化，而被长期延迟、耽搁，但这都不能阻挡70后诗人向越来越高深的境界迈进。尤其是对于1970年出生的这一批诗人来说，他们中的有些诗人仍然在发力，在探索，像晴朗李寒、阿翔、杨勇、远人、唐力、曹东等，他们拓展视野，打开境界，追求力量，在语言创新之外，更是将笔触伸到更广的社会领域，切入时代脉搏，关心民生疾苦，不管是揭露体制的黑洞，还是控诉底层的悲苦，他们都有着一种批判，一份承担。到了这一阶段，他们不再是完全靠激情与灵感写作，而是凭借经验、毅力和耐性下笔。当时代感和思想深度自觉地开始渗透到他们的诗歌创作中时，抒情的趣味，叙事的智慧，都相应地变得简约。尤其是越过了青年时期的文字游戏阶段，对于诗歌，他们都知晓如何秉持一份创造信念和使命意识，去拒绝喧嚣，去超越自我，去启蒙大众。

二

    这些诗人都已到了不惑之年，虽然他们中很多人的写作，还没达到那种“云淡风轻”的境界，但至少也开始获得理性的深度。同时，到了这一人生阶段，不仅生活的激情开始走向淡定，而且在写作上也在做减法了。以前是往身上背负更多的东西，包括知识、经验、欲望和动力，而现在，他们则在写作中往下卸重负了，那是一种发泄，但更多的还是一种释放。当很多的生活经验，在人生历练中酝酿成熟了之后，它们总要通过一种渠道来解决，来转化成自我的精神食粮，来为它们找到合适的载体。

    像魏克的作品，大都写于新世纪初期，一首《红色词语》甚至写于1998年，20多岁的诗人，当年已有了怀旧的动向，那些红色词语的罗列，本身就已表明了诗人的独立姿态；那种反讽、苍凉，红色年代的记忆，都不再属于当下，但总会在一种公共化的书写中，突显出个人的性情与风尚。我们再看看魏克所写的一些句子：“我感到路面如此坚硬/像是对我的一种驱逐”，“在我离开它的瞬间  它已坍塌/如同一个孤独的人倒在自己的内心”（《缺少了魏克的行走》）；还有他在思索瞬间的困惑与追问：“我的一生都在床上翻滚着/我在寻找一个睡眠的姿态/我能否真正地/栖息到我自己的身上”（《床上的波涛》）我欣喜于读到那样一些令我意想不到的句子，也震惊于感知那些带着诗人失败感的书写，它不是压抑，也不是悲愤，而就是那生活瞬间的感伤，总是能在不经意间打动你，触及你灵魂深处的隐秘情感。

    我无意于在这批诗人身上寻找共性，而是恰恰希望从他们的作品中，领略到每个人的创造个性与风雅人生。其实，他们也在写作中寻找各自的位置，定位自己的话语风度。比如一直坚持探索的阿翔，他的“拟诗记”系列组诗，就总是给人一种新鲜感，那种词语间非常规的奇特组合，超现实的意象排列，能呈现一种出其不意的阅读效果。其令人惊喜的活力之美，源于他丰富的想象力，那种想像并非肆无忌惮的天马行空，而是让它的语言富有生命感觉，带着野性的魅力与狂欢色彩。而杨勇写给爱伦·坡、雷蒙德·卡佛和博尔赫斯西方三位文学大师的诗作，的确能见出他的阅读与思考的广度和深度，或许，这就是他的诗歌密码，能指引我们通向诗歌的神秘之境，这种神秘，不限于玄学知识的堆砌，而在于创造文明的美感。

我等不到了。小说和诗歌不是我的。烟和酒

才是我的鬼。如今，我已走进深蓝的水域。

有那么多小丑。他们起立，脱帽致敬。他们

只是一些窗口。顺着他们的眼睛，走进去。

那里，一座小教堂。我进入了自己的深渊。

——杨勇《无望之乡——献给雷蒙德·卡佛》

    这是诗人与极简主义大师之间的心灵对话，我们从中可能找不到多少实用的信息，但渗透在字里行间的圣洁、神秘感，早已将诗歌的基调定下来了：不管是人生的困境，还是被精神主宰的生活，都有它值得铭记的经验，诗人愿意为这些瞬间的经验，留下永恒的记录。秦舟的作品，因为涉及国际争端和世界政治格局，给人一种坚硬的力量感。他的诗歌能让我们看到一种雄性的霸气，当一个人远离了那些卿卿我我和小情小调，让词语重新回到政治书写中时，个人小情感的美学，很快即可能转变为公共大视野的思想，这样的政治经验，如何进入文学，怎样嫁接于诗歌，很多人担心流于口号入诗，而无法面对这一层面的建构与书写，大都放弃，但是秦舟愿意来做这样的尝试，因此，他这方面的诗歌更值得期待。

    黄土路的诗歌，一部分偏向于古典主题，他将笔触伸向传统文化，写黄帝，也写春秋郑王，诗人没有以惯常凭吊古人的方式塑造他的帝王之象，而是用还原当时场景的形式，重叙了一场场关于历史的私语。他写作的另一部分主题，则是指向了当下的现实，比如写一场被精确计算的车祸（《车祸》），以罗列的方式写老人的生活（《村庄里的三个老人》），写草吃牛的幻境（《草儿把它整个儿吃了》），虽然这些事件都很日常，但在诗人的笔下却幻化出了很多富有细节美的景观，从而留给我们更多想像的空间。

    当然，还有孙嘉镭、陈颉、朱家发、蒙建华、尹波、王九城、九荒、高文、王晓振、李铁锋、金所军、忘川、唐河、陈宗华、蜀东泊客、梨乡阿军、刘树明、黄蜂、谢荣胜等诗人，他们都有各自独特的情感气场和精神维度，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诗歌写作上也都在用力，或对人生作温润的理解，或守护自然世界的出路，或对人之存在的真相进行探查，这一方面是为诗歌史留下这一代人的气味，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自觉的考虑，去为虚空的现实找到诗意审视的载体，同时，也为人的生命世界寻找它得以存在的价值。

三

    介入现实与社会，作时代的传声筒，体现出了相当一批70后诗人的使命感和理想主义精神，它比那些绚烂的浪漫主义书写更瓷实，也更具深度。他们以自己的现实遭遇和生活体验，来对接公共社会的价值体系，或求自由，或为尊严，或与其作短兵相接的碰撞，或对之作批判的抗争。1970年出生的不少诗人，就是在自己的写作中保持了一个公民的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感，他们不逃避，不虚饰，因此，他们的诗歌也就相应地普遍带有悲剧性和力量感。

    晴朗李寒的诗歌，近几年有了异常明显的变化，其写作在朝向尘世扎根，不过于飘浮，不刻意雕饰，那是从诗人心底流露出的真实之辞。在近期诗歌中，他钟情于反思自我，即便有挣扎的困惑，也可见出诗人见识的宽广。“我是尘世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回避的。/我的骨头，应和了天气，/我的皮肤上有盐，/我的体内肯定有一片大海。/尘世苍茫，对岁月渐渐消除了恐惧，/老年也变得令人向往。/你看，我说话不再迂回曲折，/走路开始有些蹒跚，/为了与左侧这颗心保持平衡，/我的身体，开始微微右倾。”（《尘世》）这是一首有关“尘世”之诗，人在尘世的渺小，却用语言的方式来放大，这本不是此诗的独特之处，但诗人以触及尘世的质感，来回应生活的艰辛与不易，确又给人一种精神之妙。这样的诗作，既富有现实感，又深具思想性，这正是像晴朗李寒这一年龄段的诗人所应该思考的写作路径，尖锐而非幽怨，在保持尊严中追求力量。

    远人在《20章短札》中开篇即言：“进入今天，我不再做加法/我将减去一切，直到把自己/减成我希望的样子”，这不是格言，也并非警句，而就是诗人在面对语言和人生时最平常的感受，他将这种感受以诗意的方式呈现出来，其传达给我们的，就不仅仅是信息了，而是一种告别平庸的人生体验。除此之外，诗人还书写了很多精彩的段落：“我扔出一块石头/我以为把它扔出了很远/但是没有，它还是落在/这片极广阔的地上/就像我的命运，它也从来/没有把我扔出很远”；“在地球的脸上/我们尽可能雕刻我们的生活/现在，我们雕出了一部分/剩余的部分，将成为答案”。读着这样的句子，的确让人有一种通达之感，情感的极致处，诗人就是在创造思想。这是他在人世的精心思考，同时，这种思考又见证了一个时代中人为了自由而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唐力作为抒情歌者，他以悲情的方式来书写地震时的死亡现场，那是需要一颗悲悯而又不乏坚韧之意的心灵的。“一条裂缝，带来伤口/伤口之间：是死亡、是痛苦、是灾难/时间，既不流动/它也不会逝去/记忆，无法复原，也无法遗忘//时间，携带伤口而来/在时间之外，我们携带生命而来/‘我们仍然，携带道路而来’”（《时间之伤》）唐力在诗中没有赋予一个公共事件过多的集体色彩，而是以个人的角度切入一场关于死亡的灾难，他在其中找到了使精神沉于地基的重力，那使人向下的力量，不是整体的、数字化的灾难，而是一个个死亡身体的叠加，它也正是诗意在悲愤中得以彰显的精神指向。而李寂荡的诗歌，出于诗之本质的有感而发，其所写的作品，是在以观察和记录的方式，表达感受，解析人生。那首《隔壁邻居》，诗人以小说家的精确叙事，书写了一场令其不安和愧疚的死亡，突显出了人与人之间因冷漠和无情而造成的隔阂，因隔阂而引起的孤独和凄凉。读完诗作后，我只是感觉我们越来越缺乏一种敞开的心思了，这种考验人的隔膜，当令我们反思自身，因为人之间的相处一旦没有了信任与温暖，疼痛感就将会一直延续下去。李寂荡的其他诗作，也以大气开阔之意，给我们带来很具体的精神准则，它们既不是纯粹哲学的议论，又非情感故事的模仿叙写，而是他总能在日常小感触中升华主旨，最后达成超越之感，像《铁炉子》、《每一次》，莫不如此。

    曹东的诗作，内敛而富力量，他懂得在该隐忍处节制自己的情感，且有着独特的人文情怀，而不像很多诗人不知道精炼，只是在放纵里夸张，乃至滥情。他那首并不长的《许多灯》，写出了诗人自我内省的确证：“许多灯，在我身体的房间/亮着。我轻轻走动/它们就摇晃/影子松软，啮咬一些痛觉/我上班下班，挤公交车/陪领导笑谈。十年了/竟无人发现/只在一人时，我才小心地打开/并一一清点，哪些灯已经熄灭”。这是一首以轻带重、以静制动的诗作，情感平和优雅而非波澜起伏，书写生动细腻而非粗鄙敷衍，是诗人经过生活磨砺之后的精神反诌，其中有省思，也有对自我的重新认知。

    在这些诗人的作品中，我们经常能发现一种深深的脆弱感、无力感乃至失败感，他们写灵魂的萎缩，写道德的丧失，写伦理的冲突，写人生虚无背后强大的现实感召力，这样的清醒，是他们批判力的体现，也是他们有着良知追问的担当情怀所致。我们当下正需要这样的书写，它们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语言之美，还有启蒙之意，更有深层次的社会同情和自我净化的力量。

四

    这一批1970年出生的诗人，大都在各自的语言地图上找到了自己准确的定位，或记录一段成长的历程，或备份一幅人生的画卷，或让一段感伤的岁月不至于流失，或在现实与浪漫之间寻找心的平衡点。也即是说，他们在各自语言之旅中与往事重逢，在恢复汉语言的记忆中写出了精彩的人生。有的诗人平实饱满，像宫雷早期的诗歌，在意象纷繁中明心见性；有的诗人宁静安详，像舒中的创作，有一种宗教般的性灵之美。有的诗人开阔大气，以个人视角对话公共生活，以理想主义精神，去消解那在日常生活中一地鸡毛式的尴尬。

    南泉的诗歌注重自然意象的组合，像梅花、秋天和景象等，都是诗人乐于捕捉的场景，他以此消解那种空想玄谈的诗歌美学，从而还原诗歌最本质的自然抒情。鲁川虽然也以自然意象入诗，但他在其中渗透进了更多超现实的虚构成分，因此显得深沉、跳跃乃至荒凉，有一种隐忍的悲剧感。马也笔下的自然之物，真正让人感觉有一种诗的味道，他拒绝那种四平八稳的表达，而钟情于对物作智性的处理，因此富有自然的灵气。旻旻的《死神》，写下了诗人冥想的心事和断片，它们接续上了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同时，我们也能从这样的书写中获得通向诗人灵魂的密码。邱绪胜的诗歌，透着一股侠义之气，像《名刀》、《桃花劫》等，诗人下笔干脆、简练，以一种敏锐的眼光去审视过往的历史世界。高雷的诗歌大气，其书写神采飞扬，像《小合唱》、《冷，清秋或火焰》等，融丰富想像于生命体验之中，有血有肉，至情至性，显出了一种勃勃的生机。

    而许烟华的一首《止于今天的私人史》，既写了屈辱，也写了尊严，既有一种掷地有声的力量感，又不乏个性价值的锋芒，从而避免了这种写作所惯有的庸俗和贫乏。见君的诗作，像《你的水》、《你和我的》、《购买》等，的确让人眼前一亮，那种味道，你一时难以说清，但是诗中的某些细节总能深深地抓住你，不是被动的诱惑，也非主动的迷恋，而是诗人的一种感性与理性交融的态度，让我们能感知到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能达到的精神边界。

    这一群1970年出生的诗人中，有些的确在现实中遭遇了空虚和茫然，所以，他们的写作中既有灵魂的冲突，也有伦理的矛盾，但这样的冲突与矛盾，终究还是以互动的方式参与了各自人生历程的诗性重塑。像段家永就在《人到中年》中写出了一代人的中年心境，“进入中年/天气开始凉了/早餐时打破一只旧碗/青春流了一地/蛋黄和蛋白搅在一起/像一笔糊涂的爱”，一个人的行为，影射出了一代人慨叹青春流逝的精神形态。而凭栏更以《苍穹之下》，写出了人生的广袤和苍茫之感，那是时空之变给人带来的孤独，也因此给人生和写作营造了一种特殊的静寂氛围。吕游的诗歌，如同对邻家人的诉说，亲切、务实，让人产生无缘由的信任感，尤其是那种时时造访自我的人生感悟，更为其诗增添几分散淡流畅之美。有些女诗人除了自白之外，还有的则是以呐喊气质，表现一种具有独特诗美的文化人生，像欧阳北方、利子等，都在这样的创作中越发深邃、沉实。

    除了那些对人生有着感同身受之领悟的写作之外，还有更多的诗人正在努力形成自己的风格，平林细腻独白，牛耕的生活感悟，仲彦的乡野之趣，唐河的丰沛抒情，马萧萧的开阔想像，云帆的从容之感，可风的乐观昂扬，梦天岚的直白其心等，都可圈可点。朱建霞以精湛的语言技巧唤醒了那些几近沉睡的意象，从而创造出另一番高远的诗境；丑乙用语言传递诗歌的神话，以期达到一种呈现诸多可能性的境界。他们都无法再像年轻诗人那样被激情所裹挟，而是越来越愿意去营造一种轻逸、暧昧、迷离的氛围，从而在理性中显出另一种自觉的创新意识，我一般将这样的状态称之为知性写作，而真正的知性虽说看似简单，实践起来，其实并非易事。

    我始终觉得，一个人的写作，尤其是诗人，不是说他们在年轻时就已经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我们往往也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中国诗人，认为他们一旦过了青年时代，激情丧失，创造力下降、匮乏，乃至江郎才尽，但我觉得这种观念并非适用于所有的中国诗人。如果我们以一种发展的眼光，来重新认识并鼓励中国诗人发掘自己的持续性创造力，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自信力提升的途径。1970年出生的这批诗人，他们中很多人的写作并没有完全定型，还有创新的潜能和旺盛的创造力，而怎样去把握这种能力，将其转化为对人心世界的创造性书写，这是他们突破自我封闭和碎片化写作的有效方式。尤其是诗歌中的历史感与思想性，仍是他们需要努力的方向，这也是他们的诗歌写作能持续并立足于当下，以此获得永恒性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作者简介：刘波，男，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在《芙蓉》、《山花》、《青年文学》、《文艺争鸣》、《文艺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等刊发表评论文章四十余篇。于“诗生活”网开有评论家专栏，《诗选刊》杂志“诗观察”栏目特约主持人，《中国新诗年鉴》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