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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椅上的罗斯福与小女儿埃奥特

美国第三十二届总统罗斯福和他的妻子巴布斯的婚姻并非是和谐美满的。他们的大半生在法律上虽然维持着夫妻关系，但没有享有实质性的夫妻生活。他们的女儿埃奥特·罗斯福在回忆她父亲逝世的情景时这样写道：

静静地伫立着，号声在肃穆的空中回旋。我看了母亲一眼，她脸上那严峻、愤怒的线条不见了，表情是安详镇定的，目光明晰，直盯着墓后花岗岩墓碑上的铭文。这是1945年4月15日，我的父亲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被安葬在纽约海德公园的玫瑰园中。

我为母亲而担忧，最近几天所发生的事情对她的压力实太大。首先，是我父亲在佐治亚州温泉的逝世。一段时间以来虽然他的病情很明显，但母亲仍然感到意外。其次，当她到达温泉时，发现了另一件使她不安的事情。她了解到露西·默塞尔·拉瑟福德在我父亲逝世时曾守候在他的床边，而她却以为这个旧日的情敌早在27年前就已经从她丈夫的和她自己的生活中被除去了。

不少人写过关于我父母婚后生活出现的问题与纠葛。我记得在我7岁时，第一次注意到事情有些不对头。每天晚间吃饭前，妈妈总上楼来听我们祈祷。我记得有几次她把头靠在我忧头上，眼泪直淌。我伸手轻轻擦去她的泪水，问道“出了什么事?”她总是摇摇头，擦掉眼泪说“没什么，亲爱的，我不过是害怕下楼去招待客人。”

几年以后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使她不愉快的事情。我11岁时我的姐姐安娜把父亲和另一位女士一一露西·默塞尔之间的隐私告诉丁我。似乎是在夏季，当妈妈带着孩子们到加拿大坎贝尔度夏时，父亲发生了不忠实于她的行为。妈妈是从父亲由于疏忽而没有保存好的信件中发现了这件事的。她的心破碎了。当她还是一位并不漂亮、而且羞涩难当的少女时，就爱上了这个精神抖擞的堂兄弟。除此以外，在我母亲的生活里再也没有过别的男子。婚后，我父亲就成了她的一切。但是现在，她要求离婚。我父亲也同样心烦意乱，但并无意为这位同他秘密来往的年轻女郎使家庭破裂。此外露西·默塞尔是位天主教徒，没有教会的同意就不能离婚。她的母亲当时正帮着维持家庭生计，她也决不同意离婚。然而母亲长时间地坚持离婚，最后终于达到了一项妥协办法，就是他们还维持夫妇关系，这对于他的事业、对于他们的孩子都是最为有利的，但是要约法两章:父亲决不再见那个女人；母亲另辟卧室，今后在他们的爱情中没有性关系。

这种安排似乎有成效。作为孩子，我们感受到家庭的爱.父亲患脊髓灰质炎时，母亲支持他渡过了难关。当他入主白宫时，母亲数百次作为父亲的耳目在国内旅行。自从父亲1918年作了结束那桩事情的诺言，母亲始终相信他。然而现在，在他逝世后，她所了解到的一切使她为之心碎。不仅那种关系一直存在，而且很显然，甚至家里和她关系最精切的人都串通一气，对她瞒着这件事。父亲的堂姊妹波利知道这件事。总统秘书格雷斯·塔利也知道这件事。母亲怒不可遏，责骂了她们(虽然她很快原谅塔利，不能要求她把对自己的上司的忠实延及他的夫人。不过三年以后她才原谅了波利)

她被自己的女儿深深伤害了。对安娜严加盘问了半小时后，妈妈得知，在她外出、安娜在白宫充当女主人时，拉瑟福德夫人是非正式家庭晚餐的常客。母亲还了解到总统专列在途经南卡罗来纳州或新泽西州时不时会停一阵，让总统去拜访家在那里的拉瑟福德夫人。

不仅是丈夫的这第二个背叛，还有自己的孩子们和亲友们的背叛，给了她很大打击，使她感到蒙受了耻辱。在安排葬礼的最后48个小时中，她不知道该怎样思考，不知道谁还可以信任。在我面前她也显示出怨恨和迷惑不解的神情。但是现在我看着她同安娜和我站在墓前，她那冰冷淡漠的表情缓和了，她的愤怒似乎平息了一些，我想一定要问问她，在哪一瞬间安宁又回到了她的心中。几天以后的一个晚间，我们单独坐在炉火前。我轻轻地问。“妈，这些日子您似乎平静多了。妈，您现在考虑好今后要怎样生活了吗? ”她的回答极为坦荡：“那当然，埃奥特，我已经完全想好了现在我必须做什么。” 她接着说到父亲想要完成但尚未完成的许多任务：他没能享受到即将在欧洲赢得胜利的喜悦；他没有活着看到日本帝国行将垮台的那一天；他的一个伟大目标——建立联合国的向题，依然悬而未决。她希望他所设想的组织终将成为现实。她觉得她的声音能够把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宗旨向人民传播。她计划利用她的文章和演说进行这一工作，并且认为利用无线电会成为他进行工作的另一有效途径。她计划在国内外做广泛的旅行，她的计划是雄心勃勃的，声调是乐观的。

我母亲往下谈到的并不是我父亲对她的长期不忠给她的打击，而是在他身后的最初日子里，她必须处理的其它紧急问题。她告诉我，在灵枢从温泉运到白宫东厅以后，与苏联大使之间发生的一次很糟糕的外交事件。苏联大使要求为他的随从和他自己个别开。母亲不同意，大使坚持要开，声明斯大林元帅要求检验。母亲拒绝开槽的理由是，父亲的脑溢血已经大大改变了他的脸面，实际上是不可能辨认的。这位大使提出了最后的要求，声明斯大林要求确定罗斯福不是被毒死的，这不是杀害总统和斯大林本人的阴谋的一部分。这使母亲心烦意乱到了极点，但她仍然拒绝开棺。

接着她告诉我，她在护送遗体从华盛顿到海德公园的火车上时的心情。她在专列的最后一节车厢里父亲的内阁成员和国会领袖在前面一节车厢里，杜鲁门总统在第三节车厢里。父亲的密友一个接一个地到后面来和母亲谈话。杜鲁门总统今后打算依赖哪些人共议大事这个问题已开始露头。母亲越来越却为此焦虑、不安。她感到杜鲁门正选择二流人物承担这一任务，而不是父亲和她感到最能胜任的人。情况越来越明显，杜鲁口将按自己的意旨行事。

令人吃惊的是，她仅仅对露西·默塞尔的事一带而过。她确实说起，她思前想后不那么生安娜的气了，她不再为那件事而怨恨，那件事已在完全被遗忘了，而且并不重要。

“但是妈妈，什么东西使您得以自我排解的呢?”她回答说，她知道父亲设计了他自己的墓碑。当她站在墓碑旁看着碑上的铭文时，展现在她眼前的只有他们两个写在一起的名字。父亲一直在爱着、关心着她，把她看作妻子，不仅今注今世而且永世无穷。他希望她死后将埋葬在他的身劳。他懂得她们作为伴侣共同工作了40余年。他和她的理想完全一致，他们两人荣辱与共；当然他们也偶有不和，但是碑上的铭文说出了一切。她几乎能听到他的呼唤“巴布斯，我爱你。继续我们的工作吧，当你疲倦时，我们又会在一起了。

母亲在1962年11月7日逝世埋葬在她丈夫的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