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最愿意过春节，有好东西吃，有新衣穿。

    春节来临的标志是父亲在书房写春联，印象最深的是，他常写：“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这是治家格言，上联还恰好是家族中男性命名的辈份排列，我虽属于“厚”字辈，却没有按“厚”命名的荣幸。

    父亲三十多岁时就已长髯齐胸，他秉烛夜读时，不像小说中的美髯公关云长那样读兵书，而是读《尔雅》、《伤寒论》和带插图的《本草纲目》等。用现在的话说，这都是父亲的“专业”书。

    喜欢看闲书（当时对“小说”的通称）的是母亲，她幼年读过私塾，做姑娘时手不释卷，爱文言的《聊斋志异》，更爱白话的《红楼梦》。她那开银号的祖父以“体弱”为由，将她娇惯闺中至二十三岁才忍痛让“出阁”。诸般嫁妝齐全后，曾外祖又让人专门制作一个大楸木书箱，分成两格，将诗词小说尽排其内。

    母亲进了清贫的名医之家，诗词歌赋变柴米油盐，在娘家“油瓶倒了不扶”的三小姐变成婆家轮班下厨做饭的三儿媳。有了夫君子女，却丢了读书雅兴。但母亲恪信世上“唯有读书高”，无论男女，孩子都要在六岁前入学读书。

    1946年该三哥入小学，一年前他曾被父亲送私塾读书，知道挨板子的滋味，死活不肯上学。我向来是三哥的随从，大大咧咧地说：“猫”（三哥绰号）怕什么？我跟你一块儿去！母亲大喜。于是四岁的我开始如此“上学”：牵着三哥的手进教室坐第一排，老师点名，我是“编外”人员，不在名册，但点谁我也随意喊“到”，点完名上课，头堂语文课是：“天亮了，弟弟妹妹快起床”。我一听，真不像话！“勇敢地”陪“猫”上学，原来不过是学母亲每天都说的话！立即烦了，站起来说：“放——学——了！”老师自然不管，我背起书包出门，直奔对面的油饼铺，掌柜的边笑边点着我的乳名问“放学了？”马上切一片饼递过来（自然记在父亲账上）……不久，三哥跟一帮男孩结了团伙，我也结束了短暂“陪读”岁月，我之“上学”却成为街谈巷议的笑料。

    两年后我正式上学时，小学已从我家隔壁搬到三条街外。我的书包是三哥用旧的，很小，恰好放得下语文、算术两本书，外加一个小石板，写字算题都用它。那时小学放学早，家庭作业也极少。上午十点过后，满街是疯跑的顽童。乱闹乱跑乱瞧之中，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我发现了益都县图书馆：路边三间门面，十几个书架插满“闲书”，还有个摆“小人书”即连坏画的阅览桌！我立即拖不动脚了。尤其幸运的是，唯一的管理员居然是杨叔叔——父亲的远房表弟。按说进图书馆要阅览证，但一个“七岁八岁狗也嫌”的角色，哪来阅览证？杨叔叔网开一面，让我随便进入、挑选、阅读，还不时推荐好书给我。但有一条是严格的：绝对不许将书带走，也不许将书包带进。

    从此，每到放学后，我就坐在县图书馆看书，先是桌上的画书，后是架上没有画的书。有解放后出的书，也有解放前出的书。现在回想起来，还一概是即使按现阶段“精神文明”要求也绝不出格的、宣传真善美的书。它们每天都给我打开一个新世界，一个幻想的、妙不可言的世界。《克雷洛夫寓言》、《伊索寓言》、《格林童话》、《木偶奇遇记》……不管是卖火柴的小女孩还是白雪公主，不管是齐天大圣还是黑旋风，都能吸引住我。吃午饭时间到了，杨叔叔催不走我，只好端个小凳放门口，老鹰捉小鸡一样，架了我的胳膊从屋内“请出来”，再拿出几本画书给我看，他自己回家吃饭……

    说来惭愧，上小学时我常因迟到、不交作业挨批，既没有数学夺冠的光荣，更没有语文考第一的荣幸，不仅从不曾以一篇才气横溢的“雏凤之鸣”换得哪怕小小的表扬，还因老师故意给作文“59分”被母亲用笤帚疙瘩从家中打出来。小学语文教师苦口婆心、条分缕析的“主题思想”、“段落大意”，一放学就被我丢到九霄云外。老师布置的造句，也常被我敷衍了事。记忆中我造得最通顺的一句是“只要……就”：“只要一写作业，我就头疼！”我仿佛曾因为背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在什么场合露过脸，大概就是上小学时最了不起的“过五关斩六将”了。

但是看“闲书”我总雷打不动，越看越来劲，越看越上瘾。苏联老大哥是我们的榜样，苏联文学也以连环画有时干脆是电影连环画形式极早地影响着我的思维模式：陶醉于集体农庄，幻想有朝一日驾驶康拜因在原野收割；喜欢唱“红莓花开”，其实根本不知那是什么“爱情歌曲”；沉缅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崇拜卓娅和保尔·柯察金。那时看《白毛女》和《吕梁英雄传》，感动得热泪滚滚，哪儿会想到几十年后有幸跟贺敬之、马烽这些前辈随意聊天？那时看小说《西游记》总将章首的诗词忽略不看，哪儿想到几十年后还得给外国留学生剖析这些诗词的含义？……

    1965年我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时，母亲将当年曾外祖给她做的书箱送给我装属于我自己的“闲书”。我家七兄妹文革前鱼贯考入名牌大学，六个人读理科，只有我一个念文科。说来真是莫名其妙：兄妹七人经同一条路上学，只有我一个人被县图书馆的“闲书”牢牢套住，几十年后自己也写起“闲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