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日上午9点多，一辆旅游大巴在京藏高速上出故障，首发集团牵引车将大巴拖至应急车道，行程半公里收费2160元。司机称费用太高，拒交拖车费，双方僵持在高速路上至晚上6点。（10月5日《京华时报》）
    最尴尬的，莫过于高速公路行车抛锚，一旦被拖车，拖车费就高得离谱。就像新闻源所述，500米收费2160元，名副其实的天价收费。无奈的是，这样的天价收费并非天价所独有，而是全国各地的普遍现象。可以说，天价拖车费乱象折射了高速公路上的低端管理现实。
    今年9月19日，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规范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内中明确规定，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工作由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统筹组织实施，具体工作主要由其建立的专职救援队伍承担。“通知”要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拖移违章停放车辆，属于行政执法行为，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也不得指定社会救援机构实施拖移并收取费用。
    对公众而言，这纸“通知”也透露出多层意涵来：一是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确实存在着乱象；二是管理主体复杂，既涉及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又牵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三是公安管理部门的依法拖移违章停放车辆不得收取费用。简而言之，高速公路乱收费属于违法行为，公干交通管理部门应依法管理，不得收费。
    明白了这些，“500米收费2160元”就成为管理失范的一个典型案例。在此案例中，国家发改委的“通知”成为一纸空文，这是管理层面的第一层悲哀，凸显中国社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惯性流弊，映射行政管理“有法不依，有令不行”的执行通病。
    此外，该案涉及地方发改委、高速公路交警部门、交通管理部门和实施拖车的公司，所涉三大管理者责任不清、互相撇清，而且交警部门在执法程序上存在瑕疵（不征求司机意见，不告知托车费用等），这意味着一干高速公路的管理者存在着各自为政、处处预留管理死角的情势。管理不到位叫做渎职、最起码也叫做失职，所致的行政后果，应有管理者来承担。遗憾的是，由于管理不周延是系统性的，所导致的负面后果就会转嫁到管理相对人那里。这种管理后果的责任转移，往往导致管理者权力的骄狂，当然会导致公众权利的受伤，引发管理者和管理相对人的矛盾和争执。所以，新闻中的车主史先生虽然最后缴了天价拖车费，但是但未签署拖车《确认单》，他欲拿相关票据起诉拖车公司“天价收费”。
    更耐人寻味的是，此例中拖车公司的“天价收费”，不仅有发改委为其收费标准进行政策上的解读（目前救援拖车的收费暂无政府指导价格），而且还有交警和交通两大部门为其行为托底。这难免让公众怀疑，代表公权的执法者是否和拖车公司有着暗通款曲的利益关系。如果管理相对人提起诉讼，这是管理者难以摆脱的举证责任，也是公众所急切想知道的谜底。事实上，无论管理者是否和拖车公司有着私相授受的利益关系，管理不到位、执法不严谨的责任无论如何都是推不掉的。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交通部长李盛霖表示，我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已达6.5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3年后将超越美国。高速公路的四通八达，为国人出行带来了极大便利。但是有了一流的高速公路硬件，执法软件也应匹配跟上。高速公路上的天价拖车费，说明了中国高速公路管理的低端情境。
    感此，高速公路在延伸，立法、执法和管理也应升级。说到底，修建高速公路的目的不是为了权力和资本的苟合逐利，而是为了富国惠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