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偶或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体官员”，今后将不能够担任深圳的党政重要领导职务。昨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和《深圳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以下简称两规)，收紧对包括“一把手”在内的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问责。（11月26日《南方都市报》）
    “裸体官员”因配偶或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而得名，虽不能说“裸体官员”都有问题，但是这个官场群体却存在着相当大的风险。一者，他们的子女和配偶怎么出的境、出的国难以言说；出国出境的目的也是讳莫如深。二者，“裸体官员”一旦“犯了事”，既可以将不义之财转移到国外、境外，又不连累家人，甚至可以闻风而逃，到海外和家人团聚，继续其优渥的腐败幸福生活。这实在不是公众对“裸体官员”的阴谋化揣测，而是屡有此类的腐败案例为证。由此看来，如果说“裸体官员”们不能向自己的组织和周围的群众理性言说自己裸得明白清白，官员的“裸体”仕途就难逃公共诘疑。
    就此而言，深圳市将“裸体官员”的乌纱帽变成紧箍咒，就是防范风险的对症之举了。既然官员选择“裸居”，权力的公共性和公开性决定了“裸居”者要付出一定代价而不能“熊掌”和“鱼”的兼得。对权力的风险监督和问责，即使矫枉过正也毫不含糊，其实是普世做法。在现代文明国家，即使官员履权行责的公德毫无挑剔，若被曝光配偶子女入了外籍，其私德也会被无限放大，而官员就会因之而丢掉乌纱帽和政治前途。
    相比之下，中国的“裸体官员”缺乏对症下药的有效监督，从而造成多维的权力风险：如鼓励更多的官员“裸体”，如诱发更多的腐败事件，如带来权力履职的三心二意，如导致民愤的升级等等。监督打折，权力腐败的风险必然加大，这是常识性的道理。因此，通过制度化的设计，让“裸体官员”远离党政重要领导职务，特别是褫夺其升迁“一把手”的权利，避免了公权擅用和私用的风险，其实对“裸体官员”也是有效的保护。
    更重要的是，对“裸体官员”乌纱帽套上紧箍限制，并不有悖于现行的干部选拔制度的基本原则。现行体制，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尊崇的是德才兼备的基本原则，“裸体官员”的瑕疵恐怕就落在“德”上。当然，“裸体官员”的德未必真的有亏，但是会让公众怀疑，当然这样的官员是不可能重用的。
    公共行政不是理想主义的试验，而是现实主义的实践。对权力的约束、监督和问责，从来也没有最佳的方案，而只有最适合的方案，而最适合的基本原则就是公平和效率，最大限度地降低行政成本和符合大多数人的期待。“裸体官员”不得担任党政重要领导干部，其实就是一个未必最佳但特别有效的政策举措。其蕴含的最简单的人情常识就是，最大的那顶乌纱帽决不能戴在有私心杂念者的头上，哪怕有一丝一毫的私心杂念都不行。
    我“裸”故我在，我“裸”故我牛，曾是官场中流行的潜规则。给裸官者去“官”，戴上权力缩水的紧箍咒，裸官者动用权力资源的能力就大大降低，客观上也能使“裸体官员”的队伍萎缩。事实上，制度化的对权力的监督问责终究还是要形成权力自律的逻辑：要当裸官，就别想当“一把手”，想做“一把手”，就不要在官场里裸居。
       
   
11月27日楚天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