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景山公园内有棵老槐树。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军入京，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在此自缢身亡。老槐树旁立着一块石碑，刻“明思宗殉国处”六个大字，为1930年故宫博物院请著名书法家沈尹默书写勒石。细心的游客会发现，这一景点的指示牌，已从最初的“崇祯皇帝自缢处”，悄然变成了如今的“明思宗殉国处”。 一“自缢”，一“殉国”，耐人寻味。

自缢是个人行为，殉国就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颇具春秋笔法的褒贬。儒家经典《礼记‧曲礼下》：国君死社稷；《春秋公羊传》：国灭，君死之，正也。

公元前589年，齐晋鞌之战，齐军战败。晋将韩厥追赶齐顷公战车，情急之下，车右逄丑父冒充齐顷公，齐顷公得以逃脱。用专制社会官方弘扬的道德观来衡量，逄丑父代君任患，这是大忠臣。但儒学大师董仲舒认为，逄丑父该杀，依据的就是《春秋公羊传》的精神。士都可杀不可辱，何况一国的国君呢？与其被俘后屈辱地活着，还不如光荣地战死沙场（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 ）。逄丑父陷国君与不仁不义，罪不可赦。

考之史实，国君死社稷确实是春秋就有的贵族精神。《左传》中，周郑交恶，周天子御驾亲征，箭中股肱；鄢陵之战，楚共王眼睛中箭，血战黄昏；齐晋鞌之战，郤克血流注屦，鼓桴不停。齐桓、晋文、楚庄、宋襄，即便是好鹤的卫懿公，在国家与宗族危难之际，无不披坚执锐，枕戈天明。前人功烈，至今犹存。

从制度方面来论，春秋时期诸候国是贵族民主专制，无论是国君、卿大夫还是最低等的士，都具有身先士卒，浴血沙场的贵族精神。这种拥有相关政治权利必然承担相应责任的贵族精神，与家天下时代“忠君爱国”、“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盲目服从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专制社会里，天下为皇帝私有。梁武帝就有名言：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是啊，江山是我萧衍打下来的，怎么处理由我，关别人什么事？陈天华在《警世钟》说国家是人人有份的，万不可丝毫不管。国家譬如一只船，皇帝是一个舵工，官府是船上的水手，百姓是出资本的东家……，反而是大逆不道的思想。

当然，大明王朝也是姓朱家的独资公司，绝对不允许他人入股。公司经营不善倒闭了，祖宗基业毁于一旦，董事长觉得愧对列祖列宗，殉了公司也正常。但董事长不自杀，反而让部门经理自杀，让公司员工跟着陪葬，那就是赤裸裸地洗脑愚民了。

实事求是地说，我对明、清两代的统治者都没有太多的好感。明代皇权达到专制社会的顶峰，给皇帝提意见的大臣动不动就被拉出午门廷杖。清代剃发易服，大兴文字狱，士大夫与老百姓的生命与尊严，在统治者眼里如草芥如尘土一般微不足道。明清易代之际，明朝统治下的人民未必就比后金统治下百姓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秦皇汉武，都穷兵黩武、苛政猛于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倒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除了那些热衷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士人，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焚书坑儒与独尊儒术，又有多大区别？

虽然如此，我还是对毕命于三尺之組的崇祯皇帝致以无限的敬意。一个民族，总是要有些血性，有点精神的。

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大行，崇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