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鸿水

 

从小，我就是数学差语文好，这个好的标准很简单，考试经常拿高分，作文经常被当作范文，像电线杆子似的站在教室里用山东话大声朗诵。说来很没出息，我一站到公共场合阐述“我的梦想”，我的声音永远是最微弱的。害羞，胆怯，甚至带有与生俱来的虚伪。

 

记得上中学时，有一次我要竞选地区“十佳”，当了几年班长，学习成绩虽然不是拔尖的，一般也在前几名，班主任对我非常看好，把唯一的一个竞选名额留给了我，学生时代有这等光宗耀祖的机会，岂能错过，然而，自己写自己的光荣事迹，我写不下去，于是班主任代笔，写了以后让我公开演讲，这面子真的磨不开。我没有“影子”，无法替代，不像高考，还有机会找人混进去，只好硬着头皮在上千人面前海夸自己多么多么优秀，罗列的多半是昨天捡了一分钱交给了警察叔叔，警察叔叔还不见得要，今天捡了一个烟头，非大都市，满大街都是烟头，就这，还是羞于出口，连坐在我旁边的校长都听不清我嘴巴里面吞云吐雾来回呼扇的是什么。结果是可以预料的，“十佳”是别人的了。

 

后来，进入媒体，当了记者以后，主要工作就是采访别人，于是，羞涩没有了，但虚伪仍然存在。作文写字那是我的工作，几年来也发表了几百万字，从小喜欢“作家”称号，好不容易进入一个带有“作家”称号的协会，但发现，百分之百的作协都会伸手向会员要钱，因为名誉是可以买的。我记得宋祖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进入中国作家协会，他赞助过两次，每次都是10万，以开研讨会的名义。中国作家协会也是需要赞助的。宋祖德弄个国外某某大学的博士学位，也是几十万。而想出书的人，也得有钱，在我国，书号是可以赚钱的，书号是出版社的独占资源。有钱人可以这么玩，没钱的，写点文字连稿费都赚不到的，只有凄凄复凄凄。

 

前段时间，在中国最具知名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批判中国当代文学。我觉得

批得好。中国作家抑或大家很善于拿资格说事儿，比如你没资格谈这个，你没资格谈那个。比如，前些日子，有人说韩寒没资格说什么什么——这种论资排辈的做法在一些官僚机构包括作协、学校大量存在。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很多人当惯了“主子”，一下子让他当“奴才”，那岂不是造反吗？甚至有些人还在怀念阿Q，怀念他怎么就没把那个圆圈画得更圆一些呢？

 

个人以为，在中国当代文学、当代作家以及作家体制当中存在两大弊端：

 

一、作家体制是官僚体制下的衍生品，作家群或作家圈里存在严重的官僚作风。特别是一些作协的签约作家，吃的是“皇粮”，有的作家因此声讨体制，上街要饭，这样的作家，多饿死一些，中国文学的出路就越宽。顾彬说体制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问题。但是体制决定的决定作用不容忽视。我曾经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听茅盾文学奖的评委说过这么一件事儿。说当初讨论是否给莫言的《檀香刑》授奖时，评委意见不统一，反对和支持的二一添作五，他们考虑的是，莫言用那么细腻的笔触描写一个刽子手的杀手之后的愉悦，莫言要搞什么？最后，全票入围却意外落选。另外一部小说，具体是哪部，搞不清楚了，授奖没有颁给原版，而是颁给了“修改版”，特别注明是“修改版”。这是从参与评奖评委获知的信息。其实，这就是体制的问题。

 

第二、当代作家中，沉默的永远是大多数。绝大多数作家都是虚伪的，敢说实话的，有，但少得可怜。文人相轻的作家多，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自私自利的作家多，大便拉不出来怨厕所装潢没文化。顾彬说：“再客观地谈中国还有不少好的作家。大部分人不是作家，是骗子或者其他什么。他们觉得文学可以玩，玩够了不成功的话，可以下海赚钱去。1980年代一批很重要的作家，现在什么都不写。”我们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在浮躁的商品经济时代，哪个人能沉下心去写书？特别是很多作家连句实话都不敢说的，这就是中国作家的现状。

 

而要改变这样一个现状，要赢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建议当代作家集体“裸体写作”，你可以把你身上的道具卸掉，把你脸上的面具卸掉，少一点虚伪，多一点真诚，多一些“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拿出点批判和自我批判的精神，用中国的方块字赢得诺贝尔无须再过百年。当代作家可以不唯“诺贝尔”是举，只要唯中国民生是举一切就水到渠成了。冰岛一个50万人口的国家都有人能拿诺贝尔文学奖，何——况——中——国——13——亿——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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