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韩寿墓表拓本鉴赏
(2012-01-20 23:24:10)
西晋韩寿墓表拓本鉴赏
大汉朔风
近见一张曾经于右任、戚叔玉先后递藏的《西晋韩寿墓表》拓本，高62、宽49厘米。存隶书4行，行5字。左右两行因石泐损，仅存残字，全文为：“晋故散骑常侍骠骑将军南阳堵阳韩府君墓神道”，书法隽美。拓本左侧钤盖“河洛图书馆藏石”篆书阳文印一方，左下方钤盖“鸳鸯七志斋”篆书阳文印一方。拓本经托裱，折叠后贴以毛笔彩纸题签：“晋韩府君神道阙”，下题小字：“分书。河南孟县出土，无年月，石藏孟县女校。”右旁钤盖篆书阳文“叔玉”小方印。这几方印勾勒出了原石与拓本的一些历史信息。
韩寿墓表原石和拓片的流传与递藏
以此为线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韩寿墓表形制、发现与收藏。青石制作的墓表呈圆柱体，高1.13、直径0.33米。底平，顶有榫头。通体纵刻24条半圆形凸棱，中部偏上处为一外凸的方形石面，面高48、残宽32厘米。面下与柱顶各刻二周绳索纹。韩寿卒于惠帝元康初。古人云：“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即华表，通常称它为“墓表”。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下为础，上立柱，柱顶榫头置带座的雕兽。韩寿墓表仅保留了中间的圆柱，但以其形制稀见而弥足珍贵。
清代孙星衍所撰《寰宇访碑录》，成书于嘉庆七年（1802），记载了拓本《骠骑将军韩府君神道》。洪颐煊(1765～1833)在嘉庆年间所撰《平津读碑记》云：“右骠骑将军韩府君神道阙。在洛阳，近年始出古井中。”由此约略可知石的发现年代。道光二十年（1840），洛阳县令马恕在东关的千祥庵内创建存古阁，作为官办的石刻保存所，专门收集储存当地的碑刻墓志经幢等文物，其中就有他所定名的“晋骠骑将军韩寿墓石”。存古阁落成后，鸦片战争中的抵抗派领袖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二年流放新疆，西戍途中路过洛阳，由马恕邀游龙门，并观览千祥庵藏石。金石学家陆增祥（1816－1882）的《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九记载石“在洛阳存古阁”，同时指出韩寿见于《晋书·惠贾皇后传》。千祥庵存古阁是官办的地方石刻保存所，民国年间无专人典守，由庵中和尚看管。1915年近代金石学家罗振玉（1866--1940）来洛阳访古获得存古阁藏石拓本68种，作《洛阳存古阁藏石目》，记录了以韩寿墓表为首的一批拓本资料。1925年夏，金石学者陈承修来存古阁寻访韩寿墓表，嘱托寺中僧人拓了几张拓片带回，其中一张拓片刊载于《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二册，据以可知当时石刻的面貌。
1927年反对神学迷信的冯玉祥将军率部进驻洛阳，破除迷信打偶像，千祥庵遭遇破坏。1931年春，民国元老张钫与刘镇华、武庭麟等在城内创办洛阳县河洛图书馆（馆址在今图书馆街），“将各处断碑残竭以及存古阁旧藏古刻尽移置其间”，部分陈列出来，供人观览。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寇侵占上海，威胁南京。为了躲避日寇的进逼，2月1日，国民政府迁都洛阳，12月1日回迁南京。这张韩寿墓表拓片就是南京政府驻洛期间，河洛图书馆拓制并加盖馆藏印章后赠送给爱好书法碑帖的监察院长于右任的礼品，于氏加盖了刻有自己斋号的印章表达喜爱之情。1949年，于右任去了台湾，很多东西留在大陆。戚叔玉(1912-1990)是国内著名的碑帖收藏家和鉴赏家，他毕生从事碑帖收集和研究，收藏既精且丰，后将碑帖拓片4800余种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该馆编为《戚叔玉捐赠历代石刻文字拓本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其中有清代的韩寿墓表拓片2件。于氏的拓片何时成为他的藏品，又何以流散，尚需研究。戚叔玉善画能书，工篆刻，所用印多手治。由这件韩寿墓表拓片题签的端丽楷书与篆书小印体现了戚氏的艺术风采。至于题签的河南孟县出土云云，是戚氏一时错将嘉庆初年河南孟县西村出土、归本县金石保存所收藏的“晋故振威将军郁林太守关内侯赵府君墓道”的情况植入。
目前，韩寿墓表原石在洛阳古代艺术馆（关林）的西展室陈列。现树立在洛阳古墓博物馆院内的馆标，就是用汉白玉仿照韩寿墓表制作的，颇具特色。
韩寿墓表拓片赏析
这张1932年的拓片与北京图书馆藏1925的拓片一样，真实地记录了民国时期墓表的状况：韩寿墓表首行“晋故散骑常”5字，多半残坏，“故”字左部之“古”基本完整，上“十”下“口”清晰，“散”之左部基本完整。现在的墓表“故”字仅剩上“十”和下“口”之左竖；“散”字左偏旁上面两横仅露一个小头，只剩下三两道残笔，据现在的状况已经很难理解或辨识出这几个字了。这就是老拓片的珍贵之处。可是这张老拓片在流传过程中由于保存不善，左中部残缺了一小块，幸字画处基本无损，虽未伤到要害而仍使人颇觉遗憾。
晋代的大字隶书传世无多。韩寿生前是朝廷高官，为其书写墓表者应是当代书法名家，体现了标准晋隶之典型风格。韩寿墓表结体方整，波磔分明，横画起锋逆笔，平硬如折刀头，行笔平直，收笔处锋芒毕露。是西晋时期京畿地区最为流行的书风，这可以在现存的西晋石刻中得到证明。不论丰碣若《大晋皇帝三临辟雍碑》，或是小石如《石定墓志》，洛阳及其周边所出晋碑几乎全是这种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施安昌先生在《西晋洛阳体析》中称：西晋时期（3世纪末叶到4世纪初叶），河南洛阳、偃师一带流行着一种以《辟雍碑》为典型的书法风格，可称作“西晋洛阳体”（2002年紫禁城出版社《善本碑帖论集》251页）。这种“西晋洛阳体”的书法特征似乎是受到标准化样板隶书《熹平石经》和《三体石经》的影响，点画结构拘谨刻板，波磔挑法千篇一律，如“侍骠骑将”连续四个竖勾几乎一样，书者以字体方整彰显其庄重之意图。这种风格，徒具汉隶外形，而失其内在精神。
晋时，楷书在民间悄悄传播，像韩寿墓表这样的官方隶书不可避免地与民间逐步兴起的楷书互为影响，使这些所谓的官方隶书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时代萌芽的楷书韵味，字型方正，结构疏朗，点画规范，行笔重视起收。这些特征也是后世楷书的基本特征。因此，这也是我们看晋隶不如汉隶朴实厚重的原因，也就是晋隶的楷味浓了，失去了汉隶那个时代所赋予的大气、厚重、拙朴，重整体、略细节，重内在、轻外形的基本精神风貌。但正是有了这个晋隶的过渡，才逐渐孕育和产生了楷书这一新的书体，并逐渐取代隶书的主体地位而成为后世的通用正体字。
晋人为了配合碑碣的庄重，所以笔画缺少变化，而且程式化很浓。点画起止多以方笔为主，锋芒毕露。点画形态呈方棱形，挑法弯曲如弓，收笔多圭角。由于过分强调方棱的挑法，往往显露出矫揉造作的态势，缺乏生机和活力。波势过于方直，起笔尖棱方截，行笔平直，几乎千篇一律，使风格多姿多彩的汉隶走入穷途。晋隶的装饰意味浓厚，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对后世，尤其是唐隶影响甚大，基本上都是用楷法来写隶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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