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命运，丁玲与其师道通切，她的去世与它有很大关系。无论是办刊许可、刊号，还是办刊经费，都是丁玲以她的影响力获得的。

丁玲创办《中国》，得益非凡。丁玲不仅找了中宣部贺敬之、张光年等，还直接找到总书记胡耀邦，以她的资历和名望，均得到了支持。

丁玲被《中国》累死了，她没有想到，晚年一本文学刊物有这么多的麻烦和困难。丁玲耄耋之年，心力交瘁。其实，丁玲对《中国》的命运早有预料。她对牛汉说，尽管自己与上下关系密切，她不在了，《中国》要被停刊。

不可否认，丁玲的理想追求，在《中国》慢慢地部分地实现了。她对《中国》处境有清醒认识，因为那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使丁玲也使《中国》举步维艰。

值得纪念的是，《中国》创刊号是十六大开本，气势磅礴，而终刊号则是十六小开本，在创刊号面前显得有点局促和小气。

当年，《中国》副主编牛汉与刊主丁玲，密切沟通，相互支持。该刊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包涵艺术欣赏和审美趣味。

牛汉在接受访谈时说：“我们问心无愧，为中国文学事业付出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祖国和人民。”其实，《中国》服务的是中国真正的作家和读者群，它不做政治的“工具”和“传声筒”，而是极力彰显时代民主、自由的精神。

《中国》走了，它走得远近分明，令人感慨+催人奋进！（文/毛生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