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问：你才20岁，是个毛小子，你敢担保自己的思考是成熟的，还是一时冲动？

答：我认为，自己的思考是成熟的，不是一时冲动。我是北大1983年毕业生，1982年3月决定不参加研究生考试后-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1982年10月，我向系里提出赴西藏工作的请求，并对自己的客观情况作了分析。

2.问：一个青年人应该具有责任感，一个大学生应该服从国家的需要，你是不是认为去西藏才能体现出来？

答：我认为，国家的需要并不仅仅在边疆-内地也需要人。需要留在内地、留在大城市、留在名牌学府，也同样是国家的需要。服从国家分配-并不一定非得去边疆、去西藏，我请求去西藏-只是自己个人的选择。

3.问：你请求去西藏，似乎是一种个人奋斗，值得嫌疑吗？

答：我认为，人的奋斗是否有价值，前提就是在于其目的是否在为社会服务。我不太注重个体的作用，而是重视集团的价值。因为个体离开了所依赖的社会，是没有任何价值可言的。

4.问：倘若专业不对口，把你分去做社会工作怎么办？

答：专业对口不能片面理解，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文科和理科是不大一样的。广义来说，文科人从事社会工作，也算是“对口”的。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来说，我则倾向于从事社会工作。

5.问：你是否打算在西藏干一辈子，对于那些要求回内地的人-你怎么看，你最后是不是也会和他们一样？

答：在西藏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回内地，这是国家政策允许的。西藏各方面的条件比较差，许多困难是内地人无从设想的。一些同志在西藏工作-为经济和社会建设作出了贡献，应该受到人们尊敬。我的未来，还是个未知数。

6.问：你的家庭观怎样，父母、兄弟姐妹是否支持你？

答：关于家庭观、父母与兄弟姐妹的支持，我引用家里人两段话回答。（1）父母给我的信中说：“你去西藏工作的申请，我们知道了。你听党的话，到艰苦的地方去，这是好事、光荣的事，我们家里人都支持！”（2）在湖北五峰山县文化馆工作的大哥给我信中说：“我们看了光明日报关于你北大毕业后赴西藏工作的报道，全家都高兴、激动。既然你下了大决心，那就勇往直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