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及其现代意义
在中国哲学中,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表述为知与行的关系。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十分重视知行问题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思想。其主要观点有:
第一,行先于知,由行致知。一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大都认为行先于知,主张由行而致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源泉。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把“行”放在对知识的掌握(学文)之先。子墨子曰:“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言论如果能多次验证于行动的话,就崇尚它;言论如果不能见之于行动的话,就不要崇尚它;言论如果不能见之于行动而又崇尚它,那就是说空话。强调言行一致者值得崇尚。荀子把“行”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指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并对“行”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深刻的理解,“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先秦以后,历代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都有关于“行先于知”的论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他建立了“行先后知、行可兼知、知行相资以为用、知行并进而有功”的比较完备的朴素唯物主义的知行学说。
第二,知之明也,因知进行。许多唯物主义哲学家还辩证地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荀子说,“知明”则“行无过矣”。他认为有两类人:一类人知而后行,以知统行,这是“君子”;另一类人知而不行,知行脱节,这是“小人”。《礼记·大学》把“格物致知”放在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首。王夫之指出“知行终始不相离”,他既强调“力行而后知之真”,同时又提出“行听乎知”。孙中山提出“因知以进行、能知必能行”,指出人类的认识是在“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因其已知而更进于行”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的。
第三,以行验知,以行证知。孔子提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墨子认为,判断言论是非真伪的标准有三个,即以前人的间接经验、群众的直接经验、运用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实际效果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荀子认为有价值的知识和言论必定是“有符验而可施行”的。韩非提出以“参验”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参验”的标准既包括事实的排列比较,经验的互相参照,也包括实践效果的验证。王充认为,对于各种知识和言论,要坚持以“效验”来“订其真伪,辨其虚实”。孙中山则明确提出,认识的正确与否,不仅要通过行才能得到证明,还要对实际生活产生功用。
第四,知行并进,相资为用。关于知和行的辩证关系,中国哲学史上许多唯物主义哲学家都认识到知行并举,相互促进。其中,尤以王夫之关于“知行相资以为用、知行并进而有功”的论述最为明确和深刻。他既反对在知先和行后之间划一条截然界限,又反对混淆知行差别、取消先后次序的“知行合一”说。至于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把知行混同,是不可取的,但强调知与行不可分割这一点还是有合理之处的。如南宋的朱熹说的“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明代的王守仁提出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由于受当时的社会条件的限制,难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但他们所提出的许多深刻的见解,对于我们仍具有启发意义;认真总结这些思想,有助于我们对市场及自身投资行为的认识、理解、批判和进步。
哲学中最基础的就是逻辑分析,有一个正确的逻辑,思考问题才不至于偏航,股市图表分析也是如此,逻辑不能乱,策略不能说变就变,跟随和修正也不是盲目的,跟随的是供求关系,而不是小周期图表上的上下波动,小波动往往是趋势投资者可以利用的机缘,正因为有了这个供求关系的跟随,才可以做到“别人贪婪时恐惧,别人恐惧时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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