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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02 09: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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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施蛰存远行廿载记（下）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高渊 日期：2023-02-02
访谈嘉宾
王兴康：1956年生，编审，施蛰存的研究生，曾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
张文江：1956年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施蛰存的研究生，著有《钱锺书传》《管锥编读解》《古典学术讲要》等。
沈建中：1960年生，长期在银行工作，施蛰存晚年学术助手，编撰出版了《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北山楼金石遗迹》（三卷本）等。
施守珪：1960年生，施蛰存长孙，先后在上海书店、海南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
“恶少”：“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
高渊：如今世人说起施先生，总觉得他身上有两个标签，一是他所开的四扇窗，二是他曾被鲁迅先生斥为“洋场恶少”。这个“恶少”标签是怎么来的？
王兴康：这是一场被后人夸大的争论，在当时的海上文坛，其实就是一件小事。1933年9月，上海《大晚报》请文化界人士给青年推荐书目，施先生推荐了《庄子》和《昭明文选》。鲁迅先生看到后，用“丰之余”的笔名发文，认为不应鼓励年轻人钻故纸堆，“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般，所不同者，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
施先生很快在《申报》“自由谈”上做了解释，说之所以要推荐读《庄子》和《文选》，是因为有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我以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
当时的报界闻到了“打笔架”的味道，有点推波助澜。鲁迅先生再次回应，从嘲讽施先生是“糊涂虫”，“遗少的一肢一节”，直至说“到底是现出本相，明明白白的变了‘洋场恶少’了”。
高渊：其实经过几个回合，争论就停歇了，鲁迅先生给人写信说，“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施先生后来作诗自嘲：“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没想到的是，这顶“洋场恶少”的帽子，成为施先生后半生坎坷的一个重要因素。对这件事，施先生晚年说得多吗？
王兴康：施先生是豁达大度的，他在我们学生面前，从来没有说起这场争论，甚至从没说起过鲁迅先生。当然，施先生也是一个极有性格的人，他之所以不发表评价，有他的谨慎，也有他的风度和风骨。
张文江：对于施先生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我们要做全面检视。当年，施先生主编《现代》杂志时，发表过不少鲁迅先生的文章，尤其是名篇《为了忘却的记念》，是在其他杂志多次退稿的情况下，施先生冒着风险刊发的，在当时这是何等的勇气！
高渊：关于《为了忘却的记念》的发表经过，施先生有没有谈到过？
沈建中：施先生说，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多次刊发鲁迅先生的文章，有一天早晨，他在现代书局的办公桌上，发现一个大信封，拆开才知是鲁迅先生写的《为了忘却的记念》。编辑室的校对员说是门市部一个营业员送来的，再问那个营业员，说是刚才一个不认识的人送来的。
施先生后来才知道，稿件在另外两家杂志社搁了好几天，他们不敢用，才转给了他。对于这篇文章能不能用，他也犹豫，就拿去给现代书局的老板张静庐看，张也沉吟不决。他们经过仔细研究，觉得这篇文章没有直接犯禁的语句，在租界里发顶不上什么大罪，但还是担心国民党当局会来找麻烦。考虑了好几天，施先生实在舍不得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决定冒险一用。
高渊：《为了忘却的记念》发表在《现代》杂志第二卷第六期上，施先生不仅把文章放在第一篇，还运用了多元素的编辑语言？
沈建中：施先生为了这篇文章，向鲁迅先生要来了柔石的照片和手迹，这是新文学史上重要的史料和文物。他还配上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画《牺牲》，因为这幅作品是鲁迅先生在文章中提到的。他还觉得不够，又加上一张鲁迅的照片。当时时间仓促，这张照片是施先生从一张合照上剪裁下来的，原照是鲁迅在宋庆龄家里和萧伯纳的合影，施先生配的说明是：最近之鲁迅。
高渊：这篇文章发表在1933年4月，几个月后的秋冬时节，施先生和鲁迅先生发生了争论。在当时的文坛上，即便平时关系不错的人，发生一些类似的争论并不在少数，所以后人不应过度解读？
张文江：鲁迅先生逝世后不久，在虹口公园举行了一次悼念活动，施先生前往参加，向报界发表谈话，表达崇敬之情。1956年秋，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上海各界将他的灵柩迁到虹口公园，施先生前去拜谒，还在报纸上发表了《吊鲁迅先生诗并序》。
在序里，施先生写道：“余早年与鲁迅先生薄有龃龉，几成胡越。盖乐山乐水，识见偶殊；宏道宏文，志趋遂别。”可见施先生对当年争论的认知。诗中更是赞扬鲁迅先生：“高文为时作，片言立其要。摧枯放庸音，先路公所导。”
《现代》：“美国专号成了盛大的告别”
高渊：除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现代》杂志还发表过很多作家的名篇，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说这本杂志是一炮而红？
沈建中：30年代初，施先生跟几个朋友在四川北路开了间“水沫书店”，办得很热闹。1932年爆发了一·二八事变，众人散伙，施先生回到松江继续当中学语文教师。
才过了两个月，他受现代书局的邀请，创办并主编《现代》杂志。由于时间紧张，先生请来他的两位好友帮忙，戴望舒帮他选编新诗，并负责法国和南欧文学的编辑工作，杜衡帮他审阅杂志的评论，还担任一部分小说的审稿事务，另外还得到了冯雪峰的帮助。
这年5月份创刊号发行，初版3000册在5天内售完，又加印了2000册，然后还在内地加印1000册。
高渊：《现代》后来的影响越来越大，主要原因是什么？
沈建中：施先生说过，他首先在创刊号上发表“创刊宣言”，明确这是本普通的文学杂志，而不是同人杂志，他表达了“希望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
他这么做不仅是想吸引更多的作者和读者，而且说明这本刊物没有政治倾向，撰稿者也没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对于出版者现代书局来说，这样一篇“创刊宣言”是必要的，可以尽量避免因刊物政治倾向鲜明而遭到查禁。
同时，在编辑的内容与形式上，施先生也下了功夫。除了发表中国作家的稿件，还翻译外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并开设“艺文情报”专栏，让读者及时了解各国文学的思潮和一些著名作家的近况。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外国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采取的是介绍而非宣扬的态度。
高渊：除了这些，施先生的营销推广手段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沈建中：在刊物的形式上，他用过“特大号”“增大号”“狂大号”等专号，通过增加篇幅，充实和丰富内容，来刺激市场。先生说，以“特大”“增大”“狂大”的噱头冠名，对销售很有效果。他90多岁的时候，还清楚记得第二卷第一期“创作增大号”，那期的作者都是当时文坛上颇有影响的作家，作品质量相当整齐，在风格上各方面均有兼顾，出版加印两次，共售出1万册。
后来，第五卷第六期出了“现代美国文学专号”，是当时最大的扩大号，有400多页。这期专号，先生跟杜衡花了两个多月精心编辑排校，设计了一张一折四页的长目录，并在前一期作了预告。内容主要是4篇对美国的小说、戏剧、诗歌、文艺批评的现状评论，以及代表性作家专论和作品，还有一战后美国文学杂志编目、现代美国作家小传，更有36张美国作家照片等。他还写了导言、编后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附有读者意见表，征询读者希望下次编哪一国文学的专号。
施先生说，其实那期美国专号是打个掩护，为接下来准备出“苏联文学专号”先探探路。
高渊：计划中的苏联专号为何没有问世？
沈建中：施先生一开始是《现代》的唯一主编，后来现代书局老板要他跟杜衡合编，先生预感这会使杂志风格发生变化，但老板的提议他不便拒绝。他跟杜衡私下约定，坚持“创刊宣言”的原则，但后来两人分歧越加明显，逐步由杜衡主持编务，编到第六卷时书局资方分裂，先生便主动辞职了。抗战开始后，杜衡投奔了国民党，后来担任《中央日报》主笔。先生对他非常失望，老朋友的交情也从此冷淡了。
先生当初的设想是，编好美国专号，接下来是苏联专号，然后编法、英、德、日等国的专号，没想到美国专号成了他在《现代》一个盛大的告别专号。他晚年想起当时想做的而没做成的事，真有点西楚霸王的感慨：“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高渊：《现代》只是施先生编辑生涯的一小段，便已如此风生水起。是否可以说，在他的“四窗”之外，编辑出版可以称得上另一扇窗？
张文江：施先生的趣味和成就，不是东南西北四扇窗可以概括的。他担任《现代》主编时才27岁，还编过《璎珞》《文学工场》《无轨列车》《文艺风景》《文饭小品》，跟阿英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等。1978年后，他主编《词学》《外国独幕剧选》《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三卷）》等。
他对编辑出版工作的热爱，是一以贯之的。王兴康、宫晓卫和我是他带的第二届研究生，他们毕业后分别去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山东齐鲁书社，而我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最初施先生希望我也从事编辑工作，他的理由是，当编辑要改别人的文章，一搞出版就什么都会了，自己的语文也会变好。
教书：“总觉得自己还是做教书匠最合适”
高渊：在施先生晚年，不少人想为他写传，他总是劝他们不要写。他说应该为伟人立传，而他是普通人，一个编辑、教书匠。由此可见，他对自己的定位是编辑和教师，怎么看待他在教书育人上的成就？
张文江：从事教育和当编辑一样，也可以看成施先生所开的一扇窗，这是当之无愧的。
教师是他一生的职业。1937年抗战爆发，施先生一肩行李远去昆明，因为朱自清向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推荐了他。他是抗战后第一批到昆明的，后来西南联大也在那里办学，他结识了很多著名学者。
后来，他辗转在厦门大学、江苏学院任教。1947年回到上海，在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沪江大学、大同大学等执教。1952年后，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
1941到1944年，施先生在厦门大学，当时厦大临时迁到福建长汀，那里有座山叫北山，学校就在北山脚下。从那时起，他开始用“北山楼”作为书斋名，纪念这一段因缘。以后不管住在何处，书斋名从未更易。
高渊：施先生当了大半辈子教授，他自己怎么评价这份工作？
沈建中：先生跟我说过，他带的三届研究生，从专门研究唐代文学，到元明清文学，还有汉魏南北朝文学，有人说研究生论文可以编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史研究》。施先生是当笑话讲的，但也说明他的教学工作情况。
施先生晚年写过《最后一个好朋友——冯雪峰》，他们从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交往。1949年后，冯雪峰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曾写信邀先生赴京共事，却被先生婉拒了。我曾半开玩笑地问他，当时去了北京说不定能做大官。先生连连摇头说：“你想错了，我怎么可能去做官，这辈子是不会的。几十年来，我一直从事教学，总觉得自己还是做教书匠最合适，每星期上几节课就没事了，到了寒暑假就更舒服啦，无忧无虑，自由自在。”
高渊：曾有人提醒施先生，说他写了许多杂文、随感和小品文字，不妨叫作“气窗”。对此，施先生认可吗？
沈建中：先生不反对，他曾说人之有气，是自然之事，人是感情动物，既有喜怒哀乐，也有生气、赌气、发脾气的时候，当然还有打气、鼓气的愿望，或者泄气、出气等感情上的要求。
他又说，发而为文，最终还是希望善为疏导，让社会生活一切矛盾解决得更合理些。这也是报刊设置杂文、随想类专栏的本意，并非存心和谁过不去。
高渊：1949年前，他出版过《灯下集》和《待旦录》两本杂文集。上世纪50年代，他在报纸上写专栏，发表了不少杂文。但这扇“气窗”，也给他惹了祸？
沈建中：那是1957年，先生写了一篇名为《才与德》的千字杂文，主要是批评任用干部任德不任才的现象，提出要不拘一格用人才。
稿子寄出几天后，他突然感觉不对，赶紧打电话给报社，希望将此稿退还，编辑说来不及了，已经排好上了版面。没过多久，上面叫他在右派通知书上签字，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说没有意见，一挥笔签了字。这之后将近20年，他不再任课，在资料室工作。
高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地回春，施先生说他见猎心喜，忍不住又想动动笔杆子，再次把“气窗”打开了。
张文江：他又开始写散文、杂文，特别是住院开刀后，停止了一切社会活动，整天坐在家里执笔为文，有评论社会时尚的，有议论戏剧长短的，也有回忆文坛旧友的。他说，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又管起“闲事”了。
有的杂文还引来一些争议，比如《匹夫无责论》，他对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提出不同阐释，认为匹夫既不能兴国，也不能亡国，天下兴亡对匹夫来说只是换一个奴隶主罢了。接着又写了一篇《匹夫有责论》，大意是民族有消长，朝代有兴亡，而中国始终存在，要对国家负责。
海派：“宫晓卫在外地，也不能漏掉的”
高渊：施先生不仅开了写小说、做翻译、研古文、收碑帖这四扇窗，同时在编辑、教书、杂文等领域也建树颇丰。他以人生百年，开窗多扇，用现在的话说，堪称“斜杠老人”。作为后人，应该如何恰如其分地评价他的文坛地位？
张文江：2003年，施先生去世后，有研究者撰文说，他生在杭州，住过苏州，成长于松江，成名于上海的都市。他上过四所大学，立意交友与追求学问；他精通英文和法文，译作众多，却钟情于中国古典文学；他以现代派的姿态扬名，又以传授古代文化立身。他完整地见证并参与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重建与发展，可以称为海派文化的“标志性建筑”。
在我看来，这样的评价实至名归。如果从正面的意义看海派文化，比如兼容并蓄、海纳百川，以及吸收新事物、感受新潮流方面，施先生应该是20世纪中国海派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
高渊：施先生喝咖啡、抽雪茄、读新潮书，能写新旧各种文体，编百家争鸣的刊物，也能翻译西方文学，还能一头钻进金石碑帖中。他身上百川汇海和不设限的特质，是否体现了海派文化的精髓？
王兴康：施先生是很时尚的。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上海书店影印的30年代《现代》杂志，很受震动。这份杂志距今已经90年了，但它的封面设计充满现代派气息，与杂志定位紧密贴合，即使现在看一点都不落伍，我觉得是上海滩最好的封面。
我们做杂志要成立一个编辑部，施先生当年的工作涵盖了选稿、美编、广告、营销，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不仅封面，它的内容也紧跟欧美文学主流步伐，只要有新的东西出来，在《现代》上马上就有反映。
我上研究生时，跟施先生学的偏向古籍，这些年对他另外几扇窗了解得多了，很是感佩。人一辈子能开一扇窗就不容易了，他却一下子开了这么多。海派文化是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融会通，既洋派又中国，既摩登又历史。毫无疑问，施先生是海派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高渊：施先生开了这么多扇窗，他是以怎样的精神治学的？
王兴康：施先生是凭兴趣做事，而且兴趣层出不穷。他是个天才，做学问从来不会做得很苦很累。收入稍微好一点，他就吃得好一点，如果日子难了，就省一点。他名字里有一个“蛰”，实在什么都干不了的时候，他就关起门来抄抄碑。
但他又是入世的。比如他很好客，不管谁登门，他都真心接待，来信也必定回复。他年轻时，社会活动能力很强，有很多三教九流的朋友。《现代》杂志在他的主持下能办得红红火火，跟他的包容性密不可分。晚年因为身体原因出不了门，他依然关心社会，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一辈子都不落伍。
高渊：在生活上，据说施先生也很海派？
张文江：这是他的性情。有一次施先生在抽雪茄，我随口说起从没抽过雪茄，他就送一盒给我尝尝鲜，那是他托人从国外带来的上好雪茄。还有一次，我跟兴康、晓卫难得一起去看他，施先生很高兴，叫家里人拿了200元，他走路不方便，请我们自己去吃大闸蟹，那时我们都工作好多年了，兴康、晓卫还当了单位主要负责人。
王兴康：这样的事还有不少。我们三个人结婚，施先生都会送一件礼物，他还说过，宫晓卫在外地，也不能漏掉的。
《唐诗百话》出版后，他送了一件羊毛衫给我，我说我是责编又是您的学生，有事弟子服其劳是应该的，但他一定要我收下。后来另外一家出版社为他出了本书，施先生又买了一件羊毛衫，让我给责编送去。对方坚决不肯收，我说施先生连我都送，对方才收下。
上世纪90年代初，我第一次因公去香港，行前问先生要带什么礼物，他说买包雪茄吧。我在香港人生地不熟，没找到好的雪茄，就买了包普通的。先生说蛮好，还跟我讲古巴雪茄好在哪里，烟灰都是一圈一圈的。而他当年下乡劳动时，抽的是“生产牌”劣质香烟。先生就是这样，能屈能伸。
远行：“一个人为人处世，如能既不拍马屁也不骄傲，就可以了”
高渊：施先生夫妇育有四个儿子？
施守珪：对，我父亲是长子，叫施莲，生于1930年，三个叔叔分别叫施蓬、施荙和施邁，他们名字都带草字头。我这一代的名字里都带一个王字旁，也是祖父定的。
父亲小的时候，跟着我祖父在长汀的厦门大学生活过，后来从军，结婚后跟父母住在一起，我就出生在愚园路“北山楼”。我三岁多的时候，一次不慎从二楼阳台摔了下来，还好一楼是邮局，地上堆放着报纸杂志，只是有点胃出血。
父亲在2019年去世，是他们四兄弟中最后一个走的，他们都学的理工科，原因之一是我祖父认为学文科是非多，现在后代里还没人继承祖父的衣钵。
高渊：你祖父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
施守珪：我家世代儒生，曾祖父是位老秀才，古典文学的学养很深，祖父从小就跟着学习，从《古文观止》读到《昭明文选》，深受熏陶。曾祖父的小楷写得工整漂亮，是唐代写经那一路的，祖父也跟着练字。
曾祖父早年以教书为生，后来担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文牍，类似现在的大学校长秘书，还兼任掌书，相当于图书馆馆长。辛亥革命后师范学堂改组，他就闲居在家读书写字。不久后，松江新办的履和袜厂请他去当会计，没多久升任厂长，从此走上经营工商的道路。曾祖父非常勤奋，每天在厂里从早忙到晚。他很爱国，讲究修身立德，这些都深深影响了我祖父。
高渊：祖父离开的时候，你陪伴在身边吗？
施守珪：他去世前两天，我正在南京开会。当时我在海南出版社工作，接到家里人的通知后，出版社专门派车把我送回上海。祖父一开始还清醒，他一直坚信自己的身体没问题，不喜欢住医院，也不喜欢在身上插管子。他走的时候，所有在上海的儿孙和曾孙，都陪伴在他身边。
我跟祖父一起生活了30多年，感情很深。当年我每次出差前，都跟他说要去哪里，他去过很多地方，就会说那里什么东西好吃。我就给他带点回来，他常感叹不是以前的味道了，可见他是很怀旧的。
高渊：祖父母都活到将近百岁，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养生之道吗？
施守珪：祖父喜欢汉镜背面常有的一句铭文：“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他说“仙人”是指住在山里的人，“玉泉”是山涧中的泉水，也可以说是现在的矿泉水，“枣”就是现在的红枣。我的二叔在河北沧州工作，经常带红枣来。
祖父晚年向别人推荐吃八粒红枣加一个鸡蛋。其实这是我祖母所好，祖父更喜欢吃粽子，他一般每天吃两顿，早餐在上午10点左右，吃一个煮得软糯的肉粽，晚餐吃粥或面条。下午吃点心，通常是喝一杯奶粉加咖啡，几块饼干。他不喜欢吃补品，偶尔吃一些时鲜水果。
他晚年不能出门，除了睡觉吃饭，整天坐在书桌边，大部分时间看书看报，有时把玩收藏的瓷器玉器，午睡起来接待访客，晚上写信或整理旧稿，上床后还要看一会书。现在的人看来，他的生活方式可能并不科学，长寿的原因主要是基因和心态吧。
高渊：在施先生远行20周年之际，出版界会有什么形式的纪念？
王兴康：这几年，《施蛰存著作全集》和《施蛰存译文全集》正在推进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其中，《施蛰存译文全集》已经出版了“小说卷”和“诗歌卷”。施先生可能自己都不清楚他的翻译总量，接下来还要出版他翻译的散文、评论、戏剧等，我们估计总字数有七八百万字。
他的译文全集今年基本能出齐，著作全集也已经启动。如果能完整地把他的作品全集呈现出来，这是对施先生最大的告慰。
高渊：他的著作全集大概什么时候能出齐，有什么难点？
王兴康：我估计还要三五年，最难是他的书信集，很多书信已经散到拍卖市场上去了。本世纪初，华师大出版社出过《施蛰存全集》，主要是他的著作集，当时收了上百封信。我们现在再编著作全集，主要的增量可能就是书信。施先生晚年写了大量的信，他连续好几年是长宁区写信收信数量第一名，他写的信都干干净净，字也非常好。
我刚退休时，请人民出版社相关编辑室注意收集这方面的信息，还有像沈建中这样研究施先生的学者对此也很关心，一发现新的信札，就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是，上次收进全集的信，有些是经过修改的，这次希望能够原汁原味，如果实在有点不合适的话，可以略做技术性处理。
高渊：20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施先生，最难忘的是什么？
张文江：施先生是百岁老人。20世纪以来的100年，风云激荡，大浪淘沙，不少后来被伤害的人，也曾伤害过别人。但施先生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他的一生清清白白。在毕业离校前，施先生关照我两点：一是文章应该从小文章写起，二是主要社会关系不要局限于工作单位。这大概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
毕业后一段时间，每次见到先生，他喊着我的名字说：“你写的东西呢，拿来给我看看。”如今话音依然在耳边，是鼓励，是鞭策，警示我不敢懈怠。
沈建中：我曾问过先生为什么写作，他说千言并作一句讲，30岁以前为了想做作家而写作，30岁以后为了想做一个不丢脸的教授而写作。他说这都是为“名”，背后也有为“利”的动机，那就是发表文章有稿费，可以补贴生活，抽几包高级烟，吃几个蹄髈，就满足了。他自嘲这是“臭老九”的名利思想，也可怜得很。
施先生以老庄思想养生，“荣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他认为，一个人为人处世，如能既不拍马屁也不骄傲，就可以了。
王兴康：1956年生，编审，施蛰存的研究生，曾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
张文江：1956年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施蛰存的研究生，著有《钱锺书传》《管锥编读解》《古典学术讲要》等。
沈建中：1960年生，长期在银行工作，施蛰存晚年学术助手，编撰出版了《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北山楼金石遗迹》（三卷本）等。
施守珪：1960年生，施蛰存长孙，先后在上海书店、海南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
“恶少”：“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
高渊：如今世人说起施先生，总觉得他身上有两个标签，一是他所开的四扇窗，二是他曾被鲁迅先生斥为“洋场恶少”。这个“恶少”标签是怎么来的？
王兴康：这是一场被后人夸大的争论，在当时的海上文坛，其实就是一件小事。1933年9月，上海《大晚报》请文化界人士给青年推荐书目，施先生推荐了《庄子》和《昭明文选》。鲁迅先生看到后，用“丰之余”的笔名发文，认为不应鼓励年轻人钻故纸堆，“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般，所不同者，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
施先生很快在《申报》“自由谈”上做了解释，说之所以要推荐读《庄子》和《文选》，是因为有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我以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
当时的报界闻到了“打笔架”的味道，有点推波助澜。鲁迅先生再次回应，从嘲讽施先生是“糊涂虫”，“遗少的一肢一节”，直至说“到底是现出本相，明明白白的变了‘洋场恶少’了”。
高渊：其实经过几个回合，争论就停歇了，鲁迅先生给人写信说，“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施先生后来作诗自嘲：“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没想到的是，这顶“洋场恶少”的帽子，成为施先生后半生坎坷的一个重要因素。对这件事，施先生晚年说得多吗？
王兴康：施先生是豁达大度的，他在我们学生面前，从来没有说起这场争论，甚至从没说起过鲁迅先生。当然，施先生也是一个极有性格的人，他之所以不发表评价，有他的谨慎，也有他的风度和风骨。
张文江：对于施先生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我们要做全面检视。当年，施先生主编《现代》杂志时，发表过不少鲁迅先生的文章，尤其是名篇《为了忘却的记念》，是在其他杂志多次退稿的情况下，施先生冒着风险刊发的，在当时这是何等的勇气！
高渊：关于《为了忘却的记念》的发表经过，施先生有没有谈到过？
沈建中：施先生说，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多次刊发鲁迅先生的文章，有一天早晨，他在现代书局的办公桌上，发现一个大信封，拆开才知是鲁迅先生写的《为了忘却的记念》。编辑室的校对员说是门市部一个营业员送来的，再问那个营业员，说是刚才一个不认识的人送来的。
施先生后来才知道，稿件在另外两家杂志社搁了好几天，他们不敢用，才转给了他。对于这篇文章能不能用，他也犹豫，就拿去给现代书局的老板张静庐看，张也沉吟不决。他们经过仔细研究，觉得这篇文章没有直接犯禁的语句，在租界里发顶不上什么大罪，但还是担心国民党当局会来找麻烦。考虑了好几天，施先生实在舍不得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决定冒险一用。
高渊：《为了忘却的记念》发表在《现代》杂志第二卷第六期上，施先生不仅把文章放在第一篇，还运用了多元素的编辑语言？
沈建中：施先生为了这篇文章，向鲁迅先生要来了柔石的照片和手迹，这是新文学史上重要的史料和文物。他还配上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画《牺牲》，因为这幅作品是鲁迅先生在文章中提到的。他还觉得不够，又加上一张鲁迅的照片。当时时间仓促，这张照片是施先生从一张合照上剪裁下来的，原照是鲁迅在宋庆龄家里和萧伯纳的合影，施先生配的说明是：最近之鲁迅。
高渊：这篇文章发表在1933年4月，几个月后的秋冬时节，施先生和鲁迅先生发生了争论。在当时的文坛上，即便平时关系不错的人，发生一些类似的争论并不在少数，所以后人不应过度解读？
张文江：鲁迅先生逝世后不久，在虹口公园举行了一次悼念活动，施先生前往参加，向报界发表谈话，表达崇敬之情。1956年秋，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上海各界将他的灵柩迁到虹口公园，施先生前去拜谒，还在报纸上发表了《吊鲁迅先生诗并序》。
在序里，施先生写道：“余早年与鲁迅先生薄有龃龉，几成胡越。盖乐山乐水，识见偶殊；宏道宏文，志趋遂别。”可见施先生对当年争论的认知。诗中更是赞扬鲁迅先生：“高文为时作，片言立其要。摧枯放庸音，先路公所导。”
《现代》：“美国专号成了盛大的告别”
高渊：除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现代》杂志还发表过很多作家的名篇，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说这本杂志是一炮而红？
沈建中：30年代初，施先生跟几个朋友在四川北路开了间“水沫书店”，办得很热闹。1932年爆发了一·二八事变，众人散伙，施先生回到松江继续当中学语文教师。
才过了两个月，他受现代书局的邀请，创办并主编《现代》杂志。由于时间紧张，先生请来他的两位好友帮忙，戴望舒帮他选编新诗，并负责法国和南欧文学的编辑工作，杜衡帮他审阅杂志的评论，还担任一部分小说的审稿事务，另外还得到了冯雪峰的帮助。
这年5月份创刊号发行，初版3000册在5天内售完，又加印了2000册，然后还在内地加印1000册。
高渊：《现代》后来的影响越来越大，主要原因是什么？
沈建中：施先生说过，他首先在创刊号上发表“创刊宣言”，明确这是本普通的文学杂志，而不是同人杂志，他表达了“希望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
他这么做不仅是想吸引更多的作者和读者，而且说明这本刊物没有政治倾向，撰稿者也没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对于出版者现代书局来说，这样一篇“创刊宣言”是必要的，可以尽量避免因刊物政治倾向鲜明而遭到查禁。
同时，在编辑的内容与形式上，施先生也下了功夫。除了发表中国作家的稿件，还翻译外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并开设“艺文情报”专栏，让读者及时了解各国文学的思潮和一些著名作家的近况。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外国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采取的是介绍而非宣扬的态度。
高渊：除了这些，施先生的营销推广手段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沈建中：在刊物的形式上，他用过“特大号”“增大号”“狂大号”等专号，通过增加篇幅，充实和丰富内容，来刺激市场。先生说，以“特大”“增大”“狂大”的噱头冠名，对销售很有效果。他90多岁的时候，还清楚记得第二卷第一期“创作增大号”，那期的作者都是当时文坛上颇有影响的作家，作品质量相当整齐，在风格上各方面均有兼顾，出版加印两次，共售出1万册。
后来，第五卷第六期出了“现代美国文学专号”，是当时最大的扩大号，有400多页。这期专号，先生跟杜衡花了两个多月精心编辑排校，设计了一张一折四页的长目录，并在前一期作了预告。内容主要是4篇对美国的小说、戏剧、诗歌、文艺批评的现状评论，以及代表性作家专论和作品，还有一战后美国文学杂志编目、现代美国作家小传，更有36张美国作家照片等。他还写了导言、编后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附有读者意见表，征询读者希望下次编哪一国文学的专号。
施先生说，其实那期美国专号是打个掩护，为接下来准备出“苏联文学专号”先探探路。
高渊：计划中的苏联专号为何没有问世？
沈建中：施先生一开始是《现代》的唯一主编，后来现代书局老板要他跟杜衡合编，先生预感这会使杂志风格发生变化，但老板的提议他不便拒绝。他跟杜衡私下约定，坚持“创刊宣言”的原则，但后来两人分歧越加明显，逐步由杜衡主持编务，编到第六卷时书局资方分裂，先生便主动辞职了。抗战开始后，杜衡投奔了国民党，后来担任《中央日报》主笔。先生对他非常失望，老朋友的交情也从此冷淡了。
先生当初的设想是，编好美国专号，接下来是苏联专号，然后编法、英、德、日等国的专号，没想到美国专号成了他在《现代》一个盛大的告别专号。他晚年想起当时想做的而没做成的事，真有点西楚霸王的感慨：“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高渊：《现代》只是施先生编辑生涯的一小段，便已如此风生水起。是否可以说，在他的“四窗”之外，编辑出版可以称得上另一扇窗？
张文江：施先生的趣味和成就，不是东南西北四扇窗可以概括的。他担任《现代》主编时才27岁，还编过《璎珞》《文学工场》《无轨列车》《文艺风景》《文饭小品》，跟阿英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等。1978年后，他主编《词学》《外国独幕剧选》《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三卷）》等。
他对编辑出版工作的热爱，是一以贯之的。王兴康、宫晓卫和我是他带的第二届研究生，他们毕业后分别去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山东齐鲁书社，而我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最初施先生希望我也从事编辑工作，他的理由是，当编辑要改别人的文章，一搞出版就什么都会了，自己的语文也会变好。
教书：“总觉得自己还是做教书匠最合适”
高渊：在施先生晚年，不少人想为他写传，他总是劝他们不要写。他说应该为伟人立传，而他是普通人，一个编辑、教书匠。由此可见，他对自己的定位是编辑和教师，怎么看待他在教书育人上的成就？
张文江：从事教育和当编辑一样，也可以看成施先生所开的一扇窗，这是当之无愧的。
教师是他一生的职业。1937年抗战爆发，施先生一肩行李远去昆明，因为朱自清向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推荐了他。他是抗战后第一批到昆明的，后来西南联大也在那里办学，他结识了很多著名学者。
后来，他辗转在厦门大学、江苏学院任教。1947年回到上海，在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沪江大学、大同大学等执教。1952年后，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
1941到1944年，施先生在厦门大学，当时厦大临时迁到福建长汀，那里有座山叫北山，学校就在北山脚下。从那时起，他开始用“北山楼”作为书斋名，纪念这一段因缘。以后不管住在何处，书斋名从未更易。
高渊：施先生当了大半辈子教授，他自己怎么评价这份工作？
沈建中：先生跟我说过，他带的三届研究生，从专门研究唐代文学，到元明清文学，还有汉魏南北朝文学，有人说研究生论文可以编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史研究》。施先生是当笑话讲的，但也说明他的教学工作情况。
施先生晚年写过《最后一个好朋友——冯雪峰》，他们从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交往。1949年后，冯雪峰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曾写信邀先生赴京共事，却被先生婉拒了。我曾半开玩笑地问他，当时去了北京说不定能做大官。先生连连摇头说：“你想错了，我怎么可能去做官，这辈子是不会的。几十年来，我一直从事教学，总觉得自己还是做教书匠最合适，每星期上几节课就没事了，到了寒暑假就更舒服啦，无忧无虑，自由自在。”
高渊：曾有人提醒施先生，说他写了许多杂文、随感和小品文字，不妨叫作“气窗”。对此，施先生认可吗？
沈建中：先生不反对，他曾说人之有气，是自然之事，人是感情动物，既有喜怒哀乐，也有生气、赌气、发脾气的时候，当然还有打气、鼓气的愿望，或者泄气、出气等感情上的要求。
他又说，发而为文，最终还是希望善为疏导，让社会生活一切矛盾解决得更合理些。这也是报刊设置杂文、随想类专栏的本意，并非存心和谁过不去。
高渊：1949年前，他出版过《灯下集》和《待旦录》两本杂文集。上世纪50年代，他在报纸上写专栏，发表了不少杂文。但这扇“气窗”，也给他惹了祸？
沈建中：那是1957年，先生写了一篇名为《才与德》的千字杂文，主要是批评任用干部任德不任才的现象，提出要不拘一格用人才。
稿子寄出几天后，他突然感觉不对，赶紧打电话给报社，希望将此稿退还，编辑说来不及了，已经排好上了版面。没过多久，上面叫他在右派通知书上签字，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说没有意见，一挥笔签了字。这之后将近20年，他不再任课，在资料室工作。
高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地回春，施先生说他见猎心喜，忍不住又想动动笔杆子，再次把“气窗”打开了。
张文江：他又开始写散文、杂文，特别是住院开刀后，停止了一切社会活动，整天坐在家里执笔为文，有评论社会时尚的，有议论戏剧长短的，也有回忆文坛旧友的。他说，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又管起“闲事”了。
有的杂文还引来一些争议，比如《匹夫无责论》，他对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提出不同阐释，认为匹夫既不能兴国，也不能亡国，天下兴亡对匹夫来说只是换一个奴隶主罢了。接着又写了一篇《匹夫有责论》，大意是民族有消长，朝代有兴亡，而中国始终存在，要对国家负责。
海派：“宫晓卫在外地，也不能漏掉的”
高渊：施先生不仅开了写小说、做翻译、研古文、收碑帖这四扇窗，同时在编辑、教书、杂文等领域也建树颇丰。他以人生百年，开窗多扇，用现在的话说，堪称“斜杠老人”。作为后人，应该如何恰如其分地评价他的文坛地位？
张文江：2003年，施先生去世后，有研究者撰文说，他生在杭州，住过苏州，成长于松江，成名于上海的都市。他上过四所大学，立意交友与追求学问；他精通英文和法文，译作众多，却钟情于中国古典文学；他以现代派的姿态扬名，又以传授古代文化立身。他完整地见证并参与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重建与发展，可以称为海派文化的“标志性建筑”。
在我看来，这样的评价实至名归。如果从正面的意义看海派文化，比如兼容并蓄、海纳百川，以及吸收新事物、感受新潮流方面，施先生应该是20世纪中国海派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
高渊：施先生喝咖啡、抽雪茄、读新潮书，能写新旧各种文体，编百家争鸣的刊物，也能翻译西方文学，还能一头钻进金石碑帖中。他身上百川汇海和不设限的特质，是否体现了海派文化的精髓？
王兴康：施先生是很时尚的。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上海书店影印的30年代《现代》杂志，很受震动。这份杂志距今已经90年了，但它的封面设计充满现代派气息，与杂志定位紧密贴合，即使现在看一点都不落伍，我觉得是上海滩最好的封面。
我们做杂志要成立一个编辑部，施先生当年的工作涵盖了选稿、美编、广告、营销，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不仅封面，它的内容也紧跟欧美文学主流步伐，只要有新的东西出来，在《现代》上马上就有反映。
我上研究生时，跟施先生学的偏向古籍，这些年对他另外几扇窗了解得多了，很是感佩。人一辈子能开一扇窗就不容易了，他却一下子开了这么多。海派文化是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融会通，既洋派又中国，既摩登又历史。毫无疑问，施先生是海派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高渊：施先生开了这么多扇窗，他是以怎样的精神治学的？
王兴康：施先生是凭兴趣做事，而且兴趣层出不穷。他是个天才，做学问从来不会做得很苦很累。收入稍微好一点，他就吃得好一点，如果日子难了，就省一点。他名字里有一个“蛰”，实在什么都干不了的时候，他就关起门来抄抄碑。
但他又是入世的。比如他很好客，不管谁登门，他都真心接待，来信也必定回复。他年轻时，社会活动能力很强，有很多三教九流的朋友。《现代》杂志在他的主持下能办得红红火火，跟他的包容性密不可分。晚年因为身体原因出不了门，他依然关心社会，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一辈子都不落伍。
高渊：在生活上，据说施先生也很海派？
张文江：这是他的性情。有一次施先生在抽雪茄，我随口说起从没抽过雪茄，他就送一盒给我尝尝鲜，那是他托人从国外带来的上好雪茄。还有一次，我跟兴康、晓卫难得一起去看他，施先生很高兴，叫家里人拿了200元，他走路不方便，请我们自己去吃大闸蟹，那时我们都工作好多年了，兴康、晓卫还当了单位主要负责人。
王兴康：这样的事还有不少。我们三个人结婚，施先生都会送一件礼物，他还说过，宫晓卫在外地，也不能漏掉的。
《唐诗百话》出版后，他送了一件羊毛衫给我，我说我是责编又是您的学生，有事弟子服其劳是应该的，但他一定要我收下。后来另外一家出版社为他出了本书，施先生又买了一件羊毛衫，让我给责编送去。对方坚决不肯收，我说施先生连我都送，对方才收下。
上世纪90年代初，我第一次因公去香港，行前问先生要带什么礼物，他说买包雪茄吧。我在香港人生地不熟，没找到好的雪茄，就买了包普通的。先生说蛮好，还跟我讲古巴雪茄好在哪里，烟灰都是一圈一圈的。而他当年下乡劳动时，抽的是“生产牌”劣质香烟。先生就是这样，能屈能伸。
远行：“一个人为人处世，如能既不拍马屁也不骄傲，就可以了”
高渊：施先生夫妇育有四个儿子？
施守珪：对，我父亲是长子，叫施莲，生于1930年，三个叔叔分别叫施蓬、施荙和施邁，他们名字都带草字头。我这一代的名字里都带一个王字旁，也是祖父定的。
父亲小的时候，跟着我祖父在长汀的厦门大学生活过，后来从军，结婚后跟父母住在一起，我就出生在愚园路“北山楼”。我三岁多的时候，一次不慎从二楼阳台摔了下来，还好一楼是邮局，地上堆放着报纸杂志，只是有点胃出血。
父亲在2019年去世，是他们四兄弟中最后一个走的，他们都学的理工科，原因之一是我祖父认为学文科是非多，现在后代里还没人继承祖父的衣钵。
高渊：你祖父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
施守珪：我家世代儒生，曾祖父是位老秀才，古典文学的学养很深，祖父从小就跟着学习，从《古文观止》读到《昭明文选》，深受熏陶。曾祖父的小楷写得工整漂亮，是唐代写经那一路的，祖父也跟着练字。
曾祖父早年以教书为生，后来担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文牍，类似现在的大学校长秘书，还兼任掌书，相当于图书馆馆长。辛亥革命后师范学堂改组，他就闲居在家读书写字。不久后，松江新办的履和袜厂请他去当会计，没多久升任厂长，从此走上经营工商的道路。曾祖父非常勤奋，每天在厂里从早忙到晚。他很爱国，讲究修身立德，这些都深深影响了我祖父。
高渊：祖父离开的时候，你陪伴在身边吗？
施守珪：他去世前两天，我正在南京开会。当时我在海南出版社工作，接到家里人的通知后，出版社专门派车把我送回上海。祖父一开始还清醒，他一直坚信自己的身体没问题，不喜欢住医院，也不喜欢在身上插管子。他走的时候，所有在上海的儿孙和曾孙，都陪伴在他身边。
我跟祖父一起生活了30多年，感情很深。当年我每次出差前，都跟他说要去哪里，他去过很多地方，就会说那里什么东西好吃。我就给他带点回来，他常感叹不是以前的味道了，可见他是很怀旧的。
高渊：祖父母都活到将近百岁，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养生之道吗？
施守珪：祖父喜欢汉镜背面常有的一句铭文：“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他说“仙人”是指住在山里的人，“玉泉”是山涧中的泉水，也可以说是现在的矿泉水，“枣”就是现在的红枣。我的二叔在河北沧州工作，经常带红枣来。
祖父晚年向别人推荐吃八粒红枣加一个鸡蛋。其实这是我祖母所好，祖父更喜欢吃粽子，他一般每天吃两顿，早餐在上午10点左右，吃一个煮得软糯的肉粽，晚餐吃粥或面条。下午吃点心，通常是喝一杯奶粉加咖啡，几块饼干。他不喜欢吃补品，偶尔吃一些时鲜水果。
他晚年不能出门，除了睡觉吃饭，整天坐在书桌边，大部分时间看书看报，有时把玩收藏的瓷器玉器，午睡起来接待访客，晚上写信或整理旧稿，上床后还要看一会书。现在的人看来，他的生活方式可能并不科学，长寿的原因主要是基因和心态吧。
高渊：在施先生远行20周年之际，出版界会有什么形式的纪念？
王兴康：这几年，《施蛰存著作全集》和《施蛰存译文全集》正在推进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其中，《施蛰存译文全集》已经出版了“小说卷”和“诗歌卷”。施先生可能自己都不清楚他的翻译总量，接下来还要出版他翻译的散文、评论、戏剧等，我们估计总字数有七八百万字。
他的译文全集今年基本能出齐，著作全集也已经启动。如果能完整地把他的作品全集呈现出来，这是对施先生最大的告慰。
高渊：他的著作全集大概什么时候能出齐，有什么难点？
王兴康：我估计还要三五年，最难是他的书信集，很多书信已经散到拍卖市场上去了。本世纪初，华师大出版社出过《施蛰存全集》，主要是他的著作集，当时收了上百封信。我们现在再编著作全集，主要的增量可能就是书信。施先生晚年写了大量的信，他连续好几年是长宁区写信收信数量第一名，他写的信都干干净净，字也非常好。
我刚退休时，请人民出版社相关编辑室注意收集这方面的信息，还有像沈建中这样研究施先生的学者对此也很关心，一发现新的信札，就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是，上次收进全集的信，有些是经过修改的，这次希望能够原汁原味，如果实在有点不合适的话，可以略做技术性处理。
高渊：20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施先生，最难忘的是什么？
张文江：施先生是百岁老人。20世纪以来的100年，风云激荡，大浪淘沙，不少后来被伤害的人，也曾伤害过别人。但施先生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他的一生清清白白。在毕业离校前，施先生关照我两点：一是文章应该从小文章写起，二是主要社会关系不要局限于工作单位。这大概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
毕业后一段时间，每次见到先生，他喊着我的名字说：“你写的东西呢，拿来给我看看。”如今话音依然在耳边，是鼓励，是鞭策，警示我不敢懈怠。
沈建中：我曾问过先生为什么写作，他说千言并作一句讲，30岁以前为了想做作家而写作，30岁以后为了想做一个不丢脸的教授而写作。他说这都是为“名”，背后也有为“利”的动机，那就是发表文章有稿费，可以补贴生活，抽几包高级烟，吃几个蹄髈，就满足了。他自嘲这是“臭老九”的名利思想，也可怜得很。
施先生以老庄思想养生，“荣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他认为，一个人为人处世，如能既不拍马屁也不骄傲，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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