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著作，大凡都是在当时的皇帝所特许而写作的。但是也分两种，唐朝应该是个分水岭。唐朝之前，历史著作多由史学家写出来，国家行政当局看没有大的问题，就认可而且得以颁行，这类如最著名的司马迁之《史记》，班固之《汉书》，左丘明之《左传》；到了唐朝和唐代以后，史学记录就改为由国家的君主倡导，并选择官员组织撰写修订，历史著作，逐渐变为皇帝进行封建统治的精神工具。这种历史著作的撰写修订，被称之为“敕撰”！

敕撰之史，往往不是由一个人写成，而是由很多写作之人共同完成。这就特别象编软件的，最初的软件，可能是一人写成，后来，规模系统越来越复杂，编软件就由项目组来完成，组员各司其职，每人编写一段源代码，最终集成而为。

《明史》就是这样一种敕撰之史。

孟森的《明史讲义》里写的很清楚：

“在清代修成《明史》时，有国已将及百年，开馆亦逾六十载，承平日久，经历三世。着手之始，即网络全国知名之士，多起之于遗逸之中，而官修之外，又未尝不兼重私家之专业，如是久久而后告成，亦可谓精益求精矣。”

当然，既是敕撰之作，自不免要迎合统治者的政治思想和趣味。对于清朝废尽明之思想有利的，自当大书而特书。比如孟森在他的《明史讲义》中提到：

“既成之后，当清世为史学者，又皆以尊重朝廷之故，专就明史中优点而表扬之，观四库提要所云，可以概见。”

同样，敕撰之作，综观《明史》，其缺点也是很明显的，除了任何史书都难免的史实错误，前后矛盾之外，最主要缺点就是隐瞒事实之真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清在建国之前曾臣服于明的事实；二是清入关之后南明诸朝廷存在的事实。清是建州女真人建立的，建国之前，曾经长期臣服于明，其首领经常朝见皇帝，上纳贡品，朝廷也常授予或允其袭替官职。这些事实，《明史》都一概讳见，以致明朝督抚辽东的文武诸臣，即使《明史》中有传，其在辽之事迹亦隐晦不明。明灭亡后，在南方各地先后有弘光、隆武、绍武、永历朝以及鲁王监国等南明政权，时间达20多年，《明史》亦隐讳未书。此外对于规模宏大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起义斗争，也无专门的列传予以记载，而只零见于明朝有关官员的列传中。

所以，在我们读史书的时候，都不能忘记，对于非敕撰之作，自有其作者的眼光局限之处，而对于敕撰之作，更有其有意错误，隐瞒或者指鹿为马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去明辨，要有考证的眼光去对待，这样才能还我们的认识一个真正的历史变迁。

对待重要的史学著作如此，对待充斥我们身边的快餐文学和布衣娱乐，更应如此，我们可以欣赏，但要勘误，正确处，会然一笑，错误时，自当明辨是非。这样当这些文化不知不觉中作为参考意见指导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才不至于因当时的误解而使我们误入歧途而后悔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