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贤祠在蒲城的建立，现在大部分人已不知，只晓的只能从志书中略知。

光绪版蒲城县志，记载尧山书院曾立有王鼎、程仪凤之文人牌位，是对两位文化人对文教事业的贡献及本人享有文名的尊敬和承认。立碑于书院，每年农历七月十五孟秋中元节，供后人参拜祈祷，供奉敬仰。此举不只是对文化人的一种传承和崇拜，也是对文化的一种弘扬和继承。在光绪版蒲城县志中，我们看到的就是王鼎和程仪凤两人，至于立碑于尧山书院的时间，没有确切的时间，现也没发现和查到此块碑石，估计应在王鼎和程仪凤先后去逝后，对两位文化大人的尊敬和纪念，开始立碑于书院的，应为道光年后期，或咸丰，或同治年，也许光绪年，道光年后期还是准确些，不会时间延后，延后的只是年年朝朝对两位的祈祷仪式。

在乡友邓国涛提供的民国版蒲城县志中，为我们提供了该志刊载的宗教祠祀志中，有九贤祠专记，除有邑绅王鼎、程仪凤两人外，还有邑绅王得颖，邑侯罗文思，沈元煇，夏秉衡，叶藩，曹志升，周相焯七人，“九贤祠在尧山书院中庭”，祀九人于中庭，“以其皆有功于文教也”。“每岁孟秋中元节为祭祀期，光绪壬寅（1902年即光绪28年），周政伯太史主讲书院，以祠阁地址狭隘于中庭，后特筑一室供神主其中，朔望率生徒拈香跪拜，所以崇功德识景仰也”。《民国三十七年   蒲城县志稿》  邑绅既为本县籍人士在外者，邑侯为在蒲城任知县的外籍人士。道光年后期创立的文人碑石，供师生及社会景仰祀拜，营造崇尚文化，重视文教事业，形成社会良好风气，对当地文化及教育事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王鼎和程仪凤之后，又续加的七人，不是道光后期出现的人物，而是跨度之大，重视程度之高，规模也是宏大的。据查有关资料，创建尧山书院的是四川罗文思。乾隆十四年（1749年），罗文思从商南调来蒲城任知县，看到蒲城“诸峰特秀，人文蔚起。科举于此称最焉”。但罗文思到基层看到的并非繁荣。连续饥荒后，“地方凋瘵，一切賬抚劳徕，不遗余力”。每问百姓疾苦，都指贫苦连连，但看到的都是读书声不断，百姓的日子再苦，但不忘读书习文，已是蒲城之普遍风光，可见文化之盛现象。但苦苦无学堂，无教育之地，都知“地之美者善养禾”，“夫禾种之美者也，而养之必以其地”。罗文思深感“书院者，其养士之地乎！蒲，大邑也，未有建焉，余念阙如”。罗文思知蒲城之大县，文化传承之盛，怎么没有教育之地呢？县城连一所书院都没有，如何能出人才？促使罗文思必须建一所书院，供百姓子弟有正规的书院攻读诗书，尧山书院从此成为蒲城一所正规的教学基地，有名的学府。从乾隆朝到清末代宣宗年，尧山书院历经多次修缮，历经社会动荡及战乱，饱经风霜，但都坚持到清灭民兴，书院逐废，改为学堂，尧山书院走到了尽头。蒲籍三合人，光绪进士周爰诹，清代末期翰林院编修，清灭民国兴起，他回乡主营尧山书院，并多有著书，留下多部经典史书，真为蒲城又一名人文士，历史应永铭记他对文化的贡献，永不能忘记周太史政伯——周爰诹先生。

附记九贤祠名人简要：

邑绅王鼎：蒲城籍，城关镇人，清嘉庆进士，嘉庆、道光朝等部侍郎、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等。

邑绅程仪凤：蒲城原任乡程家村人，嘉庆25年进士。道光朝兵部武选司郎中，诰授中宪大夫，后返乡主讲长安关中书院，后任关中书院山长。

邑绅王得颖：蒲城籍人，附生，孝廉方正，任湖北安陆府知府。

邑侯罗文思：祖江西杏水，先世职四川，文思从四川初试陕西商南知县，后任蒲城知县。

邑侯沈元煇：乾隆二十一年润九月，代理蒲城知县。

邑侯夏秉衡：江苏华亭人，今上海松江人，乾隆十七年中举，二十八年任蒲城知县，著书多种。

邑侯叶  籓：原居杭州，乾隆辛未科二甲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后南昌、蒲城及同官知县，后两广知府，诰授中宪大夫。

邑侯曹志升：不详。

邑侯周相焯：周天度之子，字荣甫，号九悟，清道光进士，历任知县，以守蒲城功升知州，同治五年（1866年），擢署凤翔知府，赏戴花翔。著有《蒲城守城记》，《题画诗》行世。

    2017年7月酷暑 

2021年六月稍修上机。